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李济的第二故乡，李济受这千年文化古都的滋养远甚于故乡钟祥。北京达子营１６号是老爷子李权置下的一个院落，他从湖北来京会试受封，就领着一家子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厂甸，住有不少的湖北人，湖广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 "达子营"是一块历史活化石。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研究，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老北京元大都，是元代蒙古族官军进入最早的地区，达官军人及其眷属在此生息繁衍很快，有很大的势力。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将蒙古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采取了恩威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京师的达官享受与京官相同的待遇且有所优惠；一方面将其迁徙集中安置于诸卫所，便于加强监控，以利"民族同化"。老北京除达子营外，还有达子馆、达子桥、骚达胡同、骚达子大院等。这些地名一直延至解放前后，大都与明初蒙古族徙居北京有关系。 李济在达子营１６号度过少年时光，及至海归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博士论文的形成，不知可有来自"达子营"的青春记忆？ 李济结婚很早，１９１７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在家人的张罗下，与湖北姑娘陈启华在"达子营"家中拜堂完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我采访李光谟，专请他谈谈母亲。我母亲姓陈，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妇女。家里也是钟祥的大户家庭，比我们李家家境更好，人家都叫她陈三小姐。她的文化程度相似于初中吧，主要是家学。她和我父亲订的是娃娃亲。父亲随爷爷离开钟祥到北京。父亲读完清华学堂要出国留学，在爷爷的主持下，把母亲接来北京完婚。那时父亲二十挂头，母亲十六七岁。母亲家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满意，有人说把陈家的闺女骗到北京。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李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可见他回忆清华岁月的一篇文章--《仁友会史略》。他在文中谈到，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但好些会员无法实行。"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会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些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条件"李济：《仁友会史略》，《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６页。。李济的话很含蓄，没有提到"不能履行这一条件"的"好些会员"中包括自己。那时，不少青年的结婚，与其说是找爱人寻伴侣，不如说是为家里娶媳妇。李济完婚时，任清华仁友会会长，正是他赴美留学的前一年。他也屈从了"旧社会习惯的压力"，带头破坏仁友会禁令。也许，李济的父母与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安家是让孩子安心的最好途径。 达子营李府的少夫人陈启华，瘦小的肩上，毫不畏惧地挑起一个大家的担子。对上伺候公婆，对下照管孩子，还要操心丈夫，应付姑子，铺排保姆，和睦邻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不能有半点闪失。 李光谟向我讲述：搞考古的老先生像苏秉琦、夏鼐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小脚太太，后来放了脚，属半开明的。老先生出国也带着小脚太太出国，也许是胡适之先生开的头。父亲出国后，我大姐姐出生，不到两岁就病死了。父亲在国外很伤心。这时徐志摩有书信劝慰他。母亲在家主要的事是伺候奶奶，她肺不好，一直伺候到我满一岁时奶奶去世。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多为两个极端，一种如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文字也如他们的思想，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一种则如丁文江、胡适、萧公权等学者，接受家庭和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在家庭之外，他们把心思寄托于更重要的学术担承。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在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有一个自己的家。旧南院有一片小平房，分住着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１-２号住赵元任一家，３号住着陈寅恪，李济住９号。他的家在城里，不是每天都住那里，学校有事临时脱不开身，或要静下来读书著述才躲进那方小天地。有时，李济读书著述，一个人住在清华园的旧南院宿舍。夫人陈启华只有身体怀孕，确需休息静养，才去陪一阵先生，在旧南院享受小家庭的乐趣。 李济留学归来后与夫人陈启华摄于故宫。（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９年６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家住达子营的李济上班太远，于是举家搬到地安门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那是一座有三进房的大四合院。其时父亲李权早已赋闲，每日诗书自娱。李济收入丰厚，月薪四百元大洋，几乎是京城一百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于是，家里添置了一些像样的家具，他自己也开始置办书籍。一次在商务印书馆订购了《涵芬楼重印本四部丛刊》，花去八百大洋，那套带有十二个大玻璃门木柜装置的影印线装丛书，直至１９３０年才全部出齐。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李济旧居。（岱峻摄于２００５年） １９３０年前后，又买了一套带木柜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花去三百元大洋。这些书作为学者的基本建设，也是向兼通文史的父亲表达的一份孝心。 １９３０年，李济六十二岁的母亲病逝，夫人陈启华至此方才解脱多年照料病人的劳苦。李济将母亲安埋在清华园附近，那是他成年后送走的第一位亲人。１９５７年，清华大学扩建，贴出迁坟通知，得知李家尚有人在大陆。李光谟在堂叔李进之的协助下，把停厝南京的爷爷的骨灰迁来北京，与奶奶合葬在福田公墓。完成这件事，对远在台湾的李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协助迁葬的是李济的堂弟李进之，毕业于辅仁大学新闻系，１９２７年曾陪同李济一道到开封，准备去山西或甘肃作考古调查。因时局不靖，又久等梁思永汇合不至，困在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凌冰处长达月余。回到南京后，李济把他介绍到刚成立的中研院筹备处任职员，自己则返回北平。后来李进之留学德国，日伪时期曾服务北平的德国大使馆作新闻编辑，曾代管李济留在北平的书籍。１９４９年后饱受磨难，"寿则辱"，直至一百零二岁才谢世。此为后续。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日本人的全面入侵作准备，中研院在北平的心理研究所和史语所陆续南迁。１９３３年，李济一家随史语所迁到上海，史语所在上海小万柳堂办公，李济家租赁公共租界兆丰公园旁的花园村。两年后南京史语所办公楼竣工，李家再随所迁去南京北极阁。李济也许没能料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流离，原存放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旧家具和重金购置的十几柜书将永远留在那座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