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公公和婆李蕙仙 清朝礼部尚书的堂妹 1891年公公梁启超19岁时与婆李蕙仙结婚,婆比公公大4岁,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光绪十五年(1889)李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的赏识而中举,李端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作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亲手操办,他们完婚后始终恩爱如初,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李端舅公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比梁启超大40岁。这样悬殊的年龄,两人的认识会有“代沟”,但两人相识之后却成了忘年之交,在思想和学识上互相补充。李深受梁的思想影响,他开始接受西方政治、学术思想,趋向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良,康梁等变法维新人物能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是因为得到李端从中鼎力举荐。李端在变法维新运动和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发展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898年6月光绪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李端被授予礼部尚书职,主管全国文教。不久变法失败,李端任礼部尚书仅两个半月,因他积极参与变法而被革职发配新疆。可想而知,这对一位奋进的老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1898年10月中旬,他顶着秋风上路了,由于年老体弱,他病倒了,停留在甘州,1901年李被赦回原籍贵阳。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回到贵阳后,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不变,他在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讲学,他把卢梭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在学生中传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又召集学生到家中给他们介绍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他的这些思想遭到当地封建保守派的诽谤,当时贵阳街头曾出现这样的诗:“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磨;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李端以坦荡襟怀,泰然处之。1907年李端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梁启超为他撰《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高度赞颂了他的贡献和业绩。他是一位一生为真理而斗争的可敬的老人!李端用进步思想影响教育堂妹李蕙仙,使她一直理解和支持丈夫梁启超的事业。 “怡堂书室”中的新娘 李蕙仙婆虽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父亲很宠爱她。但她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第二年,1892年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这也是她堂兄李端对她的要求,觉得她应当回去拜见翁姑,去尽晚辈的礼仪。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这里。这间书屋起名“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曾祖父建的,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983年我参加“纪念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大会”,和梁家长辈及表兄妹们一起,怀着极大的兴趣,到新会县茶坑村参观公公梁启超的故居。我们要亲眼看看年轻时公公和婆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已是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迎接大会的召开,这里早已修缮一新。故居共分三处,第一处是青砖黑瓦的平房,造型别致,显出浓郁的民族风格。有一间正厅,一间便厅(偏厅)。两厅门前都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天井。正厅和便厅中隔水巷,水巷有座石梯,通便厅顶的阳台。阳台又一分为二,有一半地方,覆盖着长形(原顶)的小楼亭,四角飞檐小巧玲珑。从便厅的天井跨进正厅的横门,进入小天井,只见一间古色古香的屋子,就是梁启超的故居。故居厅昂梁高,厅侧两边的耳房,有小楼阁,阁上均有走马灯式的曲折栏杆,给这座古建筑平添了雅趣。这间故居是清末民初,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修建的。新会县在这里设置了梁启超陈列室,陈列展出了近年梁启超的后代献出的部分历史文物。 另两处故居是梁启超当年读书的地方,其中一处是故居前面的“怡堂书室”,这就是梁启超夫妇当年的新房,灰墙土地,典型的农舍。1893年他们的长女,我的大姨思顺就诞生在这里。站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公公和婆当年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在我脑中具体化了,我仿佛看见婆那娇小的身躯抱着大姨坐在那屋里,我也想象得出当年不懂广东话的婆是怎样地努力去尽一个长媳的义务,正如公公在《悼言》中说的:“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 在农村,李蕙仙很受婆母的喜爱,虽然婆母(公公的继母)只比她大两岁,但“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① 任公的闺中良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公公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②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③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但她并不娇气,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着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妈。据三舅妈回忆,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时间也看做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此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李蕙仙婆的生活很有规律,而且勤奋好学,她年近半百还要孩子们教她英文,她每天在自己的屋里吃早点,一般是四小块面包,去掉周围的皮,喝杯牛奶,吃完饭后就稍休息一会,然后开始念英文,她非常认真地高声朗读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据妈妈回忆,婆的发音虽带些贵州调,但还是能听得出是英文,也听得懂是什么内容,有时妈妈和三舅妈李福曼,在一旁听着总想发笑,但又强忍着,因为她们有点怕婆。 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但也很有生活情趣,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又很想接近她,尤其她养猫这一大爱好,吸引了全家的孩子们,总爱往她屋里跑。她非常讲卫生,房间里每天由丫头柳青负责打扫得窗明几净,只要地上掉一点渣子都捡起来扔掉,唯独对猫却十分宽容,她养的一只母猫可以随便上床,无法无天,弄脏了被子她也一笑置之,而且允许猫在被窝里睡觉。那时妈妈不到10岁,一天晚上睡着了,这只母猫在她的脚下被窝里生了一窝小猫,把妈妈急得大叫,婆见了不但没有生气,相反开心地笑起来,从此在她身边又多了四只可爱的小猫。更有趣的是,爱猫的嗜好传给了我几乎所有的舅舅和姨,又传给了我们第三代,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全家可以成立一个“爱猫者协会”了。婆有时兴致来了,就带着一群小孩到家里地下室玩,民国四年她患乳腺癌手术后,在家养病,每天读报、写字,有时打麻将牌。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为了给她治病,全家从天津搬到北京,在太平湖饭店(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租了房间住下。虽然病痛难忍,但婆仍很能自持,大姨思顺特地请了位德国大夫叫克里的给婆看病,花掉很多钱也不见效。当时思成、思永两位舅舅正准备出国留学,恋恋不想成行,婆叫他们放心地去,并说自己的病不要紧,能等待他们回来,谁知这竟是她与爱子的诀别,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① 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