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在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与袁庚并肩作战的同事及其员工，大多已经离休或者退休，也有的先走了。听说袁庚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同意为他写本传记，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欢迎，欣然接受我的约见和采访，帮助我广泛搜集袁庚的素材。 招商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老人，在向我介绍袁庚初到招商局情况以后，还用颤抖的手写了三页纸的材料回忆袁庚，送给我作为参考。 当然也有例外。今年73岁的梁鸿坤是广东新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广州铁路局干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工作。1973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交通部从原铁道部中抽调了梁鸿坤和另一位干部外驻香港招商局工作，不久，任命梁为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和善、精明而又谨慎的小老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他极不信任地询问道：“请问，你是写真实的袁庚，还是因为宣传的需要拔高他？” 我告诉他，我除了多次采访袁庚本人及其家人之外，在找你之前，已经采访了36个袁庚同事，包括至今还在反对他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十六个字的为人立传方针。我特别强调蛇口老同志都很帮我。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孙绍先叮嘱我到香港找你们这些老人谈谈。已定居上海的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特意飞回深圳，接受我的采访。 “那好，”梁鸿坤说完又沉默了一会，接着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1973年9月30日，被康生罗织罪名而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他的胆识和开放意识，得到叶飞赏识。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那天，叶飞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袁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对“打开局面”几个字怦然心动，当即答应可以，但要先过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叶飞即派他赴港调研，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后，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供部党组研究定夺。 1978年6月，袁庚赶到香港招商局那天，没有立即走进位于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高的大厦，他在楼前看了看，一时默然无语。以往，每回出国公干途经香港，他会到交通部属下的这个招商局来歇歇脚。那时，他只是一名过客。现在，他可能要常驻这里了。“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有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唱腔，香港人因而把进入香港的内地干部，统称为“表叔”。部里来的“表叔”不走了，他无法预料，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测，他的人生在60岁以后会来一个大转折；更没有想到，他推行的众多变革竟然会对渴望革故鼎新的当代中国产生一道道冲击波。 袁庚在招商局集体宿舍安顿下来之后，立即找干部谈话，一天安排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想不到安排谈话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梁鸿坤走进袁庚的临时办公室，没有在袁庚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选了稍远一点的位子，半欠着身子坐下去。看上去，袁庚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身板硬朗，说话中气很足，沉稳而干练。梁鸿坤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更不明白他来调研的目的，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现在“钦差大臣”满天飞，你满怀改变现状的热情对他说了一大堆情况，他也很认真地记录了一大本笔记，然后呢，他说回去汇报、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就“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把你反映的情况泄露出去，他走了，你只能留在原地“吃不了兜着走”。 袁庚浅浅一笑，看穿了他的矛盾心理，知道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催他，适时地结束了谈话。其实，他走进来的时候，袁庚也在打量他，觉察出这位小个子干部是个精明而又谨慎的角色。 袁庚工作讲究效率，你愿谈，他很欢迎；你不说，他也不勉强。你不要以为你不说，他就掌握不到情况。最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你就对他心服口服，愿意把心里话通通告诉他。 袁庚第一次找张振声谈话的时候，快人快语的张振声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振声是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在香港的益丰公司与远洋公司不属招商局，却由招商局代管，属一个党委。张振声是党委委员。他说，不论是招商局，还是远洋，业务都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看守性质。招商局更惨，清朝洋务运动中靠船队起家的船务公司，现在连一条船都没有！袁庚大吃一惊。还有这等事？真是不可思议，请你再详细说说。张振声带点牢骚地说：国家对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限制很多，出门也必须有两个人同行。不仅思想上限制，业务上也管得死死的，凡是业务上的事，必须报北京批准，几千元的开支都必须北京同意才行。部里对派驻香港企业不放心，不放权。记得六十年代，招商局的办公室非常小，只有一座四层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把自己100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招商局想买下来，但是没有自主权，必须报请部里审批，我去北京跑了两次，结果没有获批。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眼看着香港飞速发展，我们啥事都不能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20年，心里憋了一股气。 几天以后，袁庚找到梁鸿坤：“老梁，你带我到各处走走。” 