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检证战争责任》 前言 一 ２００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也是日本战败６０周年。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而在日本，发行量占首位的《读卖新闻》作出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措，成为６０周年之际各家媒体中最闪亮的“明星”。 ２００５年６月４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立追悼设施。８月和１０月，该报又连续发表了质疑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社论。很长时间以来，《读卖新闻》都被认为是保守色彩很浓的报纸，而且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对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表示支持与肯定的态度。这一社论发表后，在日本社会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接着，年近８０岁的《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在许多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披露了一些日本人最不愿正视的“家丑”，明确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靖国神社的态度是一个大问题”。鉴于《读卖新闻》在日本社会的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将渡边恒雄先生称为“意图改变日本”的“影子将军”，发表了对他的专访。 然而，《读卖新闻》的惊人之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渡边恒雄先生亲自主持下，在报社中成立了由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决定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和分析，将调查的结果形成报告，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渡边先生亲自提出了以下五个调查的主题，要求以年轻人为主的委员会成员到各地、各国进行调查研究，这五个题目是： １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 ２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 ３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 ４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 ５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的初衷，渡边先生说：“占日本大部分人口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作为日本最大的报社，有责任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多数国民告知那场残暴的战争是何人、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出于什么动机发动的，并且为何直到多数城市变成焦土仍不能停止的原因。我本人作为日本陆军最后一届的二等兵（最低级别士兵），体验过军队生活，而在应征入伍之前的学生时代也接触过自由主义思想，如果被宪兵与思想警察发现是要被镇压的。已经到了 80岁的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担当报社的主笔期间，我意识到日本人应该亲自把那场战争的经过和其责任研究明白，这就是策划这次检证战争责任活动的动机。” 在《读卖新闻》开始就战争责任问题连续发表文章的２００６年初，渡边恒雄先生又出人意料地与２０多年来与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见方面都堪称“老对手”的《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先生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讨论。由于渡边恒雄与若宫启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日本国民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因此发表两人谈话记录的《论座》２００６年２月号出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论座》编辑部随后出版了单行本。 渡边在与若宫的对谈中，介绍了自己对靖国神社的认识过程。作为曾在战争期间的二等兵，在为天皇而战的名义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的战争亲历者，作为目睹了日本军队组建所谓的“特攻队”，日本青年被强制进行自杀性攻击的见证人，他说当时在自己的心中就对下达这些命令的军队首脑和躲在一边不管的政治家感到相当气愤，现在想起来仍无法释怀。２００１年他曾打电话给首相小泉，希望他不要在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而他自己除了在上小学的时候被强制命令去过靖国神社以外，战后就再也没有进入那里。而当他知道了靖国神社内部的游就馆完全是赞扬军国主义的地方，知道在那里进行的是歌颂过去的侵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当看到孩子们参观了那些歌颂战争的展品之后会以为“日本在那场战争中胜利了”的时候，他终于强烈地意识到，首相参拜这样的地方，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令与游就馆思想相同的人欣喜若狂，导致“甲级战犯冤枉论”在国民中流传；二是会使中、韩等国认为“日本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日本也会因此对中、韩等国产生抵触，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他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切断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过去的侵略历史，努力让大多数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是侵略战争”。 在《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报社的佐伯聪士先生的电话。他向我介绍说：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战后出生的新闻记者，也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分散到日本各地及国外，采访的对象包括许多已近耄耋之年的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包括各国的学者和研究者。鉴于指导战争的那些人物都已作古，他们还专心致志地钻研战争史料，涉猎各种文献，并听取熟悉当时的政治史、外交史、战史的专家们的见解，争取从掌握战争的整体轮廓开始把握全面的战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认真的追究。因此，佐伯先生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两次专程来北京与我见面，听我介绍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 ２００６年７月与１０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了在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并定名为《检证战争责任》（以下简称《检证》），对从１９２８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由于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束，从不同的时段进行分析，判断各个时期的指导者、当权者是否有责任和责任的轻重。该书第一卷的开头引用了日本昭和史的纪实作家保阪正康先生的话，他认为日本社会战后对战争历史虽然有自省，但是战后６０年来的历届政府，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检证过昭和时期的一系列战争。