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蓉先生编写《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一书已成，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有些踌躇，甚或是有点惶然。适合作序的应该是徐苹芳先生，他了解情况较多，敦促此书的编写最力，寄望也最殷。不幸苹芳已逝，对亚蓉的邀约，我只好勉为其难。因为这是一段应该记下来并传下去的历史，是中国考古学史中不应缺少的一部分。而我，也藉此说一点感受。 这本书概括记述了新中国考古工作中的一个方面——纺织和服饰考古的一段发展历程。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已在做服饰丝绸研究的工作。而自60 年代初领受了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这一任务后，沈先生更是全力以赴，可以说，是将后半生的全部生命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沈先生属于既熟悉历史文献又熟悉文物的那一类学者。以前鲁迅评价瞿秋白的俄文译作，曾说过：精于俄文能如秋白者，中文不如他；长于中文者，俄文又不如他（大意）。对于沈先生，我们也可以说，熟悉历史文献（主要是礼制、服饰制度方面）者未必能像他这样留心和注意联系文物，熟悉文物者又不如他那样熟悉和理解文献。无论对于正史、笔记、古今著述，还是书、文间的一些小条注释，他都处处留心；对于壁画、雕刻、传世画作以及各时代的各色文物等等，尤其有关生活活动的一些细节，更是过目不忘。他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了不少文物和文献的关系问题，一些文物落实了它历史上的名称和用途、用法，一些历史上的制度（主要是服饰制度）也得以从文物上给予还原。对某些服饰、器物的发展源流、先后演变也都作出考释。经过他的诠释，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的一些服饰、制度其实并不那么神秘，不少是我们能够理解，或者是从民俗角度可以接触得到的。经过他的工作，已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轮廓，虽然还不完整，但已为人们打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大门。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原来只是编写图录的要求。 我得识沈先生，是在上世纪70 年代，由王㐨先生之介。当时他看到叶茂台辽墓丝织品图案的线图甚感兴趣。他极为热情，请张师母拿茶点招待，说，“我们合作吧”，并谈了编写服饰图录的一些想法，诚挚、亲切而温馨。我看到室内案上、墙边甚至地上，满堆着图书资料。王㐨说：因为资料太多，翻检不便，先生就将一些资料袋钉在墙上，好找一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手边备一些饼干点心，饥时垫一垫。点心过期了也没有关系，吃上几片土霉素片，就不怕胃肠出毛病。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们看他的研究考证，出入于实物和文献之中，如鱼得水，哪里知道这背后的付出。“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一联诗句如同是他的写照。 沈先生的服饰研究之能够完成而且资料如此丰富，插图如此精美，离不开他的两位助手王㐨、王亚蓉的帮助。比较起来，我和他们接触多一些。这些年，王㐨在考古现场和室内整理工作中抢救和复原文物的一些工作已成为经典案例，如对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复原，马王堆汉墓丝织衣物的揭取，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及佛骨的取出，营口金牛山人头盖骨的剔取，等等。他们还应邀远赴海外，对流落异域的祖国文物做整理修复，都赢得高度赞誉。这些工作既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内容。 王㐨的工作方法是分析文物的具体情况实施保护。我曾请他在辽宁博物馆作学术演讲，他说凡物都有自己的物性，要顺着它而不是逆着它。一件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几百上千年，已习惯了地下的环境和它放置的状态。骤然出土，对光线、空气和干湿度都不适应，何况有的文物在出土前已有损坏。要给它时间，慢慢地适应。如同一盆花干旱已久，如一下子浇透水，花反而会死掉。如果把花盆坐在水盆里，让它从盆底慢慢吸收水分，花才能救活。 王㐨对文物保护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发明了丝网保护技术。他用这一技术成功修复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宝——6 世纪和9 世纪的两本残破的羊皮纸《圣经》。其具体情况本书中已有记述。这一技术的特点是不改变文物性状，不影响文物的观瞻，又具有长效性和可逆性，可说是达到了文物保护的最理想效果。其适用范围也绝不止是羊皮书而已，应该是在大量丝纸类软片文物保护中都可起到作用。