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都希望自己会讲故事，讲出我灵魂深处的故事。我想坐在火堆旁，把故事讲给人们听——给他们看照片，伴着泪水抑或笑声，用像语言那样貌似浅显的东西，带着他们在情感的世界里任意遨游。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去感化人们的灵魂。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做到这些。试想一下，当那些伟大的作家知道自己拥有这种力量时会作何感想?有时我觉得自己就能做到。我也愿意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写歌用到了相同的技巧，它能创造出情感的高峰与低谷，但描述的故事只是一个梗概，且易于变化。市面上很少有关于讲故事这门艺术的书籍，例如怎样吸引听众，怎样聚集一群人并逗他们开心。没有戏服，不必化妆，什么都不用，只有你和你的声音，以及你把他们带到任何地方的能力，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 在开始讲我的故事之前，我想重复一下我对一些人说过的话，因为他们问起我早期在“杰克逊五兄弟”乐队时的生活。我们在一起创作音乐的时候我还太小，因此真的记不得多少了。大多数人的运气很好，他们在事业开始时，思想就已经很成熟，明确地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显然我不包括在这些人之中。他们记得发生过的一切，而我那时只有5岁。如果成了演艺圈的孩子，你真的不会成熟到能明白发生在身边的一大堆事情。你不在场的时候，人们会做许多关系到你生活的决定。这就是我所记得的: 我声嘶力竭地唱歌，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跳舞，做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过于辛苦的工作。当然，有许多细节我根本记不住了，但有一点我很确定: 我才###岁的时候，“杰克逊五兄弟”乐队就出名了。 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是1958年夏天的一个深夜，而我是父母9个孩子中的第7个。我的父亲乔?杰克逊出生在阿肯色，和来自亚拉巴马的母亲凯瑟琳?斯克鲁斯在1949年结为夫妻。第二年，我的姐姐莫林就出生了，她担负起作为长女的辛苦工作。杰基、蒂托、杰梅恩、拉托亚、马龙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兰迪和珍妮则在我后面。 我记忆的最初一部分是父亲在钢铁厂工作。活儿很辛苦，令人讨厌，父亲把演奏音乐作为暂时的逃避。母亲则在一家百货商场工作。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在家能一直听到音乐。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创造了一个组合，叫“猎鹰”乐队，是当地的摇滚乐队。父亲和他的兄弟一样，是吉他手。他们会演奏像查克?贝里、小理查德及奥帝斯?雷丁等人早期的著名摇滚和蓝调歌曲。所有的风格都很让人惊异，每首歌对于乔和我们都有影响，尽管当时我们还小，还不懂。“猎鹰”乐队就在加里那所房子的客厅中练习，因此我是伴随着R&B长大的。因为我们家有9个孩子，而父亲的兄弟家有8个，加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音乐成了我们的消遣，而那段时光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且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父亲成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杰克逊五兄弟”就是在这种传统下建立起来的，后来我们改名叫“杰克逊家族乐队”，并且因为这种训练和音乐传统，我开始单飞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尽管我热爱唱歌，但是对于我来说，童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我不像朱迪?加兰那样是被狠心的父母逼着来做这个行当的。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乐在其中，对我而言，这就像吸一口气然后呼出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被迫，但不是被父母或家人所迫，而是我内在生命中属于音乐的那个世界所迫。 但要说清楚的是，曾经也有时候，我放学回家，一放下课本就做好了去录音室的准备。一到那儿，我就要一直唱到深夜，牺牲睡觉的时间。摩城工作室的街对面有一处公园，我还记得看着那些孩子做游戏的情景，我充满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不能想象那种自由，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却只想拥有那种自由，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随意走动。