他认为面对被动员上阵的士兵以及全体国民，政府应当就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人们动员上阵；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果；当时的政府应当负有哪些方面的责任等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作出说明。“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偷了懒，讨论战争的基本姿态在日本就没有得到确立。只有结论的反省和谢罪是空泛的，也容易流于形式。” 人们也许记得，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设置了以币原喜重郎首相（曾担任外相和首相）主持的“战争调查会”，进行过一次半途而废的调查。当时提出的主张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一个强有力的报告。”关于这一调查之所以没有完成的深层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分析。而在这里指出的是：如果单纯从日本社会战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保阪先生提出的上述关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在日本确实存在着需要“补课”的任务。这就是《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与出版这套书的主要意义所在。 二 “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又从总的方面进行了总结。为了说明问题，我首先将本书的基本结构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将从１９２８年制造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开始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的战争时期纵向分为８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分析。以下是对本书的基本分析。 １关于“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们应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石原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日美两国作为东西两大文明的盟主通过战争争夺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世界最终战争论’”。他与持有“用谋略活动来逼迫国家”信念的军队中的参谋等人造成既成事实，而得到军部少壮派军官的配合，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把日本拖进了战争局面。而右翼势力在日本国内制造恐怖事件对政治家的压力也不可忽视。 ２关于中日战争 先后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们使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 《检证》一书认为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但是由于近卫内阁向华北派兵，点燃了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战火。此后近卫没有主动发挥政治领导力，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广田弘毅也跟近卫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而且还跟陆相杉山元和海相米内光政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实施“华北分离工作”的土肥原贤二则为日中走向全面战争状态开拓了道路。武藤章反对“不扩大”方针，力促日本积极地派兵。而陆相杉山元在攻克南京之后抬高了媾和条件的门槛，摧毁了探索和平的机会。 ３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 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松冈洋右、驻德国和意大利大使大岛浩与白鸟敏夫、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松冈等人积极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是日本外交错误判断的结果，是日本自己走进了艰难外交的崎岖小道。由于三国同盟是不折不扣的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所以激化了日美矛盾。在这一时期，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力主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是与缔结三国同盟关系具有同等意义的过失。而把松冈和永野等人的活动上升为国策作出最终决定，把日本引上对美战争道路的，还是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 ４关于日美开战 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相嶋田繁太郎、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和内大臣木户幸一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的国力本来无法支撑对美国的战争，所以从１９４０年底开始一直与美国进行回避战争的谈判。但由于上述那些人的错误判断，使日本丧失了冷静的判断能力，把赌注危险地押在三国同盟关系缔结上，贸然发动日美战争。导致这一结果的当然是东条英机，但竭力推荐其组阁的内大臣木户幸一难逃其咎。负责战时经济体制调查和制订方案的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给东条帮腔，终于把“避免战争的萌芽”扼杀了。 ５关于战争的继续 首相东条英机（兼陆相）和小矶国昭、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参谋总长杉山元、海相嶋田繁太郎、陆海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和冈敬纯、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等人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无视中途岛海战这一重大的战争转折点，在失去太平洋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着鲁莽的作战。这是因为陆海军省的作战部仍陶醉于珍珠港的胜利，小看了美军的实力。杉山元参谋总长错误判断美军全面反攻的时机，贸然发动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但是只零星地投入兵力，最终被美军逐一消灭。在失去了胜利的希望并且胸中完全无数的情况下，还高唱着“战争目的完成”的空洞赞歌。小矶国昭首相幻想取得对美决战的一次胜利后再讲和，加重谈判的砝码，但结果是连战连败，丧失了海空实力和谈判的时机。 ６关于“玉碎”和“特攻” 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大西泷治郎、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和第二部长黑岛龟人、陆军第十五军司令牟田口廉也等人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在军队的作战力量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大西泷治郎组建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大本营陆海军部在此之后还作出了“陆海军全部飞机特攻化”的决定。被称为“特攻”的这种新战术就是把活人当做炸弹，用肉体冲撞钢铁的军舰，是以卵击石的战术。这种战术不但没有奏效，反而葬送了将近１万名日本青年人。而所谓的“不增援，不撤退，不允许投降”的“玉碎”作战，也是官僚们不负责任和草菅人命态度的表现。 ７关于“本土决战” 首相小矶国昭、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和丰田副武、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相阿南惟几等人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小矶国昭政权高唱“一亿人全体武装起来”的高调，拟订了配备３５０万陆军和１５０万海军的计划，鼓吹把国民一个不剩地动员起来彻底抗战，结果首先在冲绳决战中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在苏联参战，美国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后，这些人还主张通过本土决战在死中求活。特别是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强调“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无法断言必败”，拼命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仍然幻想在“给登陆敌人以沉重打击取得有利的条件下”探索媾和与结束战争的途径。 ８关于最后时刻争取和平的努力 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陆相阿南惟几、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相东乡茂德等人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东乡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寄予假想敌国苏联的斡旋，而苏联已在雅尔塔会谈时同美英达成了对日参战的密约，所以日苏会谈虚耗了宝贵的时间。首相铃木也没有能够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联合和平派东乡和米内光政，却任由丰田副武根据自己意愿随意篡改数值，做出了弘扬国民精神力量把战争持续下去的战争指导大纲。而更严重的是对于《波茨坦宣言》给予“唯有默杀”（不予理睬）的答复，成为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依据。 （二）从社会角色的横的方面，对不同的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 １关于天皇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由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法有“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所以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而同盟国决定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天皇进行追诉，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天皇也没有责任。 那么，在法律的责任以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天皇是不是有责任呢？《检证》一书认为昭和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三个时期发生过重要作用，那就是导致田中义一内阁的总辞职，发出讨伐“二二六事件”的命令及对结束战争的“圣断”。 对于要求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检证》一书引用天皇的话说那是“由于（我）年轻气盛”的举动，而且强调天皇后来回忆说：“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决心对今后内阁上奏的文件即使不同意也给予裁可。”也就是说，天皇从此以后一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一般不表示反对（当然也包括发动与继续战争）。只是在“二二六事件”发生时不知冈田启介首相在哪里，而陆军省的态度又太宽大的情况下，天皇才不得不发布讨伐令。而在战争最后期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就投降还是继续作战的讨论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因首相铃木贯太郎打破惯例、征求天皇的意见，天皇才作出停止战争的“圣断”。在天皇上述三次政治表态中，这一次可以明显看出是倾向和平主义的。 另外，《检证》一书还举出诸如天皇曾在推举首相的时候提出过“绝对不能选择与法西斯接近的人”，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都提出用外交方式解决的建议，特别是日美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在御前会议读明治天皇的诗等行动，表明了天皇对和平的愿望。 《检证》一书认为：虽然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但实际上，军事作战命令是由参谋总长制订方案，经天皇的裁可，参谋总长再加以副署后以“奉敕传宣”的方式传达给军队。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虽然在日本战败时，昭和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通过退位接受责任，但实质性的责任是在首相、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那些人身上。 ２东条英机最大的责任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 《检证》一书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再发展为日美开战，一直到战争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 东条从１９２８年就开始了“确立在满蒙的完全的政治势力”的努力，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接着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作为强硬派直接指挥作战，用强攻控制内蒙古，还对大量中国人予以处刑。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时以陆相入阁后，东条开始着手就日本与美国的战斗力比较进行调查，尽管调查数字表明进行长期的对美战争是困难的，但他鼓吹日本精神的力量，结果使与美国的交涉走入死胡同，同时也无法从中国抽身。这种强调陆军利益，缺乏国际视角的战略观，使他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必然将日本带入与美国的战争。 东条政治的最大特征是使用宪兵实施政治高压，控制言论，完全不顾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内心自由被压抑的痛苦。在战争后期，他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通过发布“誓死不当俘虏”的“战阵训”，鼓励决死的“特攻”和所谓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丧失了生命。下台后的东条仍鼓吹进行本土决战的战争，直到最后也没有考虑过国民的生命。 ３允许军部独断专行的近卫文麿 《检证》一书对近卫文麿的政治思想和他与军部的关系有相当具体的分析，认为他是一个动摇不定，集多种矛盾于一身，左翼与右翼思想同时存在的人。 近卫文麿把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的法律性根据给了军队，但又自嘲地称自己是被军部官僚牵着走的“什么也不知道的少女模特”。为了与军部和官僚组织对抗，他集结政治力量建立“一国一党”体制的，以纳粹为榜样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但建立后他又担心被批评为觊觎天皇权力的“幕府”的复活，不得不退缩。 近卫文麿认为作为后发达国家的日本应打破英美规定的和平现状，强硬主张英美没有权力以国际联盟的条约和不战条约来约束日本，所以鼓励“九一八事变”中积极活动的军部，以赢得在国民中的声望。面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近卫文麿在动摇中屈从于陆军的要求派出三个师团。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终止了陶德曼的和平工作，失去了结束战争的机会。在与美国的战争在即的时候，为了回避战争，他企图探索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首脑会谈的途径。而在御前会议上，却又单方面地确定谈判期限，并决定了谈判如果到期没有成果，就“决心对美开战”的方针。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的四年中，一直位于权力中枢的近卫实施的是机会主义策略，政治责任非常大。 ４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等指导层一系列的判断错误 《检证》一书具体分析了日本政府与军队领导层的战争责任。 