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德国人而言，纽伦堡这个名字就是耻辱的同义词——耻辱是因为这里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是因为梦想背叛了他们，是因为外国人把他们的法律强加于德国身上。法庭审判时采用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程序，这也是辩方所抗议的，声称采用这种程序就已经把他们置于不利的境地。法兰克福的《新报》（Die Neue Zeitung）很有技巧地总结了那些被关押起来的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习惯于大陆法系的法庭审判方式：法官拿着辩护人的证词，已经熟悉警察调查的每一个细节，并且在采纳官方证词方面要比采纳单独的证人的证词更加富有责任，还有阻止交互询问的权力。现在所有这些都颠倒过来了。法官负责聆听，而控方和诉方律师则主导整个过程。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的。在法庭上，只有宣誓的时候，说的才算数。每一个证人都要进行交互式询问，并且被告在不危害本案的前提下有权保持沉默——这是在克虏伯案件中，也是在纽伦堡战争犯罪审判中实行的一项权利。 很明显的是，德国人不能使用自己的法律。在凡尔赛，他们被要求对一项涉及100 名德国人的判决发表意见，但是只有6 人被逮捕，其他的都被判无罪。甚至连盟国的领导们对这种方法都有保留意见。美国国务卿科德尔• 赫尔（Cordell Hull）希望对德国领导人进行战地军事审判。温斯顿•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同意，认为那些纳粹的高层官员应当在某天早晨直接拉出去枪毙。但是赫尔在1944 年辞职了，并且丘吉尔落败于英国的选举。大部分人都认同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把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同《大宪章》（Magna Carta）、《人身保护命令》（habeas corpus）和《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相提并论。杜鲁门总统认为这种新的国际司法审判方式将会发出耀眼的光芒。《纽约时报》认同这一观点，同时，没有人能够比罗伯特• 杰克逊法官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的深远意义。他满怀热情地到了巴伐利亚，就跟霍尔姆斯法官（Justice Holmes）说的那样，深信他就是道义和历史正义的使者。 “整个起诉的过程，”尤金• 戴维森（Eugene Davidson）在研究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的过程中指出，“是围绕在希望克虏伯家族有一个人接受审判进行的。”杰克逊是他们的领导。当10 月6 日在柏林正式开始起诉的时候，美国人把这个家族挑选出来，列为特别名单，当作第三帝国对外侵略的穷凶极恶的帮手。这个涉及古斯塔夫的案件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根据战前的资料，这个家族在战争中已经攫取了大量财富，暗示他在秘密重新武装第三帝国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并且还参与了纳粹的对外扩张的阴谋。现在，审判庭第二排被告席上，已经给他留出了一个位子；他和卡尔• 邓尼茨（Karl Dönitz）要直接坐在戈林和赫斯（Hess）后面，跟绍克尔、赛斯- 英夸特、斯皮尔、秘密警察部队的首领厄恩斯特• 卡尔登布隆纳（Ernst Kaltenbrunner）和希特勒的亲信朱利乌斯• 施特莱歇（Julius Streicher），还有其他人，坐在他们的左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