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淮军订立营制营规，并刊颁各营，一如湘军所为。李鸿章初至上海，奉行不背，并力加推广，转为翻刻，遍给原有的驻沪防军，予人耳目一新，使淮军受到相当重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１２： 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鸿章惟照此做去，稳扎稳打，拟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则幸甚矣。” 又： 同卷，页２１，同治元年四月二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各处求营制、营规、爱民歌、劝戒浅语甚多。行箧所携，不能遍给，刘守（刘郇膏）毅然翻刻。如闽抚徐树人先生（徐宗字树人），每样要数十本，所属军吏无论已，停刻不能，停散则可。然有求者不得不应。” 招募的权宜淮军形式，虽大致仿照湘军规模；而且淮军主帅李鸿章出身湘军，并以曾氏传人自居，但在细节上，淮军于原有制度，却日渐因时制宜，而予以改变。就开始成军而言，若照湘军招募之制，必不能仓猝立营。曾国藩拨给现成的湘军不论，其林字营新勇一千名，系截留滕嗣林为薛焕在湘所招募者，据湖南巡抚毛鸿宾所言，本是杂凑而成，已不合旧规。而李鸿章就皖北所募之鼎、铭、树、庆四营，均就当地团练改编，更是不合于湘军的规定。其中只有春字营是久经战阵的老勇，其余终不免有乌合之嫌。及淮军带赴下游，上海四面皆敌，与皖北千里悬隔。返乡招募，更成严重问题。鸿章自不免向曾国藩诉苦。所谓：“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９。但为时势急迫，李鸿章所取的权宜措置，曾国藩又不能不曲加体谅。 淮军到沪之后，战事日繁，需兵日众，李鸿章乃循湘军规制，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北续招淮上乡土之兵，先募九营，结果仍是就当地团练成军。并立即被曾国藩调四营防庐江，五营防芜湖，暂时就彭玉麟军食小口粮。彭氏对于分饷并无所谓，但对于这批客军却极为厌恶，淮军营官疏长庚，曾受到彭玉麟极严厉的抨击。其函告国藩云：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已也，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此人乃地棍，无恶不作，又从贼就伪职，明作练总，报假仗以欺翁中丞（翁同书），获保至此。桐城谣甚详，其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谣歌数千言，曾见之，惜不能记。《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卷三，同治元年十一月二日彭氏致曾国藩函。李鸿章招募的淮军，不惟为其湘军同僚所诟病，同时也引起朝中的注意，这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所酿成，其实质距湘军的定制更要远了。李鸿章在皖北所招十营（步队九营，马队一营），暂为曾国藩调用九营，沪上需兵仍急。于是又派张家瑜到江北高邮、邵伯招募，结果掣动了当地防兵，均化名应募。驻扬州的统帅，本是与湘军接近的都兴阿，亦大加反对。一面奏陈，一面咨请李鸿章制止，但终被募足五营到沪。朝廷深不谓然，对鸿章曾加指摘：李鸿章招募扬勇，原因沪上兵力未厚，第江北各营月饷，仅止三两，且须五六十日始能一关，必致该处得力之勇改名应募，相率引去，于江北军务大有关系。着李鸿章饬知委员张家瑜等，即行停止。该抚籍隶皖北、庐凤一带，民风素称强悍，若派员前往招募，必可训练成军，并着酌量办理。都兴阿奏陈及同治元年十二月十日的上谕，均载《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三，页２—４。 又：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５１，上曾相：“不得已遣人赴扬州添募，都公乃造谣生事，上渎天聪，殊可怪叹。”据李鸿章的申复，谓此次所招之勇，均系里下河土著与皖北客民，并声明决定停止续招。是自知理短。曾胡向称都兴阿忠朴诚实，有丰镐家风；庸让敦厚有余，矫健则不足。非不得已，当不至无端生事。鸿章与都兴阿咨文，只云招募一营，实际上竟招五营，似有意欺其忠厚。据曾胡两氏文集，其于都兴阿均视为无才干，而淳朴质实，无可取之长。 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记：“都帅（兴阿）旧隶胡文忠部下，相国（指曾国藩）称其忠实耐劳，打仗奋勇，而办事多疑少决，非大将才。”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页３４，致李鸿章函：“都帅（兴阿）昔在扬防，于台端微有不满。