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做“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判官”。宋代的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前两种代表名誉、品级，差遣才是实际的职务。“大理评事”是司法机关的属官，但这只是代表苏轼名誉品级的“官”，他的实际职务是“签书凤翔府判官”，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 按照北宋官府惯例，只有相当资历的官员才能担任“签书判官厅公事”这样知府、知州的助理官，而苏轼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这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主要是由于他在进士、制举考试以及文章写作方面出类拔萃的表现。 苏轼决心在这里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用世报国的理想。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脚底板刚走进凤翔府衙门没几天，就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轼年少而才高，深受仁宗皇帝以及朝中大臣的器重，难道还会有人欺负他，给他小鞋穿不成？还会有人小看他，给他找不痛快？还真有。这个人就是苏轼的顶头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 陈公弼也是眉山人，是苏轼同乡，论起辈分来算是苏洵的长辈。在苏轼为陈公弼所作的传记中，我们能够看到，陈公弼这个人身材不高，又黑又瘦，目光冰冷如霜，语言犀利，平时脸上少有笑容，有时更是当面给人下不来台。他疾恶如仇，秉公办事，从来不会考虑自身的祸福得失。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他严加惩办，决不留情，但对于那些贫寒人家，却又轻财好施，有恩多义。士大夫们在一起游乐玩赏，听说知府来了，就都不说也不笑，连吃的喝的似乎都没有味道了，纷纷散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儿。 苏轼是什么性格？开朗豁达，口无遮拦，想说啥就说啥；加上少年成名，以才气自负，性格上就难免与这位陈知府发生矛盾。而陈公弼呢？才不管你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来到官府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少在这儿摆“少年成名”的架子！苏轼刚到凤翔府，陈知府顺手就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第一，苏轼在制举考试中是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科目被皇帝点为最上等，有一个同事就尊称苏轼为“苏贤良”。有一次让陈公弼听到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二话不说将那个同事打了好几板子，弄得苏轼非常难堪。 第二，宋朝规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聚会，苏轼赌气没有去，结果被罚了八斤铜。宋朝每一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斤铜等于罚款一千六百文。钱多钱少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太伤情面！ 第三，苏轼以文章得名天下，可陈公弼经常对他起草的文章圈圈点点，反复修改，往往要几易其稿，才得交差，这简直就是对苏轼的极大侮辱。想想看，我苏轼的文章，连当朝文坛宗主欧阳修、当今皇上都说好，你一个区区的知府却乱点笔墨，真是倚老卖老！ 所以苏轼在诗中不无郁闷地写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客位假寐》）什么意思？呆在这个糟老头儿的手下，倒也不用担心丢掉性命，只是经常不得不咬紧牙关，忍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窝囊气（事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此时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得意，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备加赏识，这更加使得他对前程充满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倔强的上司，陈公弼的百般挑剔让他实在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呢？ 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报复一下这个小老头儿。机会终于来了！ 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楼台建好了，陈公弼请苏轼为这座凌虚台写一篇文章，留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