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济留学美国时的挚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去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机毁人亡，徐志摩不幸罹难，时年三十六岁。 朋友闻讯，异常震动，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胡适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发表了《追悼志摩》一文，文章写道："……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２０日晚，赵元任剪下《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贴在日记里，加上注："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其时，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已由赵元任谱曲成歌，成为"绝唱"。学界领袖蔡元培的挽联题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闻一多没有反应，学生臧克家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保持沉默的还有与徐志摩一起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李济。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与徐志摩同乘"南京号"客轮，到旧金山。又一同去到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李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回国后，两人时有往来。据徐的表弟蒋复璁回忆，在一次新月社的聚会上，李济应志摩之邀演奏了一首七弦琴曲《捣衣》，蒋和陆小曼各唱了一段昆曲。后来，徐在接手主编《晨报》副刊时，他邀请四十位"名人"写稿的计划中，包括了"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 １９２８年底，李济应弗利尔艺术馆之邀到美国商谈工作，从欧洲经印度返国时，曾再次和徐志摩乘轮遨游，回国后又同车北上。这年１２月１３日，徐志摩自北平寄给上海的陆小曼的信中提到，"……星期六在车上又逢着了李济之大头先生，可算是欢喜冤家，到处都是不期之会。……" 李济最后见到徐，大约是在他遇难前五个月，他俩曾在北平的公园中玩了一个晚上。两人各诗人徐志摩。 自的领域和熟人圈大不同，想必谈话的内容相当宽泛。 徐志摩逝世时，李济正忙得焦头烂额。彼时，城子崖正在作第二次发掘，殷墟第五次发掘又已经开始，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宣泄哀伤，但对友人的早逝，言谈中常流露十分惋惜的神情。他在怀念丁文江时说道：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李济：《怀丁在君》，原载《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页。"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也是李济对青年时的同窗好友的基本认同。 住在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李济，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此间，一个叫杨季徵的女大学生与他颇有些来往。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杨刚"。李光谟写道：他一生极少介入政治团体活动，究竟为什么会参加"同盟"的活动而且担任了负责职务呢？除了前述杨杏佛的影响外，还有一种估计说，可能与受一位同乡朋友杨缤女士（即后来《大公报》的记者杨刚）的鼓动有关。 根据近年看到的一些材料（例如萧乾先生的忆旧文字），杨刚（即杨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就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派女性。她跟李济的接触谈话，据亲友的回忆，是颇有几次的，当然谈话内容并不清楚。估计李济很有可能把她的来访交谈当作是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还可能把他自己在杨铨影响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那段经过也与此联系在一起。这个"第一次"到１９３３年李济南迁后大概就终止了。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０-１４１页。李光谟的叙述从时间上分析，似乎有些斗不上榫。杨刚的父亲曾为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和代省长。１９３３年的杨刚，还不叫杨刚，而叫杨季徵，是个二十八岁的大龄女性。她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在读燕京大学西语系时，曾担任北方"左联"的负责人，1932年秋因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作风不满，加之有病，身体不支，很快就脱党资料出处：杨晶：《杨刚之死》，《读书》2009年第1期。。那段时间的杨季徵，正处于人生的"灰色期"。说她接近李济，是负有地下党的使命，也许对她过于高看，也许是忽略了这段特殊时期她的心境。她的活动圈在北平，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大本营在上海，至今似乎还找不到杨季徵与"同盟"的联系。 李济是个对政治活动向无兴趣的学者，他在清华就形成了"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的人生观，终身未曾改变。若说杨季徵跟李济的接触，谈话的主题就是"红色与革命"似乎不合情理。我就此疑虑采访了李光谟，请他详细回忆父亲与杨季徵的关系。他说：杨刚我们叫她"六姨"。认识她是因为她姐姐的缘故。她姐姐是旧时的大家闺秀，与我做京官的爷爷先认识。她姐姐与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大。我两个姐姐凤徵、鹤徵都拜她"老干妈"。"老干爹"姓李，究竟是什么职业做什么，那时我太小，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有个儿子后来在新闻圈很有名，叫李龙谟后改名李龙牧，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她们是湖北沔阳人，与我们是大同乡；家也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与我们家是街坊，两家常有往来。 后来，我家搬到地安门鼓楼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与杨家的往来就很少了。"六姨"杨刚那时在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学校离我们方砖厂的家很近，她时常过来，有一阵还来得很密，来就与我父亲谈话，很多时候都是在客厅里，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 那时，我的表姐（表姐是我大姑的女儿，父亲有一个大他九岁的姐姐和小他九岁的妹妹）住在我们家，她就不喜欢"六姨"。我家老保姆也说，"六小姐尽跑来找你爸"。为这事我妈也有意见。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时，杨刚个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进了围城，又走出围城，事业上也远未起步她的成名得益于１９３５年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笔名即"杨缤"。。李济长她十一岁，也还不到四十，但已有哈佛博士、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等耀眼的头衔。就在那段时间，史语所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提出的"儒莲奖"。于是，一个正值英雄崇拜的苦闷期，一个视对方为"红颜知己"，两人的谈话至少会有一种甜柔的感觉，内容也许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西方文化主题，也许是息息相通的默默无语…… 李光谟那时太小，他的分析，可能来自后来的印象。 杨季徵后来离开北平，１９３８年重新入党，并从此改名"杨刚"，先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英文翻译，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１９３９年，杨刚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曾作为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同行前往浙赣闽战区采访；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７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向共产党述职…… 李光谟叙述的"模糊"，也许还有来自李济本人的解释。他对当时与杨刚"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暧昧，以及家人尤其是女眷的反感，需要给一个说法，"革命"和"政治"应该是个托词。从杨刚后来的行为倒追溯，家人也愿意相信这个解释。 像是两列不同轨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偶然相遇，稍事停留，随后又各自呼啸而去。一个"发乎情止于礼"的故事，远够不上"浪漫"二字，但对认识李济这个大写的"人"的丰富性，对于认识革命者杨刚的另一面，或许不无意义？ 对李济一生影响最大的朋友，当是"丁大哥"。丁文江的情谊，如同黑暗中的磷火。李济从１９２３年留美回国一开始，丁文江就把他推至国内最高学术舞台。丁帮助李济进行了河南新郑的第一次田野试发掘，鼓励他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科学考古，促成他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推荐他加盟史语所。就在他去世一年前，正当李济对殷墟第十一、十二次发掘，开挖侯家庄大墓经费缺乏一筹莫展时，丁文江出谋划策拨了特殊的经费给予支持。１９３５年夏，丁文江还在为殷墟考古工地发生的董作宾"携友风波"当"和事佬"四处调停，几个月后却不幸去世。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丁文江前往湖南出差，受铁道部委托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受教育部委托为清华大学在长沙选择新校址，日程安排极为紧张。他在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实地调查时，煤气中毒，抢救无效，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 噩耗传来，学界同悲。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缅怀他："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傅斯年哀痛至极，他写道："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胡适在《丁文江传记》中写道："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李济于１月２４日，写下《怀丁在君》一文。他写道：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 ……他办地质调查所，先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的，仍然不用他们。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能继续的发展下去。 …… 以在君的才力及学力，要是生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线。这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的。但中国的社会却不让他尽全力于这个方向。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李济对此感受颇深。一次，丁文江在回答李济的询问时说，"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的努力问政便是要造成一种政治清朗的环境。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这个好的影响已开始传布到别的类似机关了。若是我们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险，中国的科学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很快的。现在是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大恩不言谢，李济在文中旨在彰显丁文江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之功绩，并无对其人恩厚的追叙，但内心的潜流，仍汩汩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