然文忠（指胡林翼）素称其忠朴善良。兹同办大事，当不致稍存芥蒂。”再者，即以如此招募而言，亦大违湘军章制。湘军一向严忌散卒游勇，鸿章刚到上海不久，即已全不置顾。后日发展，相去更远，虽在承平，淮军亦多就地招募。其所能同于湘军者，只存乡土的色彩而已。《周武壮公遗书》，卷二上，页１６，光绪十年添募淮勇，仍然就地取材，不过仍特重在皖籍乡土分子。 洋枪队之组成淮军规制出于湘军，编伍既成，受命援沪。为因时制宜，不出半载，遂于旧制大加改动，且自成风气。当时人士屡言淮军转变之机，以效法西洋为其关键，自是深明要领，王运言：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２。王定安言：淮军之兴，发轫松沪，浸淫至于畿辅。然其初起由湘军，故营制饷糈皆同，将裨间用楚皖人，独用西洋火器，与湘军异，湘军亦往往仿效之。王定安： 《湘军记》，卷一，页１。若论淮军之改变营伍制度，主要原因，则为加强火力，改换军械。所谓改换军械，即军中之使用洋枪，仿效西法。当然，这种改进，并非突变，而是逐渐形成。只是李鸿章能首先正确地了解到西洋新式武器的重要，以及迅速地接受新事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淮军至沪系在同治元年三月，开始接仗，系在四月，至八月已有洋枪队千人参加作战。在这期间，李鸿章并已着手改编若干重要部队。初期的运用，是以亲兵营使用劈山炮队掩护洋枪队作战，也就是韩正国所统带的一支。这支亲兵营，本系湘军，乃曾国藩就督标亲兵营中拨给，共两营一千人，当初用以构成淮军本军的亲兵营。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1862年8月26日）七宝街、北新泾之战，淮军大胜，鸿章曾得意地函告曾国藩：亲兵营湘勇，枪炮队伍竟为上海诸军之冠，贼即先打此营，无怪大败，吾师闻之，应亦莞尔。《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５１。 又： 李氏初用洋枪，即无独占之意，立向曾国荃推荐，并解精利洋枪予之，略露其改制之计。同上书，卷一，页５８，李氏函国荃称：“鸿章日与将士讨论，苏贼无劈山炮，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已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敝军已共有千杆，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 又： 同上书，卷二，页１５，李氏函曾国荃称：“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牛芒鬼子（指闲散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鸿章言之屡矣，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另一支郭松林部，亦有洋枪小队参加此役。这当为淮军改制的起始。至于太平军方面，远在淮军之先，已使用洋枪，而且数量颇多。其所以不能获胜，反为淮军所制者，在于淮军之有组织，也就是淮军用湘军编伍的定制，参合西洋运用洋枪的成法，而成为一种新的队伍。初时李鸿章仅使各军编组洋枪小队，尚未改动营制。至同治元年九月，始改各营之小枪队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两队。这种形式，是就旧勇改立特种武器的新营，一营可抵两营之用，作战时仍与旧营配合。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其改定的形式，如后列简表：这种编伍，尚是淮军初期洋枪并不甚多之时所定。后来鸿章所部各营水陆七万人，大部改用洋枪，每营多则四百余杆，少则三百余杆。此时的淮军，每营四哨，连亲兵共五百人，除伙勇以外几乎全用洋枪，劈山炮亦逐渐减少，小枪、抬枪、刀矛则尽被革去。湘军各营的实力，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３５。 淮军改编洋枪队之后，湘淮军力优劣的分判，也是很明显的，这里可就实质上作一比较。就量而言，湘军每营火力，计有小枪九队，小枪每人一杆，每队除伙勇外，十一人持有小枪，全营共有小枪百杆。抬枪每四人一杆（抬枪向例三人一杆，湘军成军之始即改为四人一杆），每队三杆，计每营抬枪八队，不过二十四杆，合计所有枪械，共一百二十余杆，另加劈山炮两队，合共十九队持有火器。淮军均用洋枪，照每营四百余杆者计，除伙勇外，全用洋枪，照每营三百余杆者计，则首先改用洋枪的程学启部，每营已在三百杆以上，故是最弱之营，其火力亦超过湘军两倍以上。就质而言，小枪抬枪，均系旧式，前膛装药装弹，再加药线燃放，不仅装药时药粉易被风吹散，火线亦易被雨水浸湿，缺点甚多。此时的洋枪，虽尚系前膛装药装弹，但已用铜帽装就火药，后嵌铜火引，前置弹丸，扳机击燃铜帽，燃及膛中火药，则弹丸被推送射发。两相比较，优劣自见。 