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的重构与地方资源的利用，对于湖南新知识阶层而言并不是理想设计的一种结果，也不完全是一个孤立的地区性现象，而是与“五四”时期中心话题由国家→文化→社会转移的下降曲线密切相关。“五四”前后，近代世界体系的危机通过“一战”的结束而日益彰显。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被泛化成了一个全球性意识，反映在中国知识界中，任何国家、地方与个人的境遇，均有被卷入这一问题意识框架之内加以衡量的趋向。无政府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由备受冷落到风靡一时，即昭显着这一潮流发生的普遍性。“五四”后期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力重新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衰竭之象激活了，陈独秀等人纷纷丢弃自己莫谈政治的早期承诺，而重新卷入了政治话题的激情论辩之中，甚至可以说，自从陈独秀创刊《每周评论》以来，《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子就已经因是否干预政治的争论而发生了分化。然而时代大潮赋予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虽一时受制于文化讨论的限制，却在“后五四”时期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尽管其议论政治的内容已和“五四”运动刚刚兴起时有了明显的区别。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五四”后期，毛泽东等湖南青年自然也不能置身于狂谈政治的时代大潮之外。但是毛泽东等人谈论政治的方式与“五四”精英们有着根本的区别。区别之一是身份认同的差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富于政治经验和资历的老牌革命家，他们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与反袁运动之后结成了相当密切的联盟关系，例如李大钊在日本时就与陈独秀、章士钊等《甲寅杂志》同仁相熟相识，并参与组织多种政治团体，所以他们已不必通过鼓吹政治或聚集政治团体的手段作为确立社会身份的条件，这与毛泽东需经由谈论政局得失和组织政治活动来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所不同。区别之二是两者谈论政治基点的差异。“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均是以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手参与其间，尽管他们在《新青年》同仁圈中一直与胡适等这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思想启蒙者存在着分歧，以致酿成了后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是他们议论政治的方式在早期基本越不出“校园政治”的范围，其特点是极易受制于文化还原论的影响和缺乏实现具体政治目标的实际组织手段。 在1918~1919年间，《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专制主义传统，倡导民主政治思想的文章，然而文章的大多数议论停留在杂感和时势评论的浅显层面，个别人物如陈独秀等人写出了《对德外交》、《时局杂感》和《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等文章，偶尔也涉及“民治主义之基础”这类根基性的问题。可是陈独秀谈论政治由于多出于义愤和激情，缺乏对政治实施步骤的系统性分析，故而常常变为“伦理革命”命题的一种简略性诠释，给人的印象也似乎只是文化讨论中掀起的些许余波式回响。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所写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已经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危机的角度观察中国现状，指出“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可是陈独秀仍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归结为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尚未清除的结果，质问“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因此抛弃旧道德，开发新道德变成了变革不合理社会的根源因素：“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已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个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这无疑仍是以道德革命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五四”前期的主流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