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 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 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 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 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 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 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 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 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 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 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 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 ，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 ”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 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 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 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 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 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 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 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 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 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 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 、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 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 “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 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