因此在我的童年里也有伤心的记忆，对任何一个童星都是如此。伊丽莎白?泰勒告诉我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小小年纪就要工作，世界真是相当不公平。没有人逼我成为小迈克尔，唱歌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且我热爱歌唱，但工作依然是辛苦的。如果我们在录一张专辑，一放学我就得到工作室去，点心都不一定有得吃。有时候时间也不够用。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家睡觉时，都已经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了。 所以我很同情那些自幼就开始工作的人。我了解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了解他们做出过哪些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学到了什么。我明白，年龄的增长，将意味着更多的挑战。说不清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老了。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识了很多，经历了很多。因为这些年的演艺经历，我心里很难接受自己才29岁，却已从艺24年了。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已到了耄耋之年，行将就木了。这就是小小年纪就开始工作的代价。 一开始和哥哥们表演的时候，我们被叫做“杰克逊家族乐队”，后来变成人们熟知的“杰克逊五兄弟”。再后来，我们离开摩城唱片公司(以下简称为“摩城”)，又重拾“杰克逊家族乐队”这个名字。 从我们开始制作自己的音乐起，我以及乐队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献给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的。我最初的记忆是她抱着我，唱着类似《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和《棉花地》(Cotton Fields)这样的歌曲。她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唱歌。尽管我的母亲在印第安纳住过一段时间，但她却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在那里，广播中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对于黑人来说，就像教堂里的圣歌一样平常，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到现在她还是喜欢威利?尼尔森。她有一副好嗓子，所以我猜我唱歌的天赋来自母亲，当然，还有上帝。 母亲会吹竖笛、弹钢琴，并教会了我大姐莫林(我们叫她瑞比)以及二姐拉托亚。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知道她永远不可能在别人面前表演自己热爱的音乐，不是因为她没有这个才华和能力，而是因为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跛子。她战胜了这场疾病，可她这辈子却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但是她却告诉我们，和当时因为这种病死去的许多人比起来，她能恢复已经够幸运的了。我依然记得，她非常重视我们服用方糖疫苗(译者注: 当时为预防小儿麻痹症，研制出了一种将疫苗注入方糖中让人吃下而无需注射的方法)这件事。甚至因为这个，我们曾错过了一次周六下午的青年俱乐部表演，可见对于我家来说这有多么重要。 母亲明白她的病不是一个诅咒，而是上帝赐予她并要她战胜的一项考验。她在我身上灌输了对上帝的爱，而这种爱会一直延续。她告诉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美丽的日落，以及那留下雪花使孩子们嬉戏的风暴，都是上帝的杰作。尽管排练和旅行占满了我们的日程，母亲仍旧会找时间带我、瑞比和拉托亚去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场所——王国大厅(译者注: 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于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基督教非传统教派。他们不去教堂，有自己的聚会场所，叫做“王国大厅”)。 几年后，我们离开加里，在埃德?沙利文的综艺节目上表演。这个周日晚上的直播综艺节目曾经见证了披头士、猫王、“斯莱和斯通一家”乐队在美国的首场演出。表演过后，沙利文先生称赞了我们，并对每个人表示感谢，但我还在想着演出之前他对我说的话。当时我正在后台闲逛，就像百事广告里面的小孩儿，恰好碰上了沙利文先生。见到我他看上去很高兴，和我握手，在放开手之前他有一句特别的话嘱咐我。那是1970年，那一年摇滚乐界一些杰出的人物因为毒品和酗酒失去了生命。演艺界更年长、明智的一代并没准备好接受年轻后代的离去。有些人就曾说过，我让他们想起了弗兰基?