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18—221中对他关于“逻辑强制性”观念的探讨做了总结。他一开始这样问道：“这样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一个数列的开头乃是通向无限的、看不见的轨道的可见部分？”（《哲学研究》218）这种关于轨道的意象，显然是表达我们的如下感觉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身体达到某一点之前，所有的步骤都已走过了。因此，“无限长轨道对应于一条规则的无限制应用”（《哲学研究》218）。维特根斯坦这时指出，我们用这幅关于无限长轨道的图像，或者用“所有步骤都已走过了”这些词，想表达如下的意思： 我别无选择。一旦被标上某种特定的意义，这条规则就把遵守它的路线延伸到了整个空间。 （《哲学研究》219） 他反问道： 可是，要真是这么回事，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哲学研究》219） 让我们假定，在某个柏拉图式的天国里，真的铺设出了对应于某条规则的所有未来应用的轨道。这会带来什么差别吗？比如，我可否查对这些轨道，以便确定如何在一个新情形中应用这条规则呢？显然不能。这些客观存在的轨道，同我们人类遵守规则的实践，或者判定一条规则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是否被正确应用的实践，搭不上任何关系。我们受诱惑认定的、对稳定我们的实践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那个柏拉图式天国，即便真的存在，也无法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任何基础，因为找不到任何独立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实践和这些柏拉图式轨道有什么瓜葛。 维特根斯坦接着写道： 不；我的描述，只有象征性地加以理解，才是有意义的。——我本应该说：依我看，就是这么回事。 我在遵守规则时，并不选择。 我盲目地遵守规则。 （《哲学研究》219） 可是，那一象征性命题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应当凸显被因果地决定和被逻辑地决定之间的差别。 （《哲学研究》220） 我的象征性表达实际是对一条规则的用法的神话式描述。 （《哲学研究》221） 因此，我使用这幅关于通向无限的、不可见的轨道的图像，是为了表达我本人的如下感觉：我对于我所理解的一个词或者我已掌握的一条规则，如何在新情形中被应用，已别无选择。我对我所受训练的反应是这样：在（例如）展开一个数列的每一新步骤上，都不会有任何疑问；我只是根据使用这条规则的实践，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没有任何别的反应方式，会作为一种可能性出现。我们以关于无限长轨道的图像“象征性地”（亦即，隐喻式地）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关于遵守规则的独特经验，也正是对于这条规则如何被应用的不可抗拒性的独特感觉。这幅图像，就这么抓住了有关我们把握一条规则的日常经验的某种特别的东西。然而，当我们受诱惑去把这幅图像不是作为一个隐喻，而是从字面上加以解释时，问题就来了。从字面上解释，我是以关于伸展到无限远、并将一条规则的所有正确应用都规定好的柏拉图式（亦即实在却非物质的）轨道的意象，去表现被因果地决定与被逻辑地决定之间的本质差别。由于一直是从字面上解释这幅图像的，所以我现在必须赋予如下观念以内容：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将遵守这条规则的线路延伸至整个空间”。当我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对应于这幅图像时，我就会感觉到“每一行动过程都可看作是符合某条规则的”（《哲学研究》201）。维特根斯坦对这种混乱状态做出回应，指出：从来就不会涉及这种东西。因为事实是：“这条规则对我而言，只能事先产生出它的所有结论，要是我理所当然地推出它们的话。”（《哲学研究》238）使之成为一个“逻辑的”、而非因果的强制性的情形（亦即，一个遵守规则的情形）的东西，并不在于我受到强制的方式——不在于以某种方式强制我的那条规则本身——而在于这样的事实：我对这条规则的反应，乃是遵守规则的某个特定语言游戏（或实践）的一部分。关于确实存在着通向无限的柏拉图式轨道的观念，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哲学幻想。这种幻想由如下两种东西共同化生而来：一是我们对于关于“一条规则”的概念之语法的无知，另一是将一种错误的构建加在受一条规则支配的某个人倾向于说的东西之上的诱惑。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06中以如下方式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想：“遵守一条规则，可比之于服从一道命令。我们被训练去这么做；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对一道命令做出反应。”他在这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可是，要是一个人以此种方式，另一个人以彼种方式，回应这道命令和这种训练呢？哪一种方式是对的？”为向我们表明，在这些情境下，为什么不能有意义地说某人是对的，他要求我们设想这样的情形：我们作为探险者来到一个神秘的国度，那里的人们说的是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在什么样一些情境下，你会说那里的人下达命令、理解命令、服从命令、违抗命令，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哲学研究》206）显然，只能通过在他们使用声音的活动中，辨别出某种结构，亦即，只能通过发掘出让遵守规则成为现实的那种独特的生活形式。