梁鸿坤以为袁庚要到各个科室转一转，哪知道他要上街。梁鸿坤试探着问：“还找人谈话吗？”袁庚说：“要啊，也想实地看一看。” 袁庚走起路来，嗵嗵作响，步幅很大，比他矮一个头的梁鸿坤往往会跟不上。 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翕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让朱士秀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总部楼底下的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姓名、经营状况、每月盈利情况，袁庚都能一一说出来，甚至还与招商局干部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朱士秀在这幢楼内进出好几年了，他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对袁庚很佩服。袁庚听人家夸他“厉害”，心里有几分得意，脸上漾出笑意，说：“你们忘了我是搞什么出身的吗？” 多年的情报工作，还让袁庚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获取信息。 香港招商局订了三份报纸，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其他报纸不是没有经费订阅，而是按照相关纪律，禁止外派干部阅读非左派报刊，以免上当、受骗、中毒。袁庚翻阅这三份报纸，总体印象是比北京报纸要开放、开明很多，但消息面还是比较狭窄，总觉得不过瘾、不解渴。他立即跑下楼去，在街头报摊上买回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亲大陆的，也有右翼势力的，甚至还有反华报纸。在这段时期，袁庚特别重视港澳台以及外电对5月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分析和评论，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治动向。 几天下来，袁庚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开始喜欢上了《信报》，觉得这家报纸的言论及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也就是维持了一个“信”字。若要人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后来，当他正式掌控招商局以后，以及他在深圳蛇口挂帅改革甚至离休赋闲在家的时候，都是《信报》的忠实读者。 这一天，袁庚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明报》分类广告栏内献映影片上一一划过。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中，最多的是起源于六十年代的“风月片”，什么《洞房趣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标明“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等等字样。他便放下报纸，走出办公室。 他找到梁鸿坤，劈头就问：“你看过风月片吗？” 梁鸿坤心跳骤然加快。他想，我就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我人在香港，不论资产阶级刮什么香风都不会让我迷失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我怎么会去看黄色下流影片？这一定是有什么人乱告状，诬陷我！ 他刚要分辩，袁庚接着说道：“老梁，你带我看看风月片好不好？” 原来如此！梁鸿坤放下心来，但是，他根本不敢挪动一步。梁鸿坤内心的恐惧立即让袁庚感觉到了，一股无名火蹿上脑门，将他训了一顿：“有什么问题？我带你去！”袁庚转头就走，梁鸿坤不得不跟出门去。 走在街上，梁鸿坤还不时回头，唯恐有人跟踪，更怕在影院内被熟人发现。他七弯八绕领着袁庚钻进湾仔利舞台电影院坐了下来。 这是一部拳头加枕头的烂片，还没看到一半，袁庚拉起梁鸿坤就走，在电影院门外，冲着梁鸿坤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在香港太古城广场五楼太平洋咖啡厅，背景音乐柔柔的、软软的，是一首谈情说爱的粤语歌曲。我与梁鸿坤坐在落地花架背后的僻静处。梁鸿坤说到这里，大概回忆起袁庚走出电影院时那种“不过如此”的神态，竟然开怀大乐。 很快，老人收起笑容，严肃地告诉我：“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因为暴露出老领导的一桩秘事，梁鸿坤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歉疚，紧张地注视着我，看我有什么表情。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他什么都想知道。”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党政干部因看三级片（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香港称之为“风月片”，国内笼统地定性为“黄片”）而受到处分甚至丢官的，大有人在。袁庚胆子也太大了！回到深圳，我就到袁庚家核实这件事，老头子笑而不答，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被我问急了，他反问我的思维是不是还是小时候听大人所教的那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难道世间的事只有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两个极端？ 袁庚走出电影院，回想电影院内的观众，发现上了年纪的人居多。这些老人为什么想看风月片呢？钱钟书先生说过，年轻时找对象，喜欢找年纪大一些的，是希望自己尽快地成熟；上了年纪时找对象，喜欢找比自己年轻的，是渴望回复青春。风月片除了迎合少部分观众不健康心理之外，也符合老年观众的生理需要，这是这类影片存在的一种理由。 一年后，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邀请袁庚去看电影，从片名上看就是三级片，袁庚不仅自己去，还带上招商局几个老头一同去观看。 散场后，袁庚发现这几位老同志脸上漾起少有的红晕。袁庚乐了。 老家伙，是不是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了？ 袁庚奉命到招商局调研，不仅对招商局本身的工作和人事进行调查了解，还对招商局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广泛而多方面的考察。考察中，袁庚开始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革命就是反动”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化了，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他在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些东西，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也是有用有益的，也是可供借鉴的。他不是说三级片，本着好奇心看了不到半部三级片以后，他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他的视觉、触觉所指向的是香港的工商贸易、典章制度，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还有勤政廉政、新闻媒体的自由运作等等，兴趣十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