林蒙——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优秀的年轻歌手，他也是死于毒品和酗酒。那时沙利文脑海中或许一直盘桓着这件事情，因此他对我说: “不要忘记你的才华来自哪里，那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 我很感激他的善意，我想告诉他，其实母亲是不会让我忘记这一点的。我没有尝过小儿麻痹症的滋味，对于舞者来说，单单想一想都是可怕的。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用其他的方式考验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庞大的家庭、狭小的房子、微薄的收入，甚至邻居心怀嫉妒的小孩儿在我们排练时向窗户上扔石子，尖叫着说我们永远不会成功。每当我想起母亲和早先的时光，我就告诉大家有些回报是远远超越金钱及公众认可和奖励的。 我的母亲很伟大，她是个甘于付出的人。如果她发现我们中的谁对什么感兴趣，她就会找到适当的方式鼓励我们发展这种兴趣。比如我对电影明星感兴趣，她就会抱回家很多关于著名影星的书籍。尽管有9个孩子，在她心里我们还是像独生子女一样。我们没有人会忘记她为了孩子曾经多么辛劳地工作。这一点古今皆是。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杰克逊兄弟姐妹也是如此。母亲的温柔、温暖与关注一直伴随着我，我无法想象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母亲的爱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对于孩子们我了解一点，那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需要的爱，就会从其他人身上得到并因此很依赖这个人，比如祖父母或是其他任何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不需要寻找其他的爱。她给我们的教诲是无价之宝。友善、爱心及为别人着想她最重视。除此之外还有不伤害他人、永不乞讨、永不吃白食，否则就是罪恶之举。她常常希望我们能多给予，但同时不索取或乞讨。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印象中有件事情就很好地展现了母亲的善良天性。那是回到加里的一天，我还很小，有个男人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地敲门求助。他流了很多血，多到从血迹可以看出他所经过的地方。但没有人让他进门，最后他来到我家门前拼命敲起来，母亲立刻让他进来了。大多数人都会因害怕而不敢做这种事情，但我的母亲却做到了。我还记得当我醒来时看到地上血迹斑斑的情景。我真希望我们能更像母亲一点儿。 对于父亲，我最初的记忆是他从钢铁厂回来，给我们每个人带回一大包油炸面包圈。我们兄弟那时很能吃，一眨眼的工夫，那一大包东西就被吃得干干净净。他还曾带我们去玩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不过我那时还太小，记不清楚了。 父亲对我来说一直都很神秘，这一点他也知道。我很后悔从没有和他真正地亲近过。这些年来，他在自己周围建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只要不是讨论家务事，他就很难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大家围在一起，而他则离开房间。即使到现在，我们也很难谈到父子间的事情，因为他太害羞了。而一见他如此，我也害羞了起来。 父亲的确经常保护着我们，而且这并不简单。他竭力确保我们不被欺骗，用最好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利益。可能有时会犯一些错误，但他认为他一直在做对家庭有利的事。当然，父亲帮我们完成的大多数事情都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在我们与公司和圈内人士的关系方面。我得说，我们是那些极少数幸运的艺人——从孩提起就踏入圈内，并拥有坚实的基础——金钱、房产和其他投资。正是父亲为我们确立了这些，他维护了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的利益。时至今日，我依然感谢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父母那样，把我们的钱财据为己有。想象一下偷花自己孩子的钱的情形吧。我父亲从来不会做这种事。可是我依然觉得不了解他，对于一个渴望了解自己父亲的儿子来说，这真是件伤心事。在我心里，他仍是个神秘的人，也许一直都是。 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并不一定都是上帝所赐，尽管《圣经》上也教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曾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传授过相同的信息: 你可以获得世界上所有的才华，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不去计划，这些才华对你来说也无济于事。 