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是无古可考的地方 五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 --旅游界说法 考古一侧 有个上海 在中国一侧，有个上海。在上海一侧，有座佘山。 佘山隶属松江区，海拔97.2米。虽不及百米，但可以说它是上海的人文地理峰点。 佘山上有两座奇特的建筑，一圆一尖，一白一褐。圆形白色的建筑，是中国著名的上海佘山天文台，坐落在山腰，悠然地眺望着宇宙，具有科学的神秘魅力；另一座是有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的佘山修道院，坚挺地鼎立山顶，巍巍乎绝地通天，一派宗教气息。 科学与神学，就这样共存于上海的峰点，比肩而立，蔚为大观。有人说和谐；有人说反差太大；有人感慨这里充满世界观；也有人无所谓，说压根儿没想那么多，来郊游一趟足矣。 峰点不高的上海，起点也不高。佘山一侧有个叫做广富林的村子，平均海拔仅两米。在广富林被挖掘之前，没几个人知道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子的地下。 1999年底至2000年初，复旦大学的一群实习学生在广富林参加了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跨世纪发掘。 那会儿的天气，仍然寒气逼人，但始料未及的考古新发现，却使这些考古工作人员热血沸腾。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一群古老的广富林人的遗存，在四千多年后被他们所发现。最叫人惊讶的是，古老的广富林人或许来自那遥远的黄河下游，因为在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第一次发现了具有黄河下游文化特征的大量陶器残片。 这些残片看上去破破烂烂，但这个发现却不可小瞧。这种外来文化的陶器纹饰、形制等与上海原来确认的史前文化截然不同，它的纹饰、制作技法完全有异于以往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所有其他土著文化，在当地既找不到它的渊源关系，又缺乏可比的材料。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进行比较后发现，这样的陶器与长江以北的江苏高邮县周邶墩遗址、兴化县南荡遗址出土的遗物相似，共同之处在于陶器的陶系、纹饰、器类和器形，像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等。对此，如果用考古学加以解释，就是南荡、周邶墩遗址极有可能是从黄河迁徙南下的广富林外来文化的中转站。 先说这些一般人觉得毫无价值的破烂的陶片。在考古人的眼里，一块看上去不起眼的陶片，有时候比发现几个完整的陶器都让人兴奋。打个小比方，在一个墓里出了几个形制大致相同的汉代陶壶，我们会说这是距今两千年前的汉代墓葬；如果在墓葬下面的地层里又出了一块史前的陶片，那么就能推论，这个地点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比汉墓的年代至少又提早了二三千年甚至四五千年；如果这片陶片不是本地的而是外来的，那么它就不仅仅是提前了这个地点的年代，还透露出这个地点曾有外来文化的信息。一块陶片既延长了人们生存在这个地点的时间，又扩大了与外界联系的空间，谁还能说这片陶片比完整而又数量众多的陶壶没有价值么？ 考古上评价一个发现重要与否的标准之一，是这个发现的历史价值。具体拿上面的例子说，广富林出土的陶壶和陶片不但显示了各自存在的时间价值，还把这个地点先人生存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至少两千年。所以在确认时间和空间这两点上，一个3厘米大小的残片和一件30厘米高的陶壶，在研究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如北大教授李零先生说的那样："人类的史前史，拿'文明'的眼光去看，好像很寒碜，箭头鱼钩，石刀石斧，陶盆瓦罐，破破烂烂，但其筚路蓝缕，坚苦卓绝，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即其聪明智慧也不让今人。" 一片外来文化的残留陶片，近看可能来自十里八里以内，远看又可能是千里以外。近的不讲，咱们说远的。现在的人们从黄河下游到上海，早不是什么艰难险阻的事了。即便是长江也早已天堑变了通途；仅靠太湖的正北，已造就了江阴长江大桥；另一座更靠近上海的大桥也在规划建设中；还有连接崇明岛和长江南北的江底隧道，也将要在2010年竣工…… 问题是，几千年前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野兽出没，河泽遍野，广富林的先人怎样走来？走了多久？如何过江？他们为何要跋涉千里？为何要选择在广富林落脚生根？他们获得了什么又失去过什么？面对佘山他们曾作何感想？可曾像我们念叨远古的他们这样遥想过未来的我们？……把这些问号归纳一下，就是考古也好，历史也罢，说白了都是想弄清楚六个字："什么样"和"为什么"。 把这六个字略微展开一下，也就是两个命题，一个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件"；另一个是"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也就是说，考古学不但要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还要讲出文化和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那么，广富林的考古发现显然已经具备了"什么样"的三个要素，即距今4000年前，在一个现在叫广富林的地方，曾经生存过一群来自遥远北方的先民，他们很可能和当地的土著有过交流和共处。为什么能下这样的结论？原因是这样的：略微了解一些江南考古发现的人可能都知道，在江南这个区域已确立了四个远古时代的考古学文化①。