我们要做的是去查明这一共同体的实践中的某种形式或模式，据此可以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判定为发出命令、服从命令、违抗命令等实践。所以，维特根斯坦的评论“我们据以解释一种未知语言的参照系乃是人类的共同行为”要这样加以解释：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在一种共同实践的多种形式和模式中，或者在使用记号的方式中，而不是在隐藏于说话者心灵内的任何东西中，找到一种完全陌生语言的语言技法的使用规则的。 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设想了这种情形：当我们实际去试图在他们使用语词的实践中辨识出一种结构时，我们却发现不可能做到。“当我们试着学习他们的语言时，我们发现做不到。因为在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同他们的行动之间没有固定的关联。”（《哲学研究》207）即使我们设想，如果塞住这些人的嘴，就会让他们不再能前后一贯地行动，以致“没有了声音，他们的行动就会陷入混乱”（《哲学研究》207），可维特根斯坦仍然指出：“没有足够的规则性让我们称之为‘语言’。”（《哲学研究》207）下达命令，做出报告，描述一个场景，讲一个故事，这些都表现着特定的生活形式；当我们无法辨识这种形式时，我们就不能说人们是在使用一种语言。 维特根斯坦主张，我们行动方式中的某种独特的秩序或结构——“人类的共同行为”——乃是语言所必需的。按我们的解释，这种主张不能理解为关于语言的可能性条件的理论。就像他提出的所有其他论点一样，这种关于规则性或秩序的论点也要理解为，对我们关于一种语言的概念或者一条规则的概念的语法所做的某种语法观察。我们关于一种语言的概念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抽象记号系统，而是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展现了某些独特的规则性或型式，它们使遵守规则成为可能。由我们的语言概念衬托出的生活形式观念的核心是，在我们使用语词的活动中，存在着某种型式或结构，是它确定了何为正确地或不正确地应用这种语言的语词。假如我们无法在涉及声音使用的某种活动中辨别出这种结构，那么不仅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称之为语言，而且把这种活动判定为一种使用语言的活动的标准也没有被满足。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语法概念必不可少的那种符合一致或和谐，是这样一种，它构成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而说一种语言（下达命令，做出报告，等等）正在于此。他把这种和谐或符合一致描述如下：“为真或为假的，乃是人们所说出的东西；他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彼此符合一致。这并非意见的符合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符合一致。”（《哲学研究》241）他在《哲学研究》242中同样认为，我们行动方式的和谐一致乃是语言概念必不可少的：“如果语言要成为交往工具，我们必须不仅在定义上，而且在判断上（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存在着一致”；这也就是说，我们对语词的用法必须是符合一致的。 我们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和遵守规则的评论的解释，就到这儿为止了。我希望，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切不可假定这些评论的要点可用下述主张加以概括：意义就是用法；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实践；理解不是一种作为正确用法之源泉的心灵状态；如此等等。维特根斯坦的评论的哲学意义并不在于这些“结论”，它们本身是贫乏而模糊的，而且显然不是要被用做建造更精致理论机器的基础。这一研究进程的真正目的，一方面在于克服某些深藏着的哲学神话和倾向，另一方面在于将我们的思想风格扭转到明摆在我们语言实践中的东西上面来。上面的那些概括完全未能抓住，在如何理解我们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所发生的这种更深刻的转变。因此，将语言从其在我们生活形式中的自然背景中抽象出来，并视之为一个有意义的记号系统的奥古斯丁式冲动，一再被表明引起了这么一些东西：过分简单化、理想化、虚假解释、空洞概念，以及要么和任何实际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要么根本无法应用的图像。为反对这种朝着只会导致混乱和误解的方向行进的愿望，维特根斯坦一直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使用中的语言的具体时空现象。他以这种方式寻求校正我们的误解：通过揭示语言同我们使用它的复杂实践之间的本质关联，来丰富我们的语言景观，并带来一种理智平和的状态，那样我们就不再会感到：“‘但这并不是那回事！’……‘然而，这就是它必须是的样子。’”（《哲学研究》109）正是这种从抽象和概括，到对明摆在我们语言实践中的东西的仔细关注的思想转向，才是维特根斯坦的评论给予我们的真正教益，而这种东西是无法以某种概括来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