乔?杰克逊像母亲一样一直热爱歌唱和音乐，但他也知道杰克逊大街以外另有天地。我那时还小，并不记得他们的“猎鹰”乐队，但是我记得一到周末他们就来我家排练。音乐使他们暂时忘记自己在钢铁厂的工作，在那里，父亲只是一个开起重机的工人。“猎鹰”在城镇各地演出，还去过印第安纳北部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及大学。在我家排练时，父亲会把吉他从衣柜里拿出来，给放在储藏室里的扩音器通上电。他一直都喜欢蓝调音乐，那把吉他是他的骄傲与欢乐。存放吉他的柜子几乎成为了圣地。毋庸置疑，孩子们是不能碰的。父亲虽不和我们一起去王国大厅，但是他和母亲都知道，音乐是聚集我们家人的一种方式——邻里中像我哥哥这个年纪的孩子早已拉帮结派，而“猎鹰”过来时，三个哥哥总会有借口回来。父亲让他们觉得得到允许倾听演奏是一项殊荣，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渴望哥哥们在场。 蒂托对于发生的一切都兴趣甚浓。他本在学校吹奏萨克斯，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够大，可以拨弄乐弦，弹父亲演奏的乐曲，因此他继承父业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也都期待他能分享父亲的才华。此外，他和父亲看起来很相像，年龄越大，这种相像就越是惊人。或许父亲也觉察到了蒂托的热情，因此他给所有的儿子下了道命令: 他不在的时候谁也不准摸那把吉他。没的商量! 因此，杰基、蒂托和杰梅恩会小心地挑母亲在厨房的时候“借”那把吉他。搬动吉他时必须小心，不发出一点声响。然后他们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打开录音机或者是便携放音机，以便可以伴奏。蒂托将吉他紧贴腹前，坐在床上，摆好姿势。他和杰基、杰梅恩两个轮着弹奏。他们会练习在学校学的曲目，或者试着摸索怎样弹出录音机里听到的曲调《绿洋葱》(Green Onions)。 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我保证不说出去的话，他们就允许我溜进来看。有一天母亲还是逮着他们了，我们都很担心。她责备了哥哥们，但是说只要我们小心，她就不会告诉父亲。她知道吉他可以使哥哥们远离坏孩子，远离他们的争斗。因此她不会没收能够让孩子们安全待在身边的东西。 当然，纸还是包不住火。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惊慌失措。在父亲回来之前还没有人把它修好，也没有谁知道去哪儿求助、该怎么做。哥哥们想不出办法，因此他们把吉他放回柜子，急切希望父亲会以为它是自己坏掉的。当然，父亲不会相信，而且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霆。我的姐妹们劝我不要参与，保持沉默。在这之后我听到了蒂托的哭声，于是跑去探个究竟。父亲回来命令他起来时，蒂托正在床上哭呢。他吓坏了，可是父亲只是站在那儿，拿着心爱的吉他。他严厉地盯着蒂托说: “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 哥哥放松心情，一鼓作气，弹了他自己学的一些曲子。父亲发现蒂托弹得这么好，就知道了他肯定一直在练习，也明白了蒂托和其他孩子并没有把他最心爱的吉他只当做玩具。他这才清楚琴弦断了只是意外。这个节骨眼上母亲进来了，极力赞扬了我们的音乐才能。她告诉父亲儿子们很有才华，劝他听一听。她尽力替我们劝说父亲。终于有一天，父亲听了我们的演奏而且感到很喜欢。杰基、蒂托和杰梅恩一起认真地排练起来。后来，大概是我5岁时，母亲告诉父亲我唱歌好听，还会打小手鼓，于是我也成了团队的一员。 从那时起，父亲决定要认真对待家里发生的事。渐渐地，他花在“猎鹰”上的时间少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在一起练习演奏，他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并教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马龙和我太小，还不能弹吉他，但是父亲和哥哥们排练时我们在一旁观看，边看边学。父亲不在的时候吉他依然禁用，但是只要有可能，哥哥们还是想用它。杰克逊大街上的这栋房子一直乐声缭绕。在瑞比和杰基还很小的时候，父母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们也有良好的基础。我们剩下的几个就在加里的学校上音乐课、组乐队，但是多少练习也不足以挥霍掉浑身的热情。 那时“猎鹰”乐队依然能赚钱，尽管他们的演出不那么频繁。那些额外的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家庭，它能提供足够的餐桌上的食物，可是却不能满足我们其他的需求。母亲当时在希尔斯商场打零工，父亲还在做钢铁厂的工作。家里没有人挨饿，但是现在回想过去，觉得当时生活真的很困窘。 有一天父亲回家晚了，母亲开始担心，已经准备好等他回来时狠狠地数落他一顿。我们兄弟几个很期待这个场景，想看他是不是能作为一个被骂者忍气吞声。但是他从门缝探进头来时，脸上却带着淘气的表情，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当他变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红色吉他时，我们吓了一跳。