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兰人来说，卡廷象征着苏联政治制度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间，卡廷问题在波兰和苏联关系的一系列事件中达到了最高点。卡廷大屠杀是关于最早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波兰领导精英被集体屠杀的一个事件。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红军占领波兰，俘虏和逮捕了大批波兰国家代表，卡廷事件就是当时苏联人将近二万二千波兰国家精英秘密屠杀的事件。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布尔什维克）作出秘密决定的基础上，苏联士兵将早已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万五千名战俘杀害，那些行刑人员站在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同时他们还枪毙了七千名被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中的俘虏。 这些被关押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是波兰精英代表：波兰军队中的军官和警官、波兰国家政要以及波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等。一九四○年四月至五月，这些战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即卡廷（科杰尔斯克）、特维尔（奥斯塔什科夫）和查尔克瓦（斯塔罗别尔斯克）用火车运往枪杀地点，然后惨遭杀害。这些人被杀害后，被分别掩埋在早已挖好的墓坑里，他们至少被掩埋在苏联的五个不同地方。其中部分人的尸体被掩埋在特维尔地区的一个叫梅德诺耶的地方，部分人的尸体被掩埋在查尔克瓦附近一个叫皮亚提哈德卡的地方。而那些被关在其他监狱，后被杀害的另一些人的尸体分别被掩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两个不同地方。 一九四一年，爆发了德-苏战争，波兰与苏联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苏联当局一直拒绝向波兰提供任何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与此同时，这个占领波兰的政府一直试图扮演波兰同盟者的角色。一九四三年四月，当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并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杀害的波兰人的墓坑时，这个同盟者的面具突然被揭开。德国当局利用这一事件，开始以各种宣传手段对苏联当局进行抨击。而苏联当局却反打一耙，立即进行反击，声称这是德国人在嫁祸于人，是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占领苏联之后，杀害了这些波兰人。斯大林还谎称，这是对“苏联的诽谤”，并借此机会断绝了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 卡廷问题在苏联整个战后时期，一直是克林姆林宫的最高机密。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中，苏联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将罪行归罪于德国（但是苏联很成功地避免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为此，苏联当局一直违反事实，坚持自己的卡廷谎言，声称：苏联与杀害波兰军官一事毫无关系，纳粹要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卡廷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敌视波兰的态势就在不断加强。一九二○年，在波兰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苏联在多年内不得不放弃向西方输出革命，而斯大林也常常被批评，其在波兰战线上做出的决定犯了重大错误，因此苏联当局就对其西部邻国更加敌视。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苏联开展了大清洗运动，其目的是要在整个俄罗斯大地，镇压一切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苏联人特别要打击的是那些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苏联人认为，这些人时常采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仅在那时，苏联就杀害了十一万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在大清洗过程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波兰人。那时，在苏联实施的是一种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政策。 一九三九年九月，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盟友之后，为了保护德国，斯大林向波兰发动进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继续实施其毁灭波兰国家的计划。从苏联对波兰发动进攻的一开始，苏联人就不断关押（或者就地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人，特别是军队干部。可以推测，苏联当局早就制定好了一系列消灭波兰的计划——就像纳粹那样，早就制定好了将波兰“归为己有”的行动计划。苏联人严重违背国际法原则，竭尽所能虐待那些被捕人员，从而，也就为后来坚持谎言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三年，苏联断绝了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之后又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占领了波兰领土，直至八十年代，苏联政府一直控制着由他们钦定的傀儡政府管理的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凡是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人，不仅会被视为与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为敌，同时也被视为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为敌。为此，战后的波兰就一直被笼罩在卡廷事件的谎言之中。于是，对“卡廷问题”的态度，也就成了当时衡量共产党员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间，在整个苏联集团体制发生变化之后，俄罗斯有很多人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很多俄罗斯人也积极帮助寻找有关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资料；他们的行动对苏联领导人，对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卡廷事件大部分档案被解密，其中包括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纪要中作出的《关于枪杀波兰战俘命令的决定》，那上面就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一九九三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小组提出了专家意见，真实地阐释了卡廷大屠杀的全过程，并揭露了后来卡廷大屠杀谎言的经过。 但是，究竟由谁来承担卡廷大屠杀的责任，如何起诉那些历史罪人等问题，无人谈及。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是谁做出的这一决定，同时也很清楚，有上百个执行大屠杀命令的刽子手（因为，这些人为此获得过嘉奖，受嘉奖人名单那时已在报纸上公布）。但俄罗斯方面却宣布，已经终止了对此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的工作，俄罗斯当局——尽管对波兰做出了调和姿态——仍旧没有作出揭示卡廷事件全部真相的政治决定。 如今，为纪念卡廷大屠杀死难者的公墓已经建成。波兰人在卡廷、梅德诺耶和查尔克瓦修建了三个大公墓，将一万五千名波兰遇难者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这与苏联当局在其他地方修建的公墓截然不同。但是，至今还有数千位卡廷牺牲者的名字尚未找到，与此同时，也没能确定他们的殉难之处。 二○一○年四月七日，在波兰和俄罗斯总理为死难者共同敬献花圈的公墓上，仍未能加上上述所提及的殉难者的名字。三天之后，即四月十日，机身上写着“波兰共和国”字样的飞机——载着由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率领的代表团和机组人员——坠毁在斯摩棱斯克大地上。