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东瀛岁月 “割慈忍泪出国门”——逃亡中的梁启超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公公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家属们都逃往澳门避难。当时公公的处境真是千钧一发,十分惊险。那天是1898年9月21日,当时的日本代理驻中国公使林权助在晚年所着《谈谈我的七十年》中有几节对这过程有详细的回忆。 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注:伊藤博文,曾任日本首相,当时来华游览)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一见,他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 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 “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 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之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想也有种种应该准备的事吧!我直接回到伊藤公的屋里,叙述事情的始末。……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注:康有为)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正逗留中的郑领事(注:郑永昌),让二人都化装打猎的样子。扮好了真像打猎的模样,打发他们走,但是不幸在天津车站月台上行走的时候,好像被梁的友人发现了似的。据说他们赶快隐藏到人多的地方去,但还是因被友人看见作了报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着梁。二人马上跳进帆船,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那里的上流有日本的军舰碇泊着,捕手乘小蒸汽船,又追了来。而且据说,就向河的下流有日本商船的方向下驶,并在这船的舷侧等待着。但是二人乘搭的帆船,则走近在河上流的日本军舰,摇手帕作信号。 我预先想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先由北京给那军舰打电报:“如有这样这样的男子二人去,请立即收容,送到日本。”因此,舰长心里常想着:“来了吧?来了吧?”所以看见白手帕的信号,便很快放下小船,(把人)拉上了本舰。然后就给我把梁带回日本去了!① 梁启超借助日本友人之力得免于难。出国时他写了《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② 可见当时他飘然一身离乡背井的忧伤情绪。前途渺茫,但为了维新的事业他决心在海外继续奋斗!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日本政府很厚待他,他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写道:“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③ 为了掩护身份,梁启超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因为他读了吉田松阴的书,很敬慕其为人。他和国内朋友通信多用这个日本名字,后来大姨入日本小学读书时也改名为吉田静子。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报》登文骂道:“日本访事友人云: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遁迹日本后,自知罪大恶极,不容于礼仪之邦,遂窜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晋,侨寓东京牛区,与品川子爵订莫逆交,诗酒往还,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 1898年11月11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他在日本紧张地进行救国运动,联络各界人士,报刊的经费是由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所募集,参加办报的人还有麦孟华、汤觉顿等人。 《清议报》是一本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它的宗旨是: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① 《清议报》成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海外的舆论阵地。它猛烈地攻击清政府,并对慈禧太后痛加指责,使得清政府恨之入骨,严禁进口。 到日本几个月来梁启超读了很多日本书籍。获益很多,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并给李蕙仙写信说:“我等读日本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望即以此意告之。”② “羁泊非所叹”——“双涛园群童”素描 1899年梁启超接家属到日本,李蕙仙、思顺母女是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的,刚到日本时,就住在东京。1900年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一文,他那深入肺腑的内容影响了后来几代青年人。1900—1901年梁启超又到美国檀香山、澳洲及新加坡等地游说活动。李蕙仙则带着全家居住在日本。 1901年梁启超游历澳洲半年后又回到日本,在日本流亡的14年中梁启超有5个子女诞生:思成(1901)、思永(1904)、思忠(1907)、思庄(1908)、思达(1912)。全家初到日本时虽然日本政府对他不错,但究竟还是在异国他乡,生活比较艰苦,在东京居住条件较差。最初由日本政府供给生活费用,后来靠办报纸的收入维持生活,因此生活不稳定。甚至有时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1906年梁启超全家迁到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去住,这是一位华侨借给他们的,因为这里依山傍海,可以听见海涛和后山上一大片松林的松涛声,所以梁启超将它改名为“双涛园”。当时家中孩子很多,除了梁启超自己的子女外,还有几个亲戚的孩子,在一起非常热闹,梁启超称他们为“双涛园群童”。 “双涛园群童”从小都穿日本的和服和木屐,也都会讲日本话和中国话。稍大的孩子都到神户华侨办的同文学校学习。同文学校在神户市内,从须磨到神户需乘一小火车,每天孩子们带着饭团准时去赶火车,听妈妈讲,非常有意思的是二舅思成每天在赶火车时走到半路一定要在路旁拉一泡屎才能继续走,不管大孩子怎么着急,他都每天如此,已成了条件反射,有时快赶不上火车了,自己也急得没办法,大叫“等等我!”“等等我!”后来小火车站的路警认识这群孩子了,有时他们迟到一点就等他们到齐后,才吹哨放行。 “双涛园群童”的“领班”是大姨思顺,当时她才15岁,但是已经开始作梁启超的私人秘书兼日语翻译,每日在公公指点下练习写字,读诗词,并且负起带领弟弟妹妹们的责任,大家都很服她,虽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和权威了。 梁启超每天忙于他的宣传、着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天南地北地给他们讲,尤其在晚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事。如:南宋忠臣陆秀夫为忠于大宋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被元兵逼到广州,走投无路就在梁启超的老家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上先将妻子推下海,然后背着幼主一起投海就义。这些民族英雄的精神,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并体现在他们日后的行动中。 “双涛园”的樱花树也成林,开花时节十分好看,婆李蕙仙虽是小脚(后来公公动员她放了足),但她很愿带着孩子们玩耍,到小山上去看樱花,上山时并不因为这双“解放足”而落后于孩子们,一次她的裙子和绣花鞋被山上树枝挂坏了,她也不在乎,继续和大家一起上山,一点也不娇气,下山对她来说更困难,但她从不要小孩扶,她总是慢慢地自己向下走。这种倔强的性格也影响了孩子们,他们从小就不相信眼泪,尤其是男孩子们认为哭最没出息,每逢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他们都爱大声喊叫为自己壮胆鼓劲!真有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活,独自一人率先回国;1913年“双涛园群童”在婆李蕙仙的带领下一起回到了祖国。 在“双涛园”时,梁启超曾写《双涛园读书》六首,第六首生动地道出了他近年的感想和急于为国出力的心情: 回风吹海水,轩然起层澜。 吾生良有涯,忧患亦以繁。 生才为世用,岂得长自闲。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强学可终身,羁泊非所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