这把比柜子里的那个稍微小一点。我们都希望这意味着我们能得到那把旧的了，可是父亲却说新吉他是给蒂托的。我们围拢过来欣赏的时候，父亲告诉蒂托，他得和其他需要练习的人分享。我们打算拿到学校去显摆，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礼物。那一天对于“杰克逊家族乐队”来说意义重大。 母亲为我们高兴，同时她更了解自己的丈夫。她比我们更清楚父亲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殷切希望和宏伟计划。我们睡着的时候，他会和母亲聊天。他有梦想，而那些梦想不仅止于一把吉他。很快我们就开始收到乐器作为礼物。杰梅恩得到了一把贝司和一个电吉他，杰基拿到了手鼓。我们的卧室和客厅看起来就像乐器行。有时我会听到父母为钱而争吵，因为那些乐器和配件意味着我们得放弃一些每日必需品。但是父亲能言善辩，毫不退让，最终说服了母亲。 我们的房子里甚至有麦克风。当时真算是一种奢侈品，特别是对于一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主妇来说。可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麦克风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在与邻居或他人的业余夜间比赛中不落后，更为了帮助我们做好“迎接表演”的准备。我见过许多人参加才艺展示时，一站到话筒前就开不了口，而他们在家里练习时可能会唱得很好。还有一些人则声嘶力竭地吼起来，好像证实他们不需要话筒。他们没有我们的优势，那种亲身体验的优势。我觉得有些人会嫉妒，因为他们会告诉评审员说我们因为话筒而占了上风。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做出过很多牺牲，无论是课余时间、学业还是朋友方面。任何人都无权嫉妒我们的成绩。我们是很优秀，但我们为了优秀一直在像年长两倍的人那样努力工作着。 我观看哥哥们表演的时候，马龙也在其中打小手鼓，父亲找了两个小伙子约翰?杰克逊和兰迪?兰斯弗莱，一个敲架子鼓，一个拉风琴。后来摩城报道说他们两个是我们的表亲，其实不过是那些媒体人士的宣传手段，想让我们看上去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我们成为了一支真正的乐队!我观察所有人，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有用之“水”。哥哥们在慈善会或者购物中心表演时，我完全沉浸其中。我最喜欢欣赏杰梅恩的表演了，因为他当时是歌手，而且是我的大哥哥，马龙和我年纪太接近，因此我对他就没有这种感觉。杰梅恩送我去幼儿园，给我穿他以前的衣服。他做些什么，我就试着模仿他。若模仿得很像，兄弟们和父亲都哈哈大笑，但当我开始唱歌时，他们就认真倾听。那时我唱歌还是童声，而且只是模仿发音。由于年龄小，许多歌词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唱得多，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一直都知道怎么跳舞。因为我会观察只比我大1岁的马龙的舞步，且能跟上，而杰梅恩手上拿着大贝司做不好。很快，在家里大部分的歌都由我来唱，我也准备着加入哥哥们的公开表演。排练过程中，我们都开始明确自己作为组员的长处和缺点，任务的转换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们在加里的家很小，只有3个房间，但那时对我来说很大。当一个人还很小的时候，全世界好像都是巨大的，一间小房间像有实际4倍那么大。几年后我们回到加里，才吃惊地发现房子有多小。我记得小时候它很大，可是从前门走5步就出了后门，确实比间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是住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好的。由此可见，不同的年龄看事物的角度很不同。 在加里上学的那段日子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只依稀记得第一天上幼儿园，被丢在学校门前，而且很清楚地记得那种讨厌情绪。很自然，我不想让母亲丢下我，因此不想待在那里。 后来我适应了幼儿园，像所有孩子一样。再后来我开始喜欢那里的老师，特别是女老师。她们总是很温和，而且尤其喜欢我。那些老师太棒了，我该升级的时候，她们都哭了，拥抱着我，说舍不得我离开她们的班。那时我非常喜欢老师们，甚至偷母亲的首饰给她们作礼物。她们很感动，可后来母亲还是发现了，制止了我借花献佛的做法。我必须要给她们些东西以回报我所得到的爱，这充分证明了我在学校是多么地爱她们。 读一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要给全校同学表演的节目。每个班的同学都要做点准备。我也回家和父母讨论起来。最后我们决定穿白衬衫、黑裤子，演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中的插曲《攀上每座高山》(Climb Every Mountain)。我唱完后，大厅里的欢呼简直把我淹没了。