炮队的建置淮军各营除改用洋枪之外，进一步的复使用西洋炸炮。实更优于湘军。当时仅英法军及常胜军设有炮队。李鸿章初到上海，不出一月，已惊叹洋人炸炮之利，四月二日（4月30日）有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０。可知鸿章在未接仗之先，已因所见而有心仿习外洋炸炮了。但是洋枪尚易于在沪购得，而炸炮则难于寻觅，不得不特别借重常胜军统领华尔，请他代为物色外国造炮工匠，并代购洋炮。八月十五日（1862年9月8日）致曾国藩书称：至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炮，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同上书，卷一，页５４。就鸿章往来函件中观之，在同治元年内，淮军虽尚无炸炮，但他已有深刻的认识，急切经营，实均受对外接触的影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1863年2月2日）曾致书曾国藩，可以了解到鸿章的看法：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忠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无从购觅真正炸炮，金陵龙游军中，所用炸弹，亦恐有未尽善之处。洋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炮大炮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辨常胜军事云： 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军亦归无用。盖常胜军粗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何伯、华尔等摒凑而成，其勇并非精强也。常熟投诚之贼，陆续来沪求救，但求拨洋兵数百，炸炮数尊，贼必解围而去，是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郭松林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４６—４７。在次年（1863）正月，鸿章的亲兵护卫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已有炮队两百名参与战阵，这是淮军成立正式炮队，以为专门营伍之始，也就是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 是年六月间，淮军进攻苏州之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亦均有了炸炮队的组织。各部多使用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刘部并有两尊三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最称精利。当时李鸿章则希望有更大的六十四磅重弹子的炸炮，要用以炸开苏州坚城。可是不到一年，淮军已使用一百零八磅重弹子的炸炮了。同治三年（1864）五月，苏常战事结束，当时淮军的所有的开花炮队，共有六营，计刘秉璋部一营，刘铭传部一营，罗荣光一营，刘玉龙一营，余在榜一营，袁九皋一营。这是淮军所有新式的威力最强的炮兵部队。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３。 以炮队而言，湘军之与淮军，更不可以比侔，兹就两军炮火实力做一对比。湘军每营，只有劈山炮两小队，每队有炮四尊，并无独立之炮营。其所谓劈山炮，实即相沿已久的西洋炮，亦即红夷炮。炮身系模制而成，炮子系所谓群子，每子如葡萄大，为生铁或熟铁铸成圆滑颗粒，先实火药于炮膛，再加群子百余颗入膛，多者可至三四百颗，燃火线轰发。曾国藩所谓“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曾国藩：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页３９—４０。。淮军开花炮营所用者，系外洋长炸炮和短炸炮，长炸炮甚少，而短炸炮居多。短炸炮又名田鸡炮，亦称天炮，因其口斜昂向天，形如怒蛙。实即现在军中的迫击炮，只是精巧不及。没有俯仰角螺旋，以定炮口高低；没有水平螺旋的装置，以定炮口方向。永远将炮口测准于四十五度角，“不可时高时低”，以火药量之多寡，定弹之远近，“从高坠下，落地开花”。这类炮弹，李鸿章的炸弹三局均能制造，以炸炮与劈山炮之威力比，何者之为优为劣，已不待言辩了。《同治朝夷务始末》，卷二五，页４—１０，李鸿章致恭亲王函。 