为了找出这四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们几乎工作了半个世纪--有多少人为此耗尽了生命，又有多少新人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实在是难以估算了。这四个考古学文化有两个是浙江首先发现的，还有两个是上海首先发现的。 在我们发现广富林文化以前，考古界给这四个文化划定的存在时间长短不齐，但取整数算，大体上是千年一个更替，它们早晚的排序依次是：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1959年发现于浙江嘉兴县马家浜村；崧泽文化（距今6000-5000年），1960年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区的崧泽村；良渚文化（距今5000-4000年），1936年发现于杭州北边的余杭良渚镇；马桥文化（距今4000-3000年），1960年发现于上海闵行区的马桥镇。 我们知道，任何历史都是由时间和空间两种坐标组成的，非专业人士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看事件的发生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变换。而专业人员却首先要搭建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他们把这个叫做"时空关系"或"时空框架"。没有这个结构，事件发生的年代就不能确定，人物活动的空间就不明晰。由此，明眼人可能已经看出，江南的这四个文化基本上是上一个结束了，下一个紧跟着又续上来，发展没有间断，用考古的行话讲，它们在时间上"没有缺环"。 在考古上，一般建立了中间没有缺环的时代序列，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犹如一座大厦打下了几槽地基，或支起了几根框架子。接下来往往关注的，是各个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叫做"谱系关系"，即前一个文化是不是后一个文化的直接祖先，后一个文化是不是前一个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如果不是嫡传式的父父子子、子子孙孙的继承关系，那就一定是出现了另外一种外来文化进入的情况。也就是说，本来不是生存在这个区域的人们，把他们的器物、生活习惯、制度、观念等带到或传进了这里。上面提到的在江南发现的四个考古学文化里，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其中，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说明白一点，就是从距今7000-4000年这3000年里，环太湖的江南地区以土著居民的传承为主，几乎没有外来文化进入过。问题出在最后一环的马桥文化，也就是上面说到的三个一脉相承的文化在传到良渚文化后，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上海闵行马桥的地层里，出现了从浙江和福建过来的外来文化器物。这个时期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恰恰是中原地区建邦立国的夏代和商代，大禹、夏桀、商汤、殷纣，或和平禅让，或武力征伐，一个取代另一个，演绎着中国最早的文化事件，整个远古中国似乎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动荡的现象，迁徙频仍，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长期稳定的江南，也不再太平。土著的良渚文化完全被后来命名为马桥文化的遗存替代了，也就是被外来的人群取代了，原本同一谱系的文化链环出现了断裂。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江南地区原有的四个文化中间没有年代缺环，那么广富林新发现的外来文化的时代怎么定位？它应该插在哪个环节中？否则，就是原来的时间链有问题。 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显示，广富林外来文化的时代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也就是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两环当中的一环。一个可能性是，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有可能被考古学家定得偏晚了，实际的年代下限可能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这样广富林外来文化就在时代序列上恰好位于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之前。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良渚文化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外来文化迁徙到广富林这个地方，广富林外来文化和良渚文化有过一段共存的时期。可不管怎么说，广富林外来文化既和良渚文化没有继承关系，也不与马桥文化血统相续。 如果说马桥文化是南人北上后创造的，那么广富林发现的外来文化就是北人南下后形成的。这些人到来时，如入无人之境，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考古上也没有找到任何战争的迹象，连弓箭之类的武器都很少发现，也没有砍杀猎头之类的遗骸出土。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广富林人到来的时候，原来一直生活在江南和谐氛围里的良渚文化哪里去了？良渚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