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已经在无意间思考本书的话题很长时间了。我在三岁那年患上了一种眼疾（称作“斜视”），这使我不能够双眼同时看着一个物体。这对我的视力并没有太大影响。它最显著的后果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及的，在那里他考察了一个奇怪的元伦理观点——引起错误信念是道德错误的来源。休谟说，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斜视的人”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我们经常“想象他们在向某人致敬或对某人说话，但他们却是在同另一个人打招呼”（Hume 1978：462n）。这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我难以使人们认识到我正试图认出他们。我以为，这个问题促使我想要知道，对等承认究竟涉及什么，也促使我思考对等承认在人类经验中的普遍性，而且，最近我还有意识地思考它在道德理论中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熟悉的事实：我们相信的某些事情，实际上包含着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复杂的敏感性。比如说，很多人直到反思了那些对话规范被显著严重违背的例子，才意识到他们接受了详尽复杂的对话规范（比如规定对话的距离）。对于涉及“第二人称观点”的现象来说也是如此。通过反思那些尊重规范和“第二人称权威”（传达要求、命令和期望的权威）被违背的例子，我们才发现我们对它们的隐含承诺。 更准确地说，我已经开始相信，第二人称观点对于道德理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没有这个观点，我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很多核心的道德观念。在本书中，我将主张，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道德行动者的特殊自由，全都是不可还原地第二人称的。此外，我还试图提出一个论证，它同样能够从第二人称视角确证道德义务的权威和这些其他观念。 这里我必须祈求读者的耐心。虽然我希望我在本书将要指出的现象，是我们足够熟悉的，但我还是会以大家不熟悉的方式，用诸如“第二人称理由”和“第二人称能力”这些抽象术语来分析这些现象。并且我的很多主张都是有野心的；毫无疑问，某些主张是过分有野心了。你可能发现你的耐心很容易被消磨掉。不过，如果是这样，也有一种挽救办法。如果你的反应是恼怒或烦扰，这个反应可以被装饰成某种斯特劳森式的反应态度，也许成为某种对我的傲慢或者我浪费你时间的怨恨。如果这确实发生了，那么请你尝试退后一步考察这个想法或感受；你可能会发现，第二人称理由和权威的观念悄悄潜入了你的想法或感受。当然，如果你的反应是无聊或完全缺乏兴趣，这种挽救办法就不能起作用。 在思考我在本书中发展的观点时，我已经受惠于很多人，也许太多了，以至于我不能够得体地把我清楚记得帮助过我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一列出。过去数年中，我在各种论坛和会议报告了这些观点的各种版本，从中我得到了极有帮助的反馈。我非常感激那些邀请我做报告的哲学系、学会以及个人。特别有价值的是，我能够在两个研究生讨论班上完成本书手稿的初期草稿——一个是2003年在俄亥俄大学，另一个是2005年在密歇根大学。我也受惠于无可计数的其他方式的交流。除了很多其他人外，我感谢Kate Abramson、Donald Ainslie、Elizabeth Anderson、Brian Apicella、Nomy Arpaly、Carla Bagnoli、Marcia Baron、Jack Bender、Alyssa Bernstein、Lorraine Besser-Jones、Simon Blackburn、Michael Bratman、Aaron Bronfman、John Broome、Vivienne Brown、Allen Buchanan、Sarah Buss、Vanessa Carbonell、Jules Coleman、David Copp、Randall Curren、Jonathan Dancy、Justin D’Arms、Julian Darwall、Will Darwall、Steven Daskal、Remy Debes、Richard Dees、John Deigh、Robin Dillon、Chris Dodsworth、Jamie Dreier、Andrew Eshelman、Nir Eyal、William Fitzpatrick、Samuel Fleischacker、Robert Frank、Harry Frankfurt、Robyn Gaier、David Garvin、Gerald Gaus、Allan Gibbard、Peter Graham、Robert Gressis、Charles Griswold、Michael Hardimon、Christie Hartley、Sally Haslanger、Daniel Hausman、Susan Hawthorne、Barbara Herman、Pamela Hieronymi、Thomas E. Hill Jr.、Ted Hinchman、Paul Hoffman、Tom Hurka、Paul Hurley、Nadeem Hussain、P. J. Ivanhoe、Daniel Jacobson、Agnieszka Jaworska、Marie Jayasekera、Robert Johnson、Rachana Kamtekar、Rob Kar、Daniel Keen、Christine Korsgaard、Michelle Kosch、Richard Kraut、John Ku、Arthur Kuflik、Rahul Kumar、Joel Kupperman、Rae Langton、Mark LeBar、David Levy、Ira Lindsay、Erica Lucast、Eric Mack、Tito Magri、Douglas MacLean、Michelle Mason、Joe Mendola、Martha Nussbaum、Howard Nye、Derek Parfit、James Petrik、Philip Pettit、Sara Postasi、Jerry Postema、Luke Potter、Ryan Preston、Wlodek Rabinowicz、Peter Railton、Joseph Raz、Andrews Reath、Connie Rosati、Jacob Ross、Emma Rothschild、Geoff Sayre-McCord、T. M. Scanlon、Brian Schaefer、Tamar Schapiro、Eric Schliesser、Franklin Scott、Mark Schroeder、Nishi Shah、Nancy Sherman、Walter Sinnott-Armstrong、Anthony Skelton、Matthew Smith、Michael Smith、Jim Staihar、Jason Stanley、Michael Stocker、Sigrun Svavarsdottir、Julie Tannenbaum、Valerie Tiberius、Kevin Toh、Mark van Roojen、David Velleman、Peter Vranas、Kendall Walton、Gary Watson、Eric Weber、Marshall Weinberg、Andrea Westlund、Susan Wolf、David Wong、Allen Wood、Gabriel Zamosc-Regueros、Kate Zawidzki、Lei Zhong、和Arthur Zucker。 我也接受了大量来自机构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这本书就不可能存在。国家资助的人文奖金在1998年至1999年资助了我一个别的项目，但是它使我思考了我在这里发展的观点。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詹姆斯•B.和格雷斯•J.纳尔逊奖金使我在2002年至2003年有一年时间离开教学岗位进行研究，在此期间我写作了本书的初稿。目前我在密歇根大学公休的支持下完成手稿。 书中的某些部分借鉴了早先出版的内容。第五章的一部分基于《现代自然法中的自主性》，发表于New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utonomy，ed. Larry Krasnoff and Natalie Bren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意用于本书。第六章来自《尊重与第二人称观点》，发表于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78（2004）：43—60；经过美国哲学学会的同意用于本书。第十章的某些内容立足于《费希特与第二人称观点》，发表于International Yearbook for German Idealism 3（2005）：91—113；经过沃尔特•德•格鲁伊特出版集团同意用于本书。 我也要为我从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审稿人员那里获得的帮助表示感谢。林赛•沃特斯是给予我激励和智慧的一个源泉。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员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 一如往常，我最感激的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学生和其他教职人员，特别是伊丽莎白•安德森、艾伦•吉伯德和彼得•雷尔顿，以及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在该系的戴维•费林曼，他们使安娜堡成为研究道德哲学的理想之地。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连个儿子朱利安•达尔沃和威尔•达尔沃。在我写作本书时，没有什么比我和他们谈论本书观点时，他们表现出的鼓励和理解给予我更大的支持。我在这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