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秋，是戴维救了他四十二岁的母亲一条命。他说，只有他妈妈也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他才会为在普林斯顿大学注册而做体检。当时，桑塔格感觉身体很好，但是，体检和种种测试表明她得了乳房癌。她对收到的最初体检结论不满意，尽管呈阳性的活组织检查要求马上施行手术，桑塔格还是花了十天时间向一些医生咨询。她让医院给她做了更多的检查，查了更多的医疗记录，甚至还飞到克里夫兰诊所调查乳房彻底切除的变通的可能性——当时，这种方法被视作风险很大，因为它可能会在她的胸部肌肉和其他组织中留下癌细胞。桑塔格希望尽量少损毁其外形，但是，她更希望的是能活命，所以，她选择了彻底切除乳房作为加大自己幸存希望的最佳途径。一九七五年十月，桑塔格在位于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针对乳房癌做了乳房彻底切除手术。 桑塔格坚持要求医院告诉她真实的病情，医生说她能再活两年的概率仅有百分之十。有个医生说她只能再活半年了，还有个医生说：“你的癌症扩散性很强。”她对这一诊断的第一反应纯粹是恐怖。她认为这是判了死刑，是一种诅咒，她不禁纳闷：“我这辈子究竟作了什么孽要受这份罪？……我感觉糟糕的时候，分辨不出这是否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生理上的，我倾向于认为这都是心理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是我自己的错。”手术后头几周恢复期间，她想，强忍着悲痛就会得癌症，这念头一直折磨着她。她谴责自己过了错误的生活。现在，悲痛压垮了她：想到从此将要离开戴维、离开她心爱的作家生活，她似乎快受不了了。 桑塔格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克服这些低落的情绪，她发觉自己是多么想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她对病人自感羞愧的方式、对他们因为自己的疾病而责备自己的方式感到气愤。病人们感到害怕，其行为举止看上去仿佛他们有的是什么下流的东西。因担忧而不知所措，他们变得没有能力来应付自己的病。癌症尤其担了一种特别的污名，不像心脏病一类毛病。癌症病人被描述成一帮攻守同盟之辈。桑塔格注意到医院寄给她的邮件都没有盖邮戳，好象邮件有色情内容一样，她因此被激怒了。 桑塔格开始阅读医学文献和国外的科学杂志，过了几个月，她才决定在巴黎实施治疗方案，这是一种带有极端试验性的三十个月一疗程的化疗方案，需要大剂量地使用一些尚未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许可的药物。对此方案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医生劝她别这样做。她可知道这一治疗会有多么痛苦、又有多么危险？她可知道头发掉光会让她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她注意到别的病人老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光头的形象上。这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有个病人告诉她某天早上她醒来会发现头发全掉枕头上了。桑塔格这才明白——她的头发会掉落，像帽子一样。当然，即使在这一恐怖时刻，她还是清楚，头发掉光不会成为她生活中的什么大悲剧。 她开始了在巴黎的治疗，后来又劝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医生遵照法国方面提出的治疗方案，附以一种免疫疗法，旨在增强其身体的免疫力，抵制癌细胞扩散的疗法。经过八个月的治疗，桑塔格的头发又长出来了，比以前更密也更灰白了一些。 这样概括地说了桑塔格所作所为以及她是如何处理她的治疗，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她面对癌症和克服她自己对癌症的恐惧时所表现出的勇敢和机敏。她阅读医学文献，使得她抛掉关于疾病的心理解释；必须向人们表明，他们生病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责任，但他们有责任找到可能有的最佳方案来抵抗疾病。此时此刻，她产生了撰写一本有益的书——《作为隐喻的疾病》——来对付听天由命和惧怕的想法，尽管还要过整整六个月桑塔格才会感觉到自己康复到能动笔了——而后，她又必须完成讨论摄影的书，然后才能尝试写另一本书，以便对四处蔓延的疾病心理化发动全方位的进攻；这种心理化歪曲了如此多的关于疾病的思考、同时又歪曲了许许多多其他事情的面貌。 