提高文保水平，前景无限。 对于王㐨，还应该说到他的品格。有两件事深深感动着我。一件是在增订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以后，沈先生托付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了，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纺织考古的研究有很多设想，也做了很多准备。但这时他却放下不做，去整理沈先生的一些散乱的笔记，因为《沈从文全集》的编集出版已排上了日程。笔记为小字草书，比较难认，只有王㐨结合沈先生的研究才可释读。于是，他以抱病之身又毅然负担起这项费时费力的繁重工作。《全集》编成，他的生命也已临近最后的阶段。这种古风高谊，怎不让人由衷地钦敬！另一件是，他的严重的肾病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同清理万人坑时遗留下的。几十米深的坑洞，他要将一些受害同胞的遗体背出来，阴冷劳累，从此种下了病根。田野工作又是没日没夜地赶时间，20年后，他终于被疾病击倒，需要两三天就去做一次肾脏透析。一次我去看他，遇到他透析回来，大热天穿着棉衣，疲惫不堪，半天说不出话。十几里的路程，公交车不来，出租车也没有，他几乎走不回来。而由他编写的《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付了他二万元稿费，希望能帮他改善一下医疗和生活条件。他却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商务的朋友欷歔久之。 多年来，他应邀去各地的考古现场，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为当地的文博单位抢救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王㐨，很多文物就毁掉了。为工作，他殚精竭虑，克服种种困难，但他的为人却又如此谦抑，如此克己，精神境界之高尚几至无我，这使他在文博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不仅技术高超，人品和敬业精神也都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王㐨于1997 年冬卒然去世，只有67 岁。当时我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晚沈阳下雪，我的妻子包恩梨女士连夜拟了一副挽联用电报发往北京，述说我们的悲恸： 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亚东欧西，楚绣汉锦，唐服辽衾，金牛人骨，羊皮文书，百千国宝重辉，功在人心，桃李不言，彼苍竟夺斯人去； 碧海丹心，青灯寒舍，布衣蔬食，夜作朝耕，贡献何丰，自奉何薄，寿何能永，人何以堪，今夕北国飘雪，大地素装，泉壤有知，听我失声送君行。 如今恩梨亦逝，思之悽然。 自从王㐨发病，很多田野的清理和室内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王亚蓉一人身上。1991 年，为整理叶茂台辽墓的丝织品，她只身来到沈阳，那时单位经费紧张，压缩旅差费用开支，就委屈她吃住在我家，睡客厅沙发，这样坚持了40 天。那是一堆已经炭化了的丝织衣物，外形虽依稀可辨，但稍有震动就会化成一摊粉末。她细心清理，从中找出一件刺绣小坠和一只鞋底。一件佩巾是珍贵的缂金织品，出土原状为折叠放置，未敢打开。她用喷雾洇湿的办法，费了十几天的时间，将它打开放平，使之可以照相绘图。 此后在北京老山汉墓、新疆尼雅汉墓（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以及江西靖安东周多棺大墓等的发掘清理，少则数十天，多则一二年，她都付出了全部精力，全部心血。得来这些成果谈何容易。试想，在烈日炎炎之下，或踏足泥泞之中，以一位年已花甲的纤纤弱质，带领几位年轻的女孩子在深深的墓坑中一点一点剥取那些粘附着或叠压中、甚至糜烂如泥的丝织衣物，一站或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是一个怎样感人的场面。而她们只是为了为我们这个“丝国”（应该说同时是为了人类文明史）抢救和保留一份原始的实物资料。而如果没有这些实物资料，什么纺织考古都无从谈起。 王亚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保存和整理了沈先生的讲话录音并录成文字，正是由于这一份劳动，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这本书所收都是一些原始材料，朴素无华，但感人至深。沈先生一生平和，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华丽的词句去赞美他，打扰他的宁静。王㐨也从来低调。我们只希望将这段历史记下来，以便后来者参照和思考。幸堪告慰的是，王亚蓉现在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团队，这项细致的工作薪传有望。今后的考古中还会不断有丝织品新的发现，这个团队也方任重而道远。希望他们不负前人苦心，做出更多的贡献。 大家都期待着。 徐秉琨 2012年10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