广田弘毅与近卫文麿走在一起，提出广田三原则改变了同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广田担任首相后，复活了以现役武官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决定了南进的国策，缔结《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推进亲军的政策。 外相松冈洋右追随近卫文麿的国际秩序观，极力促成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及与苏联的中立协定，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制止美国的参战”。在制造了一系列的外交失败后又回到鼓吹北进论的军部的立场。所以他的外交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没有现实性的”、“野心过于膨胀、玩弄权谋术数的大构想”。 杉山元作为“卢沟桥事变”时的陆相，为近卫文麿准备了“膺惩暴支”的声明。日军进驻东南亚后，作为参谋总长的杉山迫使近卫文麿承认这是“为了封杀英美的策动”，进而他提出了强硬的对英美作战的参谋本部的主张。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海相嶋田繁太郎都主张积极对美开战，积极支持东条的体制，但实际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战略的开战。 继东条之后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明知当时日本处于劣势，钢铁与石油等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仍以“一亿人武装起来”的口号鼓动日本军民在伊势神宫进行国民总动员的必胜祈祷，继续进行无意义的战争。 领导能力令人生疑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决定了本土决战的方针，任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相阿南惟几、军令部长丰田副武等，以“一亿‘玉碎’死中求生”的主张而坚持本土决战，错误地任用把和平希望寄予苏联的东乡，“默杀”了《波茨坦宣言》。 ５军队官僚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战争的责任，“当然不全在最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支撑最高层的大量的参谋与官僚们的鲁莽行事和错误判断也对日本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批评了这些人介入政治、歪曲国策，“随心所欲地摆弄指挥官并独断专行地付诸行动”的行为，甚至专辟一章，批评日本军队的参谋制度。 书中具体分析了作为中佐的石原莞尔与其伙伴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如何发动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推行“华北分离工作”中的谋略活动，认为这些人不仅大大推进了对外侵略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幕僚掌握国家权力实现其目标的“石原模式”，为后来的关东军参谋长武藤章和田中新一所承袭。 《检证》一书列举了一系列对发动战争与扩大战争有责任的军人，包括从陆军转任内阁调查官，经兴亚院政务部长又担任了企画院总裁的原陆军省军务局铃木贞一中佐；与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合谋制造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政变的桥本欣五郎中佐；对发动和继续日美战争起重要作用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佐藤贤了，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声称“喜好政治”，“把日本带入战争的就是我们”的海军军务局课长石川信吾；说服军令部而进行珍珠港攻击，导致美国毫不留情总攻击的黑岛龟人大佐；隐瞒了中途岛海战失败的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在危机到来之前仍然唱高调的幕僚田中新一大佐；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发起战争，在指挥英帕尔战役的鲁莽作战中使其大量部下死伤的牟田口廉也；使日本落入“亲德”的泥潭的陆军出身的驻德大使大岛浩及外务省的革新派官僚白鸟敏夫，等等。 （三）对导致产生战争责任的日本社会的制度与思想层面问题的探讨 《检证》一书认为，对战争责任的检证不仅是尽力掌握战争真相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深入地思考这场战争，总结教训，认识到到底错在哪里？为此，《检证》一书总结了如下的经验教训。 １军部与政府误读国际形势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首先需要总结的就是没有看清国家间力量的均衡与世界的潮流，从而使国家的未来面临危险。 关东军的侵略就是对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尊重中国主权等内容的九国条约和海军裁军五国条约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在遇到障碍后不仅没有停止，甚至发展到退出国际联盟。而通过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成为德国的同盟国，又是一个致命的选择，无意中导致日中战争走向了国际化，卷入到与美国的战争。 而在同美英开战后，日本出于把世界分为东亚、美洲、欧洲、苏联等地区的构想，把“自存自卫”的战争转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行动。这一构想完全无视中国的存在，与和平相距甚远，结果促使战争无限扩大。在停战活动中，日本的首脑们甚至不知道苏联在雅尔塔会谈中已承诺了对日参战、不了解美国已成功开发了原子弹，当然远不了解美苏围绕战后世界政治主导权的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失败。 《检证》一书还认为误读国际形势的基本原因是日本的军部、政府领导人没能理解辛亥革命之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少数的像犬养毅那样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因军部的恐怖活动早就退出了舞台，而本来在对华政策中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专家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尖兵”，他们丝毫不关注后来掌握中国命运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动向，造成国际理解失去了平衡。 ２不负责任的幕僚的责任 《检证》一书列举了一系列军队参谋以“统帅权”为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权、预算分配权、政策决定权的现象，对在战争中控制日本方向的陆海军军部官僚及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质问他们为何能拥有如此大的力量？ 本书认为：被誉为军队精英的那些幕僚都是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录用到参谋本部等中枢机构担任参谋等要职的，被选拔的精英意识和封闭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对内地位优越，对外又作为独立的存在，随心所欲地摆弄着国策。不幸的是他们的实际军事能力过低。在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的教育中，唯一的价值观就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所以强调的是以步兵为主的白刃战、依靠少量兵力的包围战、大舰巨炮的舰队决战……这些人虽然不断错误地出谋划策，但随着战局的恶化，他们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得到重用，不断晋升。这就是在紧急事态下暴露出的日本官僚体制的巨大缺陷。所以，有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由军部官僚独揽了政策立案、决定的“幕僚政治”。 ３追随军队与政府的议会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帝国议会”忘记了自己是受国民之托控制官僚和制止军部妄自行动的机关，相反，却变成了追认战争政策的机构。 