又： 李鸿章淮军虽然改用洋枪炸炮，却并不自秘其术，首先向曾国藩建议改革湘军，并购解洋枪炸炮交曾国荃大营，而曾国藩总是劝阻不必使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致其弟国荃信：“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浦（张芾字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３６。）同治二年十二月，又致国荃信说：“弟去年请黄南翁（黄冕字南坡）解炮四尊，今年请丁道（丁杰）铸炮数尊，皆外行之举动也。”（《曾文正公家书》，卷七，页３２。）湘军之不及淮军，宜其来由有自也。 淮军虽有开花炮营，却未停止其屡时改进。自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三年（1877），又添置了最新式德国克鹿卜（Krupp）后膛钢炮一百一十四尊，一律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新式炮队十九营，每营钢炮六尊，每尊正副车二辆，每车配马六匹，炮目另骑一匹，共十三匹（平时操演减半），每炮什长与兵丁共二十四名，全营正勇共一百四十四名，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炮目共骑马三十二匹，再加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七辆，总计车十九辆，连骑带拖车之马共一百五十匹。此时之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李文忠公奏稿》，卷二九，页７—８；来春石泰口述，沈敦和译： 《德国军制述要》，页６。光绪十年（1884）以后，淮军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余尊，亦足见其随时代而进步的现象。 马队营制淮军平吴之时，除配属之淮扬水师及太湖水师外，则全依步炮两项兵种，只有少数马勇骑从，为张士芳、苗顺清在徐州所招，并无骑兵营伍组织。淮军之有骑兵营，实就平捻的需要而设。惟需说明者，淮军的马队营，并不像步队营之完全沿承湘军规制，却也并非单独自创，而是借湘军形式，加以改革。江浙既平，淮军松、勋两军受命援闽，铭、盛两军，受命剿捻，实在曾国藩奉命督师之前。马队之成，发轫于铭、盛两军，时在同治四年（1865）。最初只有战马五百匹，为淮军中有马队营之始。《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２０。 湘军原有马队，为多隆阿所统带，其营制： 马勇四名为棚，每棚马夫二名，棚夫一名，伙夫一名。六棚为哨，十哨为营。每哨哨官一员，马勇二十四名。每名各给马一匹。每营先锋官五员，各给马一匹，独成一棚，并予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另备守营步兵十名，什长一名，伙夫一名。营官给马四匹，马夫二名，伙夫一名，长夫八名。帮办一名，给马一匹，长夫一名。哨官每名给马夫一名，棚夫一名。营官亲兵马勇八名，分为两棚，每棚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公用长夫共四十名。是为马队一营之制，合计全营约六百人。《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８—９；《湘军志》，卷一五，页６。 在剿捻时期，湘军马队亦随淮军而改用新制。淮军的马队营制，实较湘军旧制更有效率： 一营设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每营分中前左右后五哨。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正副哨官各一员，中哨营官自统，另设副哨官二员。每哨马勇五十名。五哨共二百五十名。各哨又有散勇五棚，每棚十名，内一名为什长。合五哨，共计散勇二百五十名。另营官、帮办、字识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马勇，用伙夫一名。总共用伙夫二十五名。又全营公用长夫五十名。合计全营人员为五百九十二人，是为淮军马队一营之制。《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２—３。 至于马队薪水，其勇丁均较步营略加，列表如下：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公费一百两。 帮办月给银十六两。 字识月给银九两。 正哨官月给银十八两。 副哨官月给银十五两。 什长日给银二钱六分，大建，月支银七两八钱，小建，月支银七两五钱四分。 马勇日给银二钱四分，大建，月支银七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六两九钱六分。 散勇日给银一钱四分，大建，月支银四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四两六分。 