掌声雷动，观众微笑，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我还看到了老师激动得流下眼泪，而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给所有人带来了快乐。那种感觉太好了。但我心里还有些茫然，因为我并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像每晚在家里练习那样唱歌罢了。表演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如何，表现怎样，只是自然地张开嘴歌唱而已。 不久父亲就开始训练我们参加才艺竞赛。他是个优秀的教练，而且花了很多金钱和时间同我们一起工作。才能是上帝赐予一个演员的，而父亲却教会我们怎样去进一步培养它。我感觉对于表演我们有种本能。我们热爱表演，并为此倾尽全力。每天放学后父亲和我们坐在家中，为我们排练。我们表演，他来指正。他对我们真的很严厉。如果练砸了，我们会挨打，有时用腰带，有时用鞭子。马龙挨的打最多。而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挨打。有时我也会因此恼火，便试着报复，结果挨的打更多。比如，我会脱下一只鞋扔过去，或者挥舞我的拳头还手。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挨的打比哥哥们加起来还多。父亲看到我反抗，简直想杀了我，把我撕碎。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还手了，可是我不记得，只记得我为了躲他而钻到桌子下，让他更加生气。我们父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很不稳定。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排练。好像排练时刻都在进行。有时，夜深了，我们有时间做做游戏或者摆弄玩具。比如捉迷藏、跳绳，仅此而已。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我很清楚地记得只要父亲一回家，我和哥哥们就会跑进房间里，不然，如果没准备好准时开始排练，就有大麻烦了。 整个过程中，我的母亲都在全力支持。她是第一个发现我们才华的人，并继续帮我们发掘潜力。如果没有她无私的爱与和善，很难想象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她为我们承受的压力和长时间的排练而担心，但是我们只想尽力做到最好，而且我们也确实热爱音乐。 在加里，音乐很重要。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站和夜总会，而且不乏想加入的人。父亲看完我们周六下午的排练后，会去看看当地的表演，甚至一路开车到芝加哥去看演出。他一直操心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回来后他会告诉我们看到了什么，谁演了什么节目。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解最新动态，不管是当地剧院举办的我们可以参加的比赛，还是有大牌明星群集演出，父亲都参与，观察他们的穿着和舞步，以供我们回来模仿。有时直到周日我从王国大厅回来才能看到父亲。但是一进屋子，他就会告诉我前一天晚上看到了什么，并说只要尝试，我就可以像詹姆斯?布朗那样用一条腿跳舞。我就是这样，焕然一新地从教堂回来，又投身到演艺中去了。 6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得奖了。我们的队形也确定了，我站在左边第二个，杰基在我右边，蒂托和他的吉他在舞台中间，旁边是马龙。杰基正长个儿，在我和马龙中间像座塔。我们保持这个队形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效果不错。然而作为对手的其他一些乐队却因内部不协调，导致最后退出比赛。我们变得越来越训练有素，越来越有经验。加里经常看才艺秀的人都认识我们了，因此我们想争取拿第一，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不想让他们对我们的演出感到厌烦。我们知道变化总是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因此大家从不惧怕变化。 要想在业余的夜间演出和才艺秀中胜出，也要花像90分钟音乐会那样的精力，虽然那种演出只有10分钟，两首歌。因为不能犯错误，集中演奏一两首歌相对于一个时段有12～15首歌来说，更耗费体力。这些才艺秀对我们来说是专业教育。有时我们开车几百英里去唱一两首歌，还要担心当地人因为我们不是本地歌手而排斥我们。我们和不同年龄不同特长的人竞争，包括训练有素的乐队、喜剧演员和像我们一样的其他歌手和舞者。我们要争取观众，留住他们，没有一样可以出差错。因此衣服、鞋子、发型，每一样都要遵照父亲的计划。我们看上去真是专业得惊人。这些准备之后，如果我们能按照排练的效果正常发挥，奖品就会滚滚而来了。就连我们在###中学表演时也是如此。那里有当地的演员和观众，而我们就在他们本土发起挑战。本土演员有自己的歌迷，因此每次我们离开自己的地盘到别人那里演出，都很艰难。每当主持人把手伸过我们的头顶，指向掌声测试仪时，我们都迫切希望得到肯定。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关注越多，我们也就收获越多。 