尽管当时也出现了像斋藤隆夫、滨田国松那样批评军部的议员，也有对推翻东条内阁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议员联盟，但那仅仅是极其个别的现象。议员与军部统一步调，排斥美浓口达吉等人的“天皇机关说”，甚至将其定为“违背国体的不敬学说”的大罪。 由于不赞成军部增加军费的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更多的议员则出于对恐怖活动的恐惧默认了军部的嚣张气焰，结果使军费开支的提案顺利地得到追认。而自中日战争爆发后，议会对政府增加军费的提案几乎不加审议一律批准。从1936年度的10亿多日元增加到1944年度的734亿日元，名副其实地成倍激增。 但是，即使是这样对军部唯命是从，仍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自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先是选举制度被破坏，接着是政党等相继被解散，政党政治彻底消亡，法西斯式的大政翼赞体制出现。 ４放弃报道使命，影响舆论的媒体的责任 《检证》一书还对战争期间日本媒体的作用进行了反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家报纸都派出大批特派员报道军部的动向，大肆鼓吹 “满蒙是帝国的生命线”的舆论，成为日本媒体煽动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每当发生有关战争的重大事件，各报都铺天盖地地刊载礼赞文章。 日美开战的当天，内阁情报局发出指示，除了大本营公布的内容以外，禁止登载任何其他的战况报道。此后各报即使对官方发表的战报有疑问，但如果刊登有独自见解的文章，就要面临被停刊的危险。于是，各报都争先恐后地迎合军队，明知大本营发表的战报是谎言也照原样报道，从而完全放弃了言论、报道的使命。虽然当时有的报社内部出现过微弱的批评的声音，但总的来说，媒体对把国民引向草率的对英美开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５轻视生命、人权的精神至上主义 《检证》一书还严厉批判了战时日本以军部为中心轻视个人生命和人权的猖獗风潮和精神至上主义的问题，认为正是这一问题在战场上引发了“玉碎”、“特攻”等一系列的悲剧。 战争时期对生命和人权的轻视体现在传统的白刃突击战战术上。面对在炮火和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日本陆军仍根据旧式战争确定的《步兵操典》规定士兵在战斗时应采取的行动，重视肉搏战。而指导军官和参谋的教典也仍然是《统帅纲领》，强调“胜败的主因依旧在于精神上的要素”的重视精神力量的观点。本书认为：军部向士兵进行所谓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应拼死战斗的“玉碎”精神教育，并开发出载人炸弹“樱花”和载人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这都是对士兵的非人道的极端行为。而这种现象与日本国内恐怖主义的军事政变及十分猖獗的宪兵政治是相呼应的，是日本政府的思想统制进一步严厉的表现。 三 以上是对《检证》一书的主要观点与内容的提炼与概括。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６０多年来日本社会始终在讨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争议的问题。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许多日本人在那之前从未想过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而在日本战败后，由于同盟国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审判，褫夺了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进行了追究，日本人开始接受了“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见“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尽管如此，“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还是很快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时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站在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从外部指向日本内部。而从外部看来，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是包括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在内的整体的日本，所谓的“战争责任”就是日本加害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当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另一种则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被害者的国家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作为导致战争失败了的指导者的被“欺骗”的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检证》一书基本是站在这一立场进行的思考。 上述两种“战争责任”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从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的立场尽管与前者并不完全对立，但是差异也相当明显的。从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涉及被害国人民的感情，能否得到战争被害国人民的理解，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也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为了理解《检证》一书的立场，有必要回顾“战争责任”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及“战争责任论”在日本的演变轨迹。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１０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１０年。 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乙、丙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日本共产党认为自己早就受到日本政府的“弹压”而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能够真正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像一般的日本人那样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面临“两难”的选择。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了20世纪５０年代的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１０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 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时期的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20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１９８２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和市民主义在现阶段则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思考的历史过程，如果以这一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检证》一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检证》一书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加以分解，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的指导者、军人、媒体分别对局面的形成应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一分析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严格来说是个人的责任）认识的一种意见，据说多数人赞成这样的意见。