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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公公梁启超

    严父慈母     舐犊情深     1公公梁启超     ——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我应叫他公公。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他。     上中学时,学了中国历史才进一步了解了梁启超是什么样的人物,知道他是着名的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有“神童”之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名列第八。之后,目睹清朝腐败,外国侵略,中国面临亡国危险,他满腔义愤,一心救国。他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墨守祖宗成法”是荒谬的,只有改革才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1895年他和康有为一起,组织“公车上书”。他主办《时务报》,着《变法通议》等文章,主办湖南时务学堂等,竭力用西方资本主义之法来维新救国,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他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直接或间接地“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对长期闭关锁国知识窒息的中国人来说,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尤其是爱国的青年们。当时他的文章、言论、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那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作为政治家,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已有很多论着给予评说。同时他又是一位勤奋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平均每天能写五千字,下笔成章,不必修改。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内容无所不包,只花了15天就完成了。他只活了短短的56岁,却是着述最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着作数量超过了在他之前的朱熹、王船山等人。他一生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着述,广涉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佛学、文学及新闻等各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遗产,已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文章,进行了系统研究。     公公眼里的“学问”与“人生”     公公的性格非常鲜明,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富于进取心,学识渊博,聪明过人,极其敏感,而且才气过人,锋芒毕露,热情洋溢富于活力。他的文章一度风靡天下,以至当时各阶层人士,都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他的文章气势一泻千里,笔端富于感情富有魔力和魅力,他勇敢、自信、率直、豁达,他敢于淋漓尽致地发表每一个意见,因而正像他在答《和事人》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① 他把这当做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落落大方,他一生中曾与许多人激烈争论,如康有为、章太炎、杨度、孙中山等,但从不记私仇,从不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而纠缠不休,不以政见不合影响自己对他们的个人关系和评价。     他对自己的缺点也颇有自知之明:“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②当然,他的一生中稳定不变的另一面就是: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③     梁启超性格很风趣,热情好动,他的风趣体现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篇演讲中有一段风趣的论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①     他的确是“除了睡觉之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外婆(我们称为“婆”)王桂荃曾讲过公公的趣事,一次他下班坐包月车回家,一路上专心地酝酿一篇文章。回到家时,文章腹稿已成,烟头却把棉衣烧了个小洞,他自己一点没察觉。我小时,公公的听差曹五告诉我:当公公在书房写作时经常是左手拿着茶杯饮茶,右手拿着毛笔写字,若想起一件事情杯笔不放,叫声:“来人啊!”等在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代好事情后,立即继续写作,可见他一生那些大量的着述都是他抓紧一分一秒积极活动的成果。     公公梁启超很重感情,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在文章《人生观与科学》中写道:“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① 他对师友和家人都有挚深的情意,婆李惠仙于1924年去世,他悲痛万分,当即撰《悼启》一文回忆了婆的生平美德。次年又撰《祭梁夫人文》,以极悲痛的文笔尽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悼念:“呜呼哀哉!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徨!呜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以来,未始有忤。”② 婆葬在北京卧佛寺附近的山上,文中最后写道:     “有怀不极,急景相催。寒柯辞叶,斜径封苔;龙蛇素,胡蝶纸灰;残阳欲没,灵风动哀;百年此别,送君夜台。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蜷局兮余马怀——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呜呼!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① 这一年公公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生平最讲乐观,最讲趣味,此时却不能自胜了,五年之后的1929年,公公去世,与婆合葬在一起,实现了“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的愿望,与婆李蕙仙“于此长相守”。     被误割了好肾     公公的身体一直很好,性格乐观,但不幸因患肾病去世,终年56岁。我小时就听妈妈(思庄)告诉我:公公的一个好肾被协和医院割掉了,保留下来一个坏肾,致使他不治而去世。这个医疗事故公公自己是知道的。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公公较详细地讲了他的病情:     他(注:伍连德大夫)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劳作比从前折半)。①     公公动手术之前,有人劝他不必割治,并说有人患此病吃中药已治好,但他相信“协和”,结果丢掉了一个好肾,二公(梁启勋)的《病床日记》写道:     ……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②     作为一名受害者,公公不但没有状告“协和”,相反在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口诛笔伐时,还写文章为“协和”说话——他怕因为这件事使社会上的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因为他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     “自有勋劳垂学史”     梁启超十分爱护青年,鼓励他们进步,在时务学堂、大同学校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培养了蔡锷(松坡)、唐才常、蔡尚思、谢国桢等许多的学者和英才。他逝世后,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祭联、哀章约有三千余件。梁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     熊希龄写一挽联: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着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蔡元培挽: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     章太炎闻讯后,哀叹“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     杨杏佛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一联: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29年2月17日在北平公祭时,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到场者有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等团体代表,社会名流熊希龄、丁文江、胡适、袁同礼等,学生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共五百余人。①     这么多人缅怀他,可见他的功绩,他的思想、精神影响之大。     和大家一样,梁启超一直作为历史人物竖立在我的心中,我总是希望了解他、认识他。我查阅历史资料,我访问我的姨舅们,我回忆妈妈给我讲的点点滴滴的小故事。我希望能从外孙女的视角,以客观的态度,写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追忆,奉献给大家。我爱他,尊敬他,他不仅仅是我的公公,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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