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学而优则仕”，苏轼兄弟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为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宋代科举考试图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八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往北宋都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对于父子三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父亲苦心孤诣的教育会是什么效果？两个儿子的十载寒窗能否取得相应的回报？面对人生路途中的第一次重要挑战，苏轼兄弟会有怎样的表现？这场至关重要的科举考试是否会改变苏轼的人生命运？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当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苏轼与苏辙首先参加了当年七月京城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顺利通过。 第二步，兄弟俩参加了次年正月由朝廷礼部（相当于今教育部）组织的省试。礼部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请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个题目是很刁的，你得有很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得有点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作好。 按照宋代科举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考生徇私舞弊，在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员将所有考卷登记在册，然后由专人将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将抄写的试卷送交考官评阅。这样，考官手里的试卷，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无法辨认考生的笔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公正，这对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那么苏轼这篇文章到底写得怎么样？是否能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呢？ 这一天，此次科举的主考官，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当代文坛宗主欧阳修，读到一份答卷，这篇文章见解独到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稳健通达，隐隐传递出一股大家的风采。欧阳修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本来决定将它列为第一名，可是转念又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作者会不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也就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呢？可是如果将曾巩列为第一名，自己的行为不是循私舞弊吗？为了维护考试的公正，欧阳修决定忍痛割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发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曾巩并不是第二名，他读到的这篇好文章根本就不是曾巩写的！欧阳修只知道他的学生曾巩的文章天下第一，哪里知道，有个来自眉山的小伙子文章更为出众，其文章才是天下第一，此人姓苏名轼字子瞻！这份答卷是苏轼的。要想得第一名，当然必须文章写得好，而苏轼却因为文章写得太好了，只获得了礼部考试的第二名。 进入考试的第三步，由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兄弟与其他三百八十多位举子都顺利通过，成为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按照古人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五十岁中进士都不算老，苏轼兄弟俩真是名副其实的少年成名啊！ 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在这篇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文章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主考官欧阳修为什么对它那么青睐？围绕这篇文章，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欧阳修这次虽然认对了好文章，却点错了好名次，而且眼下他还有点儿纳闷，原来对于苏轼这篇杰出的文章，老先生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意思是：上古尧帝的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之严厉，而乐见尧帝用刑之宽仁。 熟悉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皋陶本是舜帝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怎么在苏轼的笔下成了尧帝的执法官呢？ 一次，欧阳修就问苏轼：“你文中所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苏轼顺口答道：“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苏轼走后，欧阳修将《三国志》中有关孔融的部分细细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他更加纳闷了，第二次见到苏轼，就又问这个问题。 苏轼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说：“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事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如果换在今天，您的学生这样回答，您会有什么表现？我想大部分人都会眉头一皱，训斥他不学无术，态度不严谨，用猜想代替证据。而欧阳修的表现又如何呢？欧阳修一听苏轼如此回答，非常欣赏。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谈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语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他还高兴地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语载欧阳修《与梅圣俞》）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语载宋?李廌《曲洧旧闻》） 想想看吧，以欧阳修在当时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身份，他这样高度地评价苏轼，苏轼又怎能不名满天下呢？就连数百年之后的我们，也不禁为欧阳修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见识和奖掖后进的热忱而深深感动! 苏洵虽然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文章也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欧阳修这样形容他们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他们父子三人在京师游学，我将苏洵的文章献给朝廷。朝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苏轼、苏辙都考中进士高第，也以文学著称于世。眉山是个距离京城西南数千里之遥的小地方，而苏氏父子一日之内就名动京师，文章传遍天下，后生学者争相仿效学习。”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月，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选拔考试——制举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进士科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举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举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举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吗？ 制举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拔提升。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举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宋朝三百年中考中制举的才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一千倍。 苏轼所应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所作五十篇策、论通过制举考试。显然，苏轼应考制举的策论文章再一次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不过这次赏识他的还有当朝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与司马光等考官将苏轼点为制举第三等，这是极高的荣誉。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算是不及格。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吴育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通过第三次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大事。弟弟苏辙也不示弱，获得了第四等的好成绩。这一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苏轼兄弟的学习和考试经历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他们一路斩将刈旗，取得这么好的考试成绩，秘诀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学生都害怕考试，有的人也对应试教育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我们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读得很优秀的人，不会成为考试的奴隶，而会成为考试的主人。 从苏轼的读书生活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第二，他有非常扎实、雄厚的基本功；第三，他有非常科学的、有效的读书方法；第四，他善于灵活地运用知识；第五，良好的机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名人欧阳修对他的提拔奖掖也起了重要作用。所有的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才造就了少年成名的苏轼。正是这样善于读书的人、勤于读书的人，才能成为考试的主人，成为大文学家，才能在政治上实现宏伟的志向。 现在，苏轼有礼部考试第二名、制举第一名的辉煌业绩，还有宋仁宗以及诸位考官的高度评价，年轻的苏轼一定要迎来一个无比辉煌的成功了吧？他一定会得到比一般人快得多的提升吧？少年成名的苏轼在仕途上是否也会一举成功呢？ 请看第二章《步入仕途》。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