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沙门思潮下的原始佛教 公元前1500年左右，自称雅利安人的一支欧罗巴人种取代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君临印度全境，这一历史进程被《梨俱吠陀》、《吠陀本集》和《梵书》等文字结集所记载，后世合称这些体现了雅利安人独特宗教理念的文献为《吠陀古经》，所记众多神谱中最重要的大神有二，一是造物大神梵天，二是繁衍与毁灭、再造之神湿婆。随着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全境，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开始形成：第一等级由宗教贵族组成，称为婆罗门；第二等级属世俗贵族，称为刹帝利；第三等级是商人和自由手工业者，称为吠舍；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沦为世袭贱民，名为首陀罗，为第四等级。婆罗门享有祭祀的主持权与《吠陀古经》的解释权。有人将古吠陀教称为婆罗门教，这一名称同将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类似，并不科学，因此本书将印度教兴起之前的古印度宗教泛称为古吠陀信仰或古吠陀教。这一古老的宗教经历了征服时期的鼎盛，进入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期，对古老的吠陀信仰质疑和革新的思潮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都自称沙门，因此，这股思潮也被称为沙门思潮。期间涌现了五种哲学流派和两大崭新宗教。其中五大哲学流派包括倡导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论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补充为地、水、火、风、苦、乐、命我（生命） 等七元素论的婆浮陀伽旃延，倡导宿命论的末伽黎拘舍罗，不可知论的散若夷毗罗梨子，以及公开宣扬暴力论的富兰那迦叶。两大新宗教指耆那教与佛教。其中耆那教的创立者筏驮摩那，信徒共上尊号为“大雄”，意为征服一切欲念的大英雄。佛教意为觉悟者的宗教，创立时间迟于以上六种除佛教之外的“六师沙门”思潮（佛教典籍蔑称为“六师外道”）。其实，佛教本身也是志在改革古老吠陀信仰的沙门流派之一。佛教虽创立时间最晚，却广纳诸家之长，是名副其实的沙门后起之秀。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本北印度释迦族所建城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其母摩耶夫人在生下他七天后去世，由姨母波阇波彼提夫人抚养成人。乔达摩•悉达多王子本已迎娶邻国公主耶输陀罗成家，其父净饭王亦希望培养他成为国王的继承人，但他却因难于解释人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看不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不相信婆罗门教的传统教义，从而成为一名景慕沙门思潮的年轻人。佛典记载和石窟寺壁画共同印证了悉达多王子由“出游四门”、“太子惊梦”为起点，“执意出家”，而后经历了“车匿备马”的精心准备，终于“夜半踰城”，进入林木蓊郁的大山，实践了“山中苦行”的夙志。但遍从名师，六年苦行，仍一无所获。悉达多太子来到恒河圣城瓦拉纳西附近凿有一口老井的名为鹿野苑的地方，在这里改而放弃苦修。他饮用鹿野苑的井水，独自趺坐在菩提伽耶附近一株菩提树下，思索宇宙真理七日夜，突然宣布悟道，遂在鹿野苑向憍陈如等最初追随的五弟子传布教义，此即著名的“初转法轮”，标志着佛教的诞生。自此他开始四处传教，收纳信徒，口授经义，建立僧团，在以摩揭陀为中心的中印度恒河流域赢得了大批信徒，弘法45年，建立起完备的僧团组织，形成了完整的戒律。弟子上尊号为佛陀，意即觉悟者，又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陀的生卒年月，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各派的说法差异很大，有的相差百余年。中国佛教属北弘佛教，据《历代三宝记》中“众圣点记”记载，推定为公元前565—前485年，约晚于耆那教大雄半个世纪。自此，佛光已在地平线上徐徐升起。 这位觉悟者在菩提树下经历了七日夜苦思冥想之后，究竟觉悟了些什么？何以最迟出现的沙门流派佛教反而后来居上，取得众多的刹帝利、吠舍种姓信徒的支持？沙门思潮本是以反对婆罗门信奉的《吠陀古经》为特征，佛典中却很少出现攻击《吠陀古经》和婆罗门种姓 的有关记载，反而将佛教之外的其他六师沙门一律诋毁为“六师外道”。可见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同那些只破不立的其他六师沙门截然不同，自初转法轮之日起，就已放弃了根本否定承载着印度古老文化的古吠陀诸神的沙门立场，不再激烈抨击承载着印度古老文明载体的古吠陀教，而是致力于对原始吠陀教的吸纳和改造。《吠陀古经》中承载的雅利安人古代文化遗产精华，都被批判性地纳入佛教思想宝库，形成了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戒杀生、非暴力为特征的完整教义。 佛陀认为，宇宙被一种永恒的因果律所支配，凡因必有果，果必有因，形成无穷的业报轮回；因缘相生，报应相随；生命也受这一因果律的支配。众生原本平等，演变为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因为前世、大前世的善恶因缘，经过轮回转世而形成了不同结果。前世的善因形成今世的尊果，恶因形成今世的贱果。他反对血腥祭祀，主张以非暴力手段积累善因，劝说群众不必为现实世界的不平等色相而苦恼。并从中衍生出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一整套佛教教义。“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是苦、集、灭、道：苦、集说明人生的本质和形成的原因；灭、道指明解脱的道路和归宿。佛教的全部学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主题展开的。可见佛教创立实质上是对古印度吠陀信仰的全面改造，既保留了印度人对传统神祇的崇拜，适应了印度刹帝利、吠陀两大世俗大种姓的精神需求，缓和和化解了世俗强势集团同世袭婆罗门种姓之间的矛盾，又冲击了印度长期婆罗门至高无上的精神枷锁和种姓等级制度的桎梏。后来居上的佛教不但迅速取得了印度刹帝利、吠舍等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而且调和了同婆罗门种姓之间的矛盾，取得了广大僧侣的拥护，理所当然成为新兴的、进步的宗教势力。并由此推动了以反对婆罗门传统信仰为特征的沙门思潮的发展，最终使印度的宗教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