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显然并不认为，为使用中的语言提供清楚明白的表象的任务可以系统地进行，成为一种自在的理智目标。他也显然并不认为，这样一种清楚明白的表象，乃是某种可用系统描述的形式表达出的东西。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如此反对这种关于系统描述我们语言的语法的观念。假如语法研究是沿着同理论构建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它为何不应该系统地将我们引入那个方向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地存在于哲学方法的本质应答性中。从而，哲学的反系统本性是与下述观念相关联的：一种语法研究是这样，它“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启悟，也即是从中获得它的目的”（《哲学研究》109）。一种语法研究所引致的对我们人类语言实践的自我意识，并不代表科学意义上的那类知识的某种增长；它只是“提醒我们”，去注意我们作为语言实践的驾驭者业已知道的东西。意识到这种知识，并不能增进我们对这一实践的把握，不过，它却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表现为‘看出关联’”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使我们摆脱了错误图像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再盲目渴求理解困扰着我们的现象。 在《哲学研究》132中，维特根斯坦这样评论道：“我们想要在我们关于语言用法的知识中，确立一种秩序”，但他明确指出，这种秩序只是“为着特定的目的而确立的，只是众多可能的秩序之一，而非那个秩序本身”。维特根斯坦通过仔细描述特殊的具体情形，促使我们注意我们的语言实践被忽略的方面，他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要建立对这一实践的一般的或系统性的描述。宁可说，维特根斯坦是为了回应特定的错误图像或欲行理解的冲动，才去再现某种或某一系列特殊的具体情形的，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看出我们的概念如何发挥作用。我们不仅逐步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图像与它们所要理解的现象毫无关联，而且也认识到，正是我们的各种概念起作用的那些各别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这些概念所描述的现象的本性，亦即，向我们表明了诸如意义、理解、感觉等究竟为何物。维特根斯坦不断重复着这一治疗过程，为的是逐步实现我们思想风格的转变。这样积少成多，我们便会改变看事物的方式。先前貌似一种理解的东西，现已被视作空洞的构造；先前要求阐明的东西，现已被如其所是地接受下来，我们不再感到有什么必要去赋予它以进一步的基础或支撑。 因此，如果想从维特根斯坦的评论中提取出一系列关于意义、理解、感觉等的哲学主张，我们便会错失其哲学方法的全部要点。不止是说，维特根斯坦并不想着构建或阐发哲学理论，就连我们会从他的评论中提取出的无论什么主张，也不能被理解成其工作的要点。他本人也明确警告说，任何想要提取“论点”的企图，都只能产生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想在哲学中提出论点，那就绝不可能就它们展开争论，因为每个人都会同意它们。”（《哲学研究》128）因此，要充分阐释《哲学研究》，就得努力表明，维特根斯坦唤起我们语言实践的具体事例，不是要提供概括的来源，而是要提供一种手段，借以克服由理解的冲动所强加的误解和错误图像，进而使人认识到，根本不存在需加以理解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标，并不是得出结论，而是促使我们逐步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进行理解的企图是空洞的，而且“由于每样东西都明摆在眼前了，所以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哲学研究》126）。维特根斯坦据以让我们接受这一事实的，就是这种辩证过程的具体运作程序，而他关于哲学方法的构想就展现于其中。所以，我们必须忍住不去概括，不去陈述令人兴奋的哲学结论，并转而容许进行一系列澄清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哲学问题……完全消失了”（《哲学研究》133）。这样，我们便永远不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某一特定目的搜集提示物”（《哲学研究》127，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这项工作的辩证结构——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不同声音的互动中表现出来——因此被认作他的方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而不只是被视作一种行文手法，这种手法隐没了秘而不宣的一般观点，而我们的阐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观点引出来。 因此，对于了解我们思想风格上的根本变革至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种辩证过程是要促使我们不去企图以正面学说的形式表达其结果。不止是说，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与我们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思想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思想风格避免了抽象的理论化活动，而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活动成了哲学混乱的根源。他的目标是要达到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来自正确地看待特殊的具体事例。这样一种探究，并不会导致任何可正当地称作一种理论的东西，甚至不会导致任何可用一系列正面主张充分阐述的东西。不止是说，对特殊的具体事例的考察“从哲学问题中得到启悟，亦即，得到其目的”，而且是说，“表现为‘看出关联’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同一般哲学学说的表达完全相反的。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彰显维特根斯坦的评论意欲作用于读者个人的方式，并有助于理解文本所特有的难解性。要理解《哲学研究》，我们就得接受如下事实：该书意在引起我们理解上的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无法以“结果”或“结论”的形式，传达给被动的受众。这倒不是说，《哲学研究》有什么神秘之处；例如，这并不暗示说，维特根斯坦提供给读者个人的那种理解，无法交流或共享。只是说，它不能以关于系统学说或理论的陈述的形式加以交流。这种理解传达给其他任何人，都像传达给某位读者个人一样，所借助的是一个引导和劝说的过程。这一过程对那些难以避免的误解诱惑做出回应，并通过考察特殊的事例，让当事人改变看事物的方式。并不是说，此人必须去揣度重要的事情，而是说，正是通过以新的方式看待特殊的事例，我们才实现了眼光的改变，而这也就构成了理解的转变。这种理解不体现为理论学说，而体现为一种态度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便是关注明摆在我们实践的具体细节中的东西，关注如何不去构建阐明或思辨解释。 按这种阐释，《哲学研究》并非这样一部作品：它涉及大量分散的论题——名称、实指定义、意义、规则、理解、感觉，等等——并为我们关于其中每一论题的思考，提供一种矫正方法。宁可说，该作品企图从总体上扭转我们处理哲学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体现出的理解愿望的方式。这意味着，一方面，这项工作具有深层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只有将该书作为整体来阅读，方可逐步达到强有力的效果。维特根斯坦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理解，既不在于揭穿特定的错误图像，也不在于描述一两个表明我们的语言片段如何起作用的具体事例。毋宁说，维特根斯坦是想以如下方式来影响我们（更准确地说，他是想让我们自己来影响自己）：逐步废弃我们视为当然的那一套思想风格，即讲理论的态度，而以这样一种认识取而代之：正是通过“对我们业已知道的东西加以编排”（《哲学研究》109），我们才既克服了哲学幻相，又达到了所寻求的理解。其目的在于，引起我们态度的改变，或者我们看事物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违背我们的自然倾向的，要交流或分享它，就必须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付出艰辛的劳作，务求影响个人的思想风格。这就造成如此的局面：理解《哲学研究》难，而要评说它，则尤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