伙夫（伙勇）日给银一钱一分，大建，月支银三两三钱，小建，月支银三两一钱九分。 长夫月给银三两，不扣建。《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１３。淮军剿捻期间，陆续成立马队三十余营。至西捻平后，大部遣撤，仅留亲兵马队三营及铭军马队四营，此系淮军马队建置之经过。 公费之增置淮军马、步、炮各营薪粮公费，大致承袭湘军成法，惟因兵种不同，以及战区形势的转变，亦因时地制宜，有所更改。剿捻之时，各营增加薪柴费一项，步营月支银一百六十两，马队营月支银八十两，相沿以为定制。又湘淮军各营本有灯火油烛的配给，剿捻之时，亦改为折价计算，步营月支银三十两，马营月支银二十两。又马队五哨，配雇大车五辆，每辆月给车价银二十两。共计每营百两。开花炮队，每营月支车价二百两，亦均成为定制。《李文忠公奏稿》，卷一八，页２４—２５。 对于经制军的影响绿营的废弛败坏，在对太平军的战役中已充分暴露。于是，在同治初年，乃有改革绿营之议。发端于直隶总督刘长佑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1863年6月17日）的奏疏。《刘武慎公全集》，卷五，页６—７：“臣历事戌行，转战数省，所恃以战胜攻取者，固由士卒之用命，亦实营制之合宜。臣到营时，正值进剿吃紧，未敢遽议更张。现在局势稍纾，讲求宜急。适新任两淮盐运使郭嵩焘，因副将陈飞雄（熊）带勇来直，附寄两江督臣曾国藩所定湘军营制。臣审酌南北情形，量为变通。一面饬催军需总局，行营粮台，制备锅帐铲镢等件，一面分饬各营，照式遵办。其有不足额数者，饬令召募成营。派候选道黎献等逐日督同操练，臣复亲身指授其间，约计月余，可望一律齐整。”刘长佑的本意，是取法湘军营制，而日后的发展，则随淮军改变。影响所及，竟使通国各省纷相仿效，因而晚清“练军”，也就成为湘淮绿营之外的一种新体制了。 同治二年五月十七日（1863年7月2日）刘长佑将初步拟具的练军规制奏陈，大体与湘军相似。酌改者有两点，其一于营之上添置一级，有如湘军的统领或分统，而名之为“军”，以五营组成为军。以分统为军的名目，原为胡林翼和李续宜所创议，军设总管一员，上承统领，下统诸营。嗣后遍行于湘军，以至于淮军，但每军所辖营数，当时尚未确定。胡林翼曾函告官文：近日与希庵（李续宜字希庵）商议，以二十余营，分立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派总管一员，所辖或三四营，或六七营。每一总管，另设总帮一员，仿营务处之实而避其名，其黜陟调遣，大致仍归统领。如此则纲目张举，事理专一，而大权亦不至旁掣，其美利不可胜言。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页４。嗣后，各军虽有类此的分统，而下层营数，终未划一。如淮军杨鼎勋之勋字军，每三营就设一分统。而立为定制，五营为军，则系出自刘长佑的设计。其二，刘长佑因地制宜，改长夫之制为车辆的配属，未作明确的规定。 直隶七军之制至于直隶练军的数量与方式，最初由于薛焕的建议，要在直隶设立四镇，每镇万人，以防守畿辅。刘长佑受命练兵，斟酌结果，并未循薛焕办法，而提出练七军之议。当然是修正分防四镇的意见。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1863年11月22日），刘长佑提出编练七军的办法。七军共两万人，就直隶现有四万绿营之中，精选一万二千五百步卒，二千五百马兵。以步卒五百人为营，五营为军，每军配马队五百，合三千人一军，共成五军。再募练四千步卒，一千马队，分为两军。是为七军之法，均仿湘军营制。议定之后，即于督标镇标抽选兵丁，着手训练，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七处，是为练军成立之始。《刘武慎公全集》，卷六，页１２—１５，页２９—３２。 直隶六军之制但刘长佑的计划，并不健全，以致三年无成（自同治二年至五年）。其最大缺点，在各就防地抽练，操演之后，各归各汛，以致绿营习性未能尽改。而且协饷不足，三年以来，仅成军八千。同治五年（1866）七月，恭亲王奏请改弦易辙，仍由刘长佑经营。共为六军一万五千人，分驻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每处步队二千人，马队五百人。此次办法，有三个特点，不同从前。第一，着重边区驻防。第二，就防营各标挑选之后，即在驻所操练，成为独立的军伍，不必再回归原营。第三，严饬各省照额解饷。由此一来，练军虽出自绿营，却已完全独立。练饷亦成为专款，各省不能虚应故事。练军练饷的名称，至此大定。《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四三，页７—１１。 刘长佑既奉命编练六军，乃更拟新的编制，改变甚大，已非湘营旧观，略采淮军之长，然未尽袭其成法。营制大略： 每军二千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设总统官一员，文翼长一员，武翼长一员。