作为演员，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他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纪人不断提醒我们，如果在表演时错过一条提示或者弹错一个音符，就算是“顶好的火焰”乐队，詹姆斯?布朗也会找麻烦。作为主唱，我觉得比其他人更不能忍受的是一个失去表演机会的晚上。我还记得整个白天都因病卧床，晚上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的情景。那种情况下要集中精力很难，但是我知道，我们要把一切做得很好，所以甚至梦中我都在表演那些曲目。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在人群或者主持人中寻找熟人，因为那样会分散一个年轻演员的注意力。我们唱人们熟悉的广播歌曲，或者父亲会唱的经典歌曲。如果唱砸了，大家可以听出来，因为歌迷了解那些歌，知道应该怎么唱。如果你想做出改变，那得比原来唱得更好听才行。 8岁时，我们凭借一首“诱惑”乐队的《我的女孩》(My Girl)赢得了市级的才艺秀。比赛地点就在离罗斯福中学几个街区处。从杰梅恩用贝司开场的几个音符起，到蒂托首先弹奏的一段吉他和弦，再到最后所有人唱起和声，整首歌的表演过程中观众都是站着的。我和杰梅恩轮唱，马龙和杰基则飞速旋转地跳着舞。奖杯在我们中间前前后后传来传去时，那种感觉太好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最后它像个宝贝一样被放在前座。开车回家时，父亲说: “就冲你们今晚的表现，他们不可能不把奖给你们。” 现在我们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是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可以提供最稳定的工作，而且我们能够有机会名扬四海。我们开始认真地研究方案。父亲的组合演奏过芝加哥式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的歌曲。但是他思想开通，知道越奔放、活泼，适合我们小孩儿的曲子，效果会越好。我们很幸运。因为像他这样年龄的有些人可没这么开放。事实上，我知道有些音乐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歌曲不适合他们那一代人，而父亲不以为然。他能辨别出优秀的歌曲，甚至还告诉我们他看到了来自加里的优秀杜沃普摇滚乐组合——“史宾格家族”。那时他们的名气还和我们差不多。“奇迹”乐队的史摩基? 罗宾逊唱《泪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 Baby Baby)时，父亲和我们听得一样认真。 20世纪60年代在音乐上没有把芝加哥丢下，伟大的歌手像由科提斯?梅菲尔德、杰瑞?巴特勒、梅哲?兰斯和泰隆?戴维斯组成的“印象”乐队，也在我们表演的地方巡演。那时父亲已专职做我们的经纪人，只偶尔去钢厂看看。母亲对这个决定的可行性还有些怀疑，她不是觉得我们不好，而是她无法了解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造孩子以闯入音乐圈的行为。父亲告诉她，他帮我们谈成了在“乐吉先生”俱乐部——一家加里的夜总会表演一个固定节目，她听到后也没有怎么兴奋。我们被迫在芝加哥过周末，以赢得更多业余表演的机会，而演出旅行费用昂贵，因此在“乐吉先生”那里的工作成为必需。母亲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很吃惊，为我们获得的奖励和关注感到高兴，但同时她也很担心，尤其是对我，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一个9岁孩子，却要过这种生活!”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盯着父亲。 我不知道哥哥们对夜总会有过什么样的期待，可是夜总会的观众和罗斯福高中的观众很不同。和我们一起表演的是低俗的喜剧演员、调鸡尾酒的风琴手和脱衣舞女。我在那里见到的越多，母亲就越担心我是不是和坏人混在了一起，过早知道了一些孩子不该知道的事情。她其实不用担心，只是看一眼脱衣舞女并不会让我惹上麻烦，一个9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麻烦!不过那真是一种糟糕的生活，夜总会使我们更加坚定，要往上游走，离那种生活越远越好。 生活中第一次完整的表演始于“乐吉先生”那里，每晚5次，每周6晚。如果可以，父亲会在第7个晚上给我们在城外找点事情做。我们干得很卖命，酒吧里的人对我们也不错。他们像我们一样喜欢詹姆斯?布朗和萨姆还有大卫，而且，我们比较特别，不喝酒、不吵闹，因此他们感到惊讶，也很高兴。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唱乔?泰克斯的《苗条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我们一起唱歌，唱到中间某处我下台到观众中去，爬到桌子下，拉起女士们的裙子看。我爬过的时候人们朝我扔钱，然后我开始跳舞，我会把刚才扔到地上的美元和硬币都搜集起来，塞到夹克的口袋里。 我们开始在那儿演出时其实不紧张，因为已经有了和才艺秀观众打交道的经验。我时刻准备着出去表演——唱歌、跳舞并乐在其中。 