记者：您关注过"五四"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能谈谈其中存在的问题吗？ 宇文所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比方一个清朝的文人，可能觉得跟一个朝鲜的诗人或者一个日本武士有共鸣，而不会跟一个中国农夫有共鸣，是以阶级来决定身份认同，而没有国界的感觉，是泛文化的概念。而到20世纪时，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认定身份的方式发生变化，就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紧密相连。这种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延续到今天。 记者：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您怎么看这种带有主观意图或称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胜。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记者：您主持的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的角度、口吻和方法来再现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如我在演讲里所说，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