桑塔格从未产生过向死亡屈服的想法。她希望继续生活下去。她把不为生命抗争与她母亲的被动性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不要紧，差点让她发疯。如果桑塔格再活两年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十，那么，她为什么不可以是这百分之十的一份子呢？“总有人在这百分之十中间的，”她心想。 化疗是痛苦的，而且还有后续的试验性手术。迟至一九七八年春，桑塔格作为门诊病人继续治疗，一周一到两次。“我身上一直有点痛，”有次她对记者说，“就现在，我左臂靠近手腕的地方还痛，这是因为一次手术中某处神经受了影响。” 但是，与癌症作斗争让桑塔格感到身心舒展，也促使她对自己的生涯进行思考。她为什么对重新开始小说创作这件事一拖再拖？她为什么长篇小说动笔后又放弃？如同一贯的做法那样，她在他人的生涯上寻找灵感与洞见。甚至在她的癌症发现之前，她已经开始写画家弗郎西斯·培根；她将他称为“假早熟”，因为他是个“发育迟钝者”；这种说法她会开始用在她自己身上。 在长达二年半的时间里，每周去几次医院，这使得桑塔格以一种新的方式面对众人。病人在受罪，而几乎得不到医生的支持。桑塔格有次问一个医生怎么看待导致癌症的心理原因，他回答道：“嗯，关于疾病，人们有许多滑稽的说法。”从医生那里你得不到帮助。桑塔格希望帮助病人，写本书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办法是告诉每个病人别因为患了癌症就难堪，同时，要找到把癌症仅当作一种疾病而非其他来治疗的医生。癌症并不比肺结核神秘，能够找到治疗方案，也能够治愈。 桑塔格有过亲身体验后，对病人的心理变得敏感起来。病友们不仅从她那里得到同情，而且知道该如何去克服自己的害怕心理。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被诊断出癌症后，必须做耗力的试验性治疗，这时候，桑塔格总是支持他。医生告诉他治疗会极其痛苦，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只好停下来。“你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桑塔格对他说，“坚持再做一次治疗，接着再做一次。”特里斯特曼这样做了，他明白她有资格提出劝告。 桑塔格将患上威胁她生命的癌症称为“分水岭一样的经历”。她渴望有时间与戴维和她的朋友们呆在一起，抚摸他们、依偎他们，抓牢他们。从此以后，每当她出现在公开场合，每当她发表讲演，她身边几乎总是围满了朋友，她亲吻他们、拥抱他们。有他们在周围，她看上去像影星一样在展示她的力量，但是，她也是个脆弱的女人，认为自己像是“去过一遭鬼门关”似的。她不想失去时光。有二年半的时间，她不知道自己是能活下去还是会死掉。在某种意义上，她感到幸运：“去面对自己的死亡，我是幸运的。”她觉得她有时间去准备迎接死亡，去说再见。约拉姆·卡尼尤克记得，事实上还真的举行过一场告别晚会。她的朋友来给她鼓劲儿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她看上去极其平静，甚至极其坚毅，让他惊叹不已。 桑塔格一九七五年十月手术一周后，约瑟夫·蔡金致函剧作家阿瑟·米勒，告诉他有关桑塔格的情况，并提及她有一大笔医药费需要支付。蔡金也跟时任美国笔会主席的诗人穆丽尔·鲁凯泽提出向桑塔格提供经济援助；笔会以前对遭遇困境的作家有这种先例。阿瑟·米勒在一次笔会会议上提出资助“正在巴黎快死于癌症、急需用钱的可怜的苏珊”一万美元。笔会理事托马斯·利普斯科姆开始询问桑塔格病情的更多细节，米勒气愤起来，桑塔格都处于这样的窘境了，居然还有人要责问他。但是，利普斯科姆指出，笔会资助有困难的作家额度很小——大约三百美元，一万美元似乎是不可能的，经费预算无法承担。给了她，其他也需要钱的作家怎么办？利普斯科姆问道。米勒一气之下，扬长而去。 罗伯特·西尔维斯总共筹集了十五万五千美元帮助支付桑塔格的医疗费，因为她没有医疗保险。《新共和》杂志出版人马丁·佩雷茨捐了一万五千美元。为桑塔格募捐的倡议书发出去了，在上面签名的有唐纳德·巴塞尔姆、约瑟夫·蔡金、芭芭拉·爱泼斯坦、马克辛·格罗夫斯基、伊丽莎白·哈德威克、阿瑟·米勒、威廉·菲利普斯、罗伯特·西尔维斯、罗杰·斯特劳斯，还有戴安娜·特里林。 即使有朋友和作家同仁的帮助，桑塔格仍需努力工作来支付医疗费。她找到了对付她面临的压力的最佳方式：撰写《作为隐喻的疾病》。她在打“死亡”、“痛苦”、“癌症”这些词语时，笑着说：“我赢了。”她强忍着内心的恼怒完成这本书。康复之神击败了病魔；她见过因荒谬地屈服于他们所患疾病的神秘而被病魔击垮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