我们在不止一家有脱衣舞女的俱乐部演出。我曾站在芝加哥某个舞台的侧翼，观看一个叫玛丽?露丝的女人。那时我肯定有10岁左右了。这个女人脱下她的衣服和底裤，扔向观众。男人们捡起来，用力闻，尖叫着。我和哥哥们全都看到了，而且必须接受这种事情，父亲却毫不在意这一切。我们接触了很多做这种表演的人。他们在音乐人更衣室的墙上开了个小洞，正好对着女洗漱室。因此可以从那个洞窥视，我也窥视过，对这件事至今都印象深刻。那个圈子里的人太疯狂了，他们经常在女卫生间的墙上开小洞。当然我肯定我和哥哥们也为了谁能看那个洞打过架。“让开，轮到我了!”就这样，推开对方以便给自己找个位置。 后来，我们在纽约的阿波罗戏院表演的时候，也看见了一些令人震撼的事情，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那样的事存在。我看见过很多脱衣舞者，但是那天晚上，有个长着迷人睫毛和长头发的女孩出来表演，她演得很棒。突然，结尾时，她摘掉假发，从胸罩里拽出一对大大的橘子，原来化妆品和道具下面是一个线条硬朗的男人。这真让我吓了一跳。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甚至都难以想象这种事。可是我看看观众，发现他们很喜欢这种表演，热烈地鼓掌，欢呼着。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儿，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这种疯狂。 我备受震撼。 可以说，小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比起大多数孩子来，绝非一般。可能这有利于我成年时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吧。 一天，就在我们在芝加哥俱乐部成功演出后不久，父亲拿回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我们习惯演出广播中流行的东西，因此很好奇他为什么一遍遍地放这类歌曲，唱得不算好，只有吉他和音做背景音乐。父亲说录音里的男人不是歌手，而是个词作者，在加里有一个录音工作室。他的名字叫基斯，他给我们一周的时间练习他的歌，看能不能录出来。这让我们很激动，感觉就像录唱片一样，什么歌都无所谓。 我们只练习声音，舍弃了通常会为新歌创作的舞步。唱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歌不是那么有趣，可是我们已经足够专业，能够做到藏起失望，全力以赴。当我们尽最大努力准备好后，父亲给我们录了音，虽然在开头出过几次错，但父亲还是不断地鼓励我们。等了一两天的时间确认基斯先生是否喜欢我们的录音带之后，父亲突然回来了，并带来了更多他的歌曲，让我们为第一次的录音而学习。 基斯先生和父亲一样，是个热爱音乐的钢厂工人，不过他更热衷于录音和经商。他的工作室的名字叫“钢城”(Steeltown)。现在回头看这些，我意识到基斯先生当时和我们一样兴奋。他的工作室在闹市区，我们周六一大早就去，在我最喜欢的“跑路者”表演开始之前过去。基斯先生在门口等我们，打开工作室的门。他给我们看了一间玻璃棚，里面有各种乐器，并介绍了每种乐器的功能。看上去我们不用再依靠录音机了，至少在这间工作室里不用。我试着让自己看起来一切就绪，戴上大大的金属耳机，但带到一半就滑到了脖子上。 哥哥们正寻找着在哪里插入他们的乐器插头和自己的站位时，一些背景歌手和伴奏喇叭到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在我们之后录音。后来我们兴奋地发现，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录。我们看看父亲，可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已知道这件事并同意了。不过那时大家也知道这不会让父亲大吃一惊的。我们被告知要注意听基斯先生的话，他会来指导我们。如果按他说的去做，唱片就不会有问题。 几小时后，我们录完了基斯先生的第一首歌。一些背景歌手和喇叭吹奏者也没录过唱片，因此觉得有些困难，而且他们没有信奉完美主义的经纪人，所以不习惯像我们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做一件事。正是在这种时刻，我们才明白父亲为了使我们成为完美的专业歌手在多么努力地工作着。接下来的几个周六我们回去了，把这周练过的歌录到唱片上，并且每一次带一盘基斯先生的新歌回家。有一个周六，父亲还把他的吉他拿进来和我们一起练，那是唯一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等到唱片发行后，基斯先生给了我们几份，以便我们在节目间隙和表演后出售。我们知道大组合是不会这么做的，可是总要有个起点啊。那时候，有一张写着自己组合名字的唱片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钢城公司(以下简称“钢城”)的第一首单曲——《小大人》(Big Boy)，低音部分很好听。讲述了一个男孩想和某个女孩恋爱的故事。当然，如果想理解全部内容，你得想象是一个瘦小的9岁男孩唱着这首歌。歌词说，我再也不想听童话故事了。而实际上我太小了，对歌曲中大部分词的意义都不明白。他们给我什么，我就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