每营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设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每哨一百人，分为四队，设哨官一员。每队二十五人，分为五伍，设队长一名。每伍五人，内择老成明白者一人为伍长。其营伍配置如后：这是练军一营之制，合四营步兵，一营马队，即为一军。《刘武慎公全集》，卷二八下，全书皆为练军营制营规。仍略仿湘淮规制设计，但武器终嫌杂乱，而不及淮军之有效。 刘长佑有恭亲王的支持，有部定的专饷协济，有巨量的购置军械、火器、锅、帐、金、鼓的专款（十七万两），以为开办之用。但六军未成，他已于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去职，使恭亲王大为扫兴。《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六四，页１８，恭亲王奏“即如同治五年，奏请选练直隶六军，以为京师四壁防护，并非臣衙门本职，而亦毅然为之。所定章程，悉皆破格吁求恩允，期在必成。此外如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以冀一日之强。无如直隶练兵，已越两年，百无就绪，迥非倡议时意料所及，而臣等区区素志，亦遂为之抑郁而不伸”。至同治八年，又有曾国藩接办练军之事。 曾国藩接办练军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翌年五月二十一日（1869年6月30日），提出他的练兵意见，认为必须参用勇营（即湘淮勇营）之法。第一，着重于质简，他认为刘长佑的一册练军营规，多达一百五十余条，“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繁，官气太重”。主张仿用勇营简单的营规。第二，在事权专一，他以为练军上下事权为总督总揽，又加总署、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主张照勇营办法，“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第三，在慎重挑选。严格招募，枝叶一体，本为勇营的特色。但练军系选练绿营，人员出处先有限定，无法仿行。曾国藩以为弊病就在此处，因为“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柄”，自难收情意融洽之效。对于此点，他仅提出问题，并未想出办法。《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７—２１。 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提出两点补充： 一是使各营加入少数长夫，二是建议调南省之将练北省之兵，更加增强湘淮勇营的色彩了。《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３４—３７。 曾国藩对于刘长佑的练军营规，可以说改变得很彻底。同治九年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他拟订了新的练军营制，几完全推翻了同治八年以前的成规，而更彻底地符合于勇营规制。国藩并明白讲：“大约比照湘勇淮勇旧章，参酌增损。”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３—１５。可以说练军已走向湘淮军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所拟划的新营制，嗣后即为练军相沿袭施行，自不同于从前，也稍异于湘淮成规。兹列表明之（见下页）。 曾国藩改订旧制，间有矫枉过正之处。刘长佑使分统成为定制，即一军的总管，兵有定额，是营以上的固定单位，于制度上可说是一种有效的设计。国藩并不采取，仍然恢复一营为单位的旧规之中，其上级仍为一个没有一定兵数的统领，在运用指挥及训练上均属不便，无异于倒退一步。另一事则为恢复长夫之制，每营定为一百五十名，但在北省，应以长夫与车辆兼用为妥。凡此均可见出他袭用旧制的成见。 至于练军饷章，自刘长佑时起，即较湘淮军为薄，而视旧绿营为厚。曾国藩略为增加，仍稍薄于湘淮军。其给饷情形，除统领、营官、哨官、哨长、长夫同于湘淮军外，什长月支银四两二钱，亲兵护兵月支三两九钱，正勇月支三两六钱，伙夫月支三两。大体上仍是湘淮军的一套。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６—２１。综观曾国藩的练军规制，除用昔时成法之外，并无推陈出新之处，亦无特色可言。曾氏定制不久，适天津教案发生，结案之后，随即调赴两江总督之任。未完的工作，由继任人李鸿章接办，鸿章则一仍旧贯。练军遂成为出于绿营，而入于湘淮臼窠的另一种新力量。同时也是湘淮军影响于经制军的改革，而产生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