这种认识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当然，本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这样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不是需要呢？正如渡边先生所说的，从日本人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这种战争责任的思考还是有必要的。渡边先生曾说过：经过战后６０年，可以说加害者与被害者都几乎不存在了。而如果我国对战争责任的所在不进行检证，搞清楚，不清楚政治与道德的责任的话，与有关国家间的历史性的和解就将是长期而困难的事情，相互理解不充分，总是失大于得。 《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所进行的分析，使用了战后６０多年来的战争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站在认真思考问题和积极反省的立场，从日本的角度提出的对战争教训的总结与分析，也值得我们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进行这样的思考与反省，从思想上来说，需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不对具体人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日本说“反省”和“谢罪”确实是空泛的，容易流于形式。 战后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实际情况是：东京审判（包括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处罚了一批战争领导人和重大的战争罪犯，但对于日本的直接的战争责任者的追究仍然是很不彻底的。导致这种不彻底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日本战后处理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主要是指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其实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所以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考虑。美国为了顺利地实施占领政策而免除了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内的重大的战争责任的追究。而在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又对日本实施“宽大”的讲和政策，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与此相反，侵略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亚洲各国的国际地位却没有得到解决，无法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施加影响。 进入20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本来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被掩盖的战争责任浮出了水面，对这些问题的道义的评判同战后初期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不是单纯的违背国际公约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的“人体实验”，只要追究这种具有“超级”的反人道性的行为，作为日本人就必然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化学战的战争责任也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因为处理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已经纳入了新的国际公约的规定，那些化学武器在战后依然在伤害着人们。更典型的是被旧日本军队强征的慰安妇的问题，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忘乎所以的日本人在韩国进行的“妓生”观光深深刺痛了韩国妇女的战争记忆，在侵略战争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受到迫害的人们纷纷站出来，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和谢罪的活动，甚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本书日文版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对此，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曾著文说： 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有无数的倡议要审视它的战争罪行，尤其是它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德国人则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承担了集体责任。尽管《读卖新闻》独特的公众努力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倡议，但是可以把它看做是日本所可能进行的一次可以接受的“官方”调查并且做出了适当的道歉。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仍想就该书的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民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国家的责任，“战争责任”是指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对战争受害的国家与国民应负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概念是专门指日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谓国家的责任，就是应首先明确根据在东京审判中明确的原则，这一责任包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责任，对平民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责任，虐待俘虏和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责任。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及许多地方的军事法庭被审判的甲、乙、丙级战犯当然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尽管没有被作为战犯，但许多直接参加过战争甚至违反了上述原则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负有“战争责任”。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也许人们还记得，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曾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主张，有人认为那也是一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其实，那只不过是将战争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的目的而已。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的由币原喜重郎首相领导的“战争调查会”也提出过要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的建议。但是，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一个强有力的报告”，而调查的原则一是为了明确战争败北的原因和真相，二是不包括追究战争犯罪者责任。据说调查委员中曾有人提出过要求声讨“开战责任”，但是被否决了。