机上无人生还，九十六人全部罹难，其中包括很多波兰共和国的优秀代表。 现在，对世人来说，卡廷成了苏维埃制度犯下滔天罪行的象征。我们将用详尽资料阐释这一象征的意义。 兹比格涅夫•格鲁扎 （华沙 Osrodek KARTA） 波兰军官（其中包括警察和狱警），被分别关押在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违背国际法）特别指定的三个专门设立的战俘营中：即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 在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领土上，举行了伪选举，之后这片领土被归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苏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波兰的政策，逮捕了大量波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军官，并将他们流放到苏联腹地。 瓦乌列特尼•卡纳瓦①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分部主任的信： 此信附上计划追捕的华沙警察人员名单，共计六百八十一人。 此名单是根据来自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资料中提供的人员名单整理出来的。 我建议，立即开始追捕列在名单上的所有人。追捕结果立即上报。 明斯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斯坦尼斯瓦夫•斯维亚涅维奇①供词： 对每个战俘的审讯都是分别进行的，有时审讯会持续几个小时，有的人还被多次叫去审讯，审讯通常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每个波兰军官都要详细地叙述自己的过去，以便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了解到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要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同时还要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必须介绍自己的出身，在波兰的生活方式，必须提供本人家庭、朋友以及熟人的详细情况等等。即使没有上述详细的自我介绍，实际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早已经从各种渠道掌握了每个战俘的情况。在被提审时，战俘时常意外地发现，审讯人早已了解他很多个人情况，知道很多关于他个人历史的一些细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听审时，非常喜欢以这种讲述他们已掌握信息的方式，令战俘感到出乎意料。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对战俘进行轮番审讯以外，还试图对战俘采取政治思想的“再教育”，在战俘营中到处张贴着各种宣传标语，还挂着写有苏联宪法的黑板。这些政治宣传员奔跑于各个战俘营房之间，向战俘讲述苏联的生活，试图让战俘们相信，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开创的社会制度是十分优越的制度。……波兰战俘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公开表示，他们并不相信，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优越于别国的。战俘们强调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苏联与波兰一起成为反对德国的同盟国家，但是，并不希望波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于此同时，波兰战俘从不掩饰对毕苏斯基元帅的敬意，因为，俄罗斯人将毕苏斯基元帅视为自己的死敌。三月十九日，是毕苏斯基元帅的命名日，尽管战俘营管理当局有规定，不准搞任何具有民族性质的活动，但是波兰人还是在战俘营中以自己的方式，隆重地庆祝了毕苏斯基元帅的命名日。 科杰尔斯克 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冬 斯坦尼斯瓦夫•鲁博杰茨基①的供词： 在科杰尔斯克战俘营被关押的有：审判长和检察长，如最高法院院长波霍莱茨基……几乎最高军事法院的所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工程师、文学家、记者、文学评论家、商人、企业家、教师和农民。同时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以沃伊迪克神父为首的大主教办公厅主任等一些天主教宗教人士。 这些众多的波兰知识分子，在这里只能无所作为，浪费自己的才智和精力……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的军官们，一直觉得布尔什维克会把他们送回到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和生长的波兰，或者德国占领区。通常很多人向布尔什维克申请的居住地都是与德国占领区交界的地方，真实情况是因为人们都想借机逃离苏维埃当局的控制的地区。对苏维埃人的憎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视，老实说，波兰人对俄国佬的憎恨是那么强烈。从情感上来说，只要能逃离苏联，让他们到哪里都行，甚至逃到比苏联更糟糕的地方也在所不辞，比如说逃到德国占领区。毫无疑问，德国人会较温和地对待波兰军官；他们猜测，德国人会把他们大多数人，也许所有人都关进战俘营；同时也认为，德国人较之苏联人，可能更会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对待战俘。 科杰尔斯克 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冬 亨利•葛热霍夫斯基①的供词： 我被分到军官调查组，军官调查组的头儿大约有一百五十公分高。他叫谢罗特金。…… 我注意到，在谢罗特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文件，我后来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在他的桌子上放着的是一个有希特勒“标签”的文件，上面用德文写着卡托维兹警察署。走出审讯厅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被谢罗特金“审讯”过的西里西亚人。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曾是卡托维兹预备军官协会的主席。那时我才明白，我们的两个邻国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特务机关存在着合作关系。 科杰尔斯克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①给约瑟夫•斯大林的报告（部分）：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战俘建立的集中营，以及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监狱中，目前关押着大量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和情报人员，波兰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起义组织的反革命成员以及逃兵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敌视苏维埃当局，憎恨苏维埃制度。这些被关押在战俘营的战犯、军官和警察试图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期待着被解放，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加反对苏维埃当局的斗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发现了一系列此类反革命的起义组织。在所有这些反革命的起义组织中前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和宪兵都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那些被捕的越境逃兵以及其他人员中，同时也发现有很多人是反革命情报组织和起义组织的成员。 在所有战俘营中关押的人数（不包括士兵和下士军官）总计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人，他们都是军官、政府工作人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官员、开拓者和情报人员。根据国籍分类，百分之九十七是波兰人。…… 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监狱中的关押人员，总数为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为波兰人）。 莫斯科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