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回师河南 一、"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１９３１年，军阀间的中原逐鹿终于战火熄灭尘埃落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联军败北，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蒋的心腹刘峙出掌河南省政府，局势趋于稳定。 中研院史语所取得了与山东合作的经验后，蔡元培出面与刘峙商谈，与河南合作发掘安阳殷墟的意向初步谈妥。随后，经傅斯年、李济与河南省教育厅多次磋商，落实了合作的具体办法：河南省教育厅遴选一至二名专业人员，参加中研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备查；所掘古物移运适当地点，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古物除重复者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 障碍清除，道路畅通，第四次殷墟发掘行将恢复。当初，首次发掘的机构叫"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小屯村内马王庙的墙上。第二、三次发掘，叫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团"。这次改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已带有名正言顺的意味。 １９３１年３月，李济率众在和煦的春风中再赴安阳，发掘团有老队员董作宾、郭宝钧和王湘等，有首次参加安阳发掘的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和刘屿霞等，河南方面亦派出关百益、许敬参等参加发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教训的积累，李济制定的发掘方法也越渐成熟：在大面积的发掘前，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作体的发掘。吸取城子崖的经验，这次因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故不再试探，径行测量规划发掘网。李济将发掘工地分为A、B、C、D、E五区，十米见方为一个探坑，每间隔数米即一个探坑，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推进。 声势浩大的发掘，历时五十一天，除了出土七百八十二片有字甲骨及多件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遗址。考古遗址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琥珀化"，凝聚了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遗址的发现比遗物更有价值。以往的发掘，以为生黄土层不含遗物，不具考古价值，其实是因其发掘面积过小，没有发现生黄土层的整体形状和全部联系。这次"卷地毯"式的大面积揭露，使各处发现的生黄土连成一片，揭示出了原来作为宫殿基址的形状，丰富了对殷墟遗址的认识。 自１９３１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１９２９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 梁思永主持的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其上文化层，为浅灰土，属殷商文化，出土陶器颜色灰黑为主，兼有少量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为主，还出现了形如古代武士头盔的冶铜坩锅发现者吴金鼎将其称为"将军盔"。，骨器类型有箭镞、单孔刀及刻字甲骨；中文化层土色呈浅绿，发现了大量与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器型完全相同的磨光黑陶，明显属于龙山文化层；下文化层为灰褐土，属仰韶文化层，未发现卜骨。 梁思永细心地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刘燿（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也说，梁思永"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２８页。 上述评价并非过誉，但１９４９年后，也有人借机作文章，厚此薄彼，打压去了台湾的李济等人。张光直曾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指出，１９２８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１９３１年春，因战争即将爆发，河南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小屯）收工后，交通中断，坐站车脱离安阳情形。（李光谟提供） 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张光直：《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９期。。那时人们的认识也许有被意识形态涂抹过的痕迹。 梁思永后来得了肋膜炎，离开了后冈工地，担任助手的助理研究员刘燿也转往浚县辛村，后冈发掘便陷入停顿。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李济组织后冈复工，调回刘燿、尹焕章、石璋如等人。年底，刘燿在后冈东区发现了殷代墓葬，出土一个前所未见的铜甗，又在后冈西区发现一个南北二道的"中字型"大墓。此时，小屯的发掘工作虽暂告结束，但后冈的发现却无法停工，刘燿家有要事先行离开，工作只好交给留守的队员石璋如等。据石璋如回忆：正值天寒地冻，墓葬约有地下七八公尺深，下到工作坑的积雪融化成水再结成一般的工具无法打破的厚冰，增添工作困难，我们只好燃起柴火烤火。先将厚冰逐渐变成泥、再融成水的逐步进行。后来发现此墓早就被古人盗掘了。盗掘人从中间挖了个洞进入，斜形的墓壁并不宽阔，而得维持洞顶夯土，但是下头都被掏空了。我们仍然从夯土堆中发现了很多的人头骨，每一层夯土就有一个，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头骨。就此而知殷代筑夯土时习惯以人为牺牲，每筑一层夯土便举行祭祀仪式，砍一个人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７３-７４页。石璋如的这次经历，对"殉葬"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日后并未从事田野考古的郭沫若关于"奴隶制分期"的研究有微词，以为颇多穿凿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