可见，这种战争责任的追究更强调的是对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认为“日本政府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在进行战争计划的准备工作”。 所以，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应当把战争指导者的责任放在政治系统和政治集团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明确地区分战争指导者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相对来说，对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追究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检证》一书仍然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所以想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积极认可是有一定难度的。其实，战后日本国民站在被害者立场上对战争责任的“检证”还少吗？广岛、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自不待言，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和平资料馆其实都是在对战争进行谴责。然而，为什么日本仍然在国际社会留下了缺少反省的印象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致到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９０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一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检证》一书中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又比如不止一次地强调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日美开战。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曾经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归咎于６次日美间决战的失误，如没有料想到美军航空母舰出现的中途岛海战、错误地判断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等。《检证》一书的论述角度也与之相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一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政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五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在他去世后近２０年来包括日本社会在内国际社会比较关心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由于目前披露的历史资料仍然有限，何况在国际社会这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在此并不想对《检证》一书中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分析进行评价，但是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近年来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的成果。 １９８９年昭和天皇去世前，日本媒体关于天皇的形象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的政治决定只在几个特别的时期，那就是田中义一的辞职、“二二六事件”和“终战”，其余的时候则是作为“立宪君主”，根据大臣们的辅弼行事。这一建立在战后日本主流思想中的天皇的形象在其去世之际在大众中再次被宣传。然而，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天皇去世前后公布了一系列记录天皇具体言论活动的宫中近臣和政府的高官们的日记等新史料，其中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侍从次长河合弥八、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小仓库次等人的日记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昭和天皇独白录》等与免除天皇战争责任有关的新史料。这些史料对搞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使其政治行动进一步地具体化和明确化了。于是，天皇与政治问题基本无关的不自然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尽管仍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总的来说关于天皇的讨论更加趋向客观和自由。 日本天皇去世以后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学者约翰·大卫的《战败》和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出版）等。这些研究再次强调了以下的认识，即：把天皇描写为对辅佐他的人尽管不满意也只能做出“裁可”意见的“立宪君主”的形象，从而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以维护“国体”为目的的日本的政治统治层和为了使占领政策得以顺利的实施而利用天皇的权威的美国政治上层双方意见一致的战略合作的产物。 《检证》一书似乎并没有或者并不赞成上述对天皇的形象的改变，因此基本没有对那些新的研究予以考虑，仍然在强调“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日本学者已经就美国学者的意见做出了反应。一些学者认为：近代的天皇制中，天皇是作为与复杂的多元性的国家（辅弼）机构对抗而存在的，而形式上又是国家意思的最终的裁决者，这两方面特征构成了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近代的天皇，基本上是在辅弼的基础上行动的受动的君主，但是又有在一定的限度内的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拥有亲政权力的能动的君主。也有学者则提出许多史料，证明在各种关键时刻，天皇不仅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 《检证》一书认为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一般不表示反对”，但是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天皇对军事的强烈关注的事实，说明他是能动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断和决定的君主，可以干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决定。赫伯特·比克斯教授也认为“天皇是解决政府指导者间的争论，促使其形成一致意见从而产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的当事者”，而在“作为日本多元主义政治的领导层的一员参加” 的时候，他的作用是作为“皇室的家长”的基本立场而行动的。也有许多研究证明：很难说是政府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在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的天皇的支持。天皇中止度假回到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汇报。 事实上，自日本投降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天皇制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一文，从天皇制压制了主体性的角度加以批评。不过，他自己承认，尽管这是他经过半年多的痛苦思考而提出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触及天皇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对于许多问题的疑问，一直持续到昭和天皇去世的１９８９年。