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继续身份认同的角色观察，“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基本上不认同于“五四”核心圈中有欧美训练或世家背景的教授们所构成的新“士林哲学”，这套“士林哲学”大致由以胡适为代表的强调原子式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与文化托命为目的的新保守主义为基本构造。毛泽东终其一生几乎都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知识传统是一种公共社群的产物，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与之相关，学校教育如果不与家庭、社会的改造相勾连，就会产生两种问题，一是由于家庭之人无知识，学生在学校所得到的知识就会“一则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种孝子顺孙新旧杂糅之乡愿。一则与家庭分张”；二是社会中的分子无知识，在校学生同样会“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结论自然是：“故组合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比较吻合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正是试图通过摧毁制度权威，改变个人习惯以重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区别仅在于毛泽东没有把这一观点推至极端，以至于达到取消国家设定的现代化目标的地步。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北大居留的短暂时间中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其中通过个人习惯的改观达致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理论。但是如果细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深层脉络，地方历史资源的渗透还是相当重要和明显的。 在毛泽东的边缘化个性气质和反叛精英主流风格的形成过程中，杨昌济的熏陶调教应是其一生乐章中的华彩段落。杨昌济所受教育具有典型的本土与外域相混合的特征，他早年曾入学于长沙岳麓书院，戊戌维新期间，曾为“南学会”通讯会员，后游学日本和英国，主修伦理学和哲学，是较早一批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教授之一，《新青年》核心作者群成员。杨昌济虽深浸过欧风美雨，但论说行事间却显现出他彻头彻尾的儒生风格。又因其极度推崇道德伦理教育，故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并不在于西学，而在于儒学身心之术的训练。然而，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杨昌济的儒学传承谱系就其自身标榜而言，很少涉及正宗的湘学传统，而是多倡陆王心学之术。这似乎与其岳麓书院湘学弟子的身份不合，比如他曾断言，曾胡左诸公太过有刚断肃杀之气。又说过：“陆象山谓‘六经皆我注脚’，王阳明谓致良知之学，皆不以人所立之义自围，而深察夫天地自然之理者也。”故“知陆、王之卓识为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