加藤周一在１９４６年专门写了《论天皇制》的文章，指出天皇制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主体意识，使人们缺少责任感，从而道德颓废”的原因，因此是必须废除的。中野好夫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对天皇制永远持暧昧态度的话，日本人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可能是半永久性地处于未成年阶段”。针对有些保守派认为是天皇抑制了军部的力量而决定投降的，并将此作为拥护天皇的理由的主张，中野分析说：“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国民的政治力量的虚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现象暴露出我们的国民政治素质处于未成年阶段”，所以，只有废除天皇制才能使国民的政治素质提高。 之所以举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想说明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无论是战后初期还是天皇去世后，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与讨论，对于这些研究与讨论，似乎不能无动于衷。既然讨论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就无法回避天皇的责任。如果根据所谓的明治宪法认为天皇是被限定了权限的最终决策者，如果确认了无须追究也不能追究其战争责任的体系，所谓的政治指导者的政治责任究竟在哪里呢？日本的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导致了日本国民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浅薄。他们还认为：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指导者的追究，充其量也没有超过追究所谓“君侧”的水平，所以才出现了政治家为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寻找种种理由的奇怪现象。 六 这些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许多人都关注20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关注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问题，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媒体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应当说是比较充分和及时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国内之所以针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批评，多数媒体之所以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大量报道，都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发生了进步势力与右翼及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例如，20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活跃起来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其实都是对20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改善”的趋势的反动。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向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方向“改善”，源于战后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的活跃，虽说交织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说20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强烈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构成了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关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看到了最后的现象，看到了教科书后来的“改恶”，却忽略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曾经发生的教科书的“改善”。媒体对这些情况的报道也是十分薄弱的。我之所以认为很遗憾，是因为长期忽略这一问题，使我们对多元化的日本国内的斗争局面缺乏科学的把握，从而丧失我们与日本进步势力共同思考与共同斗争的有利的时机。 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固然对这本书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意见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认为读卖新闻在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总体右倾化的环境下，能够勇敢地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是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力。我们应当对他们的思想的形成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渡边先生的谈话及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与努力。本书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理论，对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如果这一检证能够在70年后的今天引起更多日本人的思考与反省，从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的叫嚣，那么就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些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很多的。翻译这些书籍的基本意义，一般来说是需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许多翻译者的前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说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对方与我们的观点有可能不同，甚至也可能对立。但即使是为了辩论，也需要首先了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翻译这本书也是必要的。众所周知，目前中日两国学者正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一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相互了解。翻译这本书，与其说是赞成其观点，毋宁说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了解日本学者的认识，是希望能够创造一种相互理解的环境。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对于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对一些资料的可靠性和追究的角度与立场，我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如有人评论的：尽管这本书不留情面地点出了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姓名，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其结构与行文中嗅出一丝内心并不情愿承担责任的感觉。不过我想，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是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2007年6月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