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由上海的东关码头的驳轮，递送至吴淞口外，登上"南京号"远航客轮，挥手之间，已告别故国江天。轮船驶向太平洋，朝着美洲航去，海天一色，夜以继日。同船的中国留学生，除李济那一届的清华同学，还有教育部派遣的及自费生共计一百五十二人。漫长的航程，李济没留下更多的文字。以其性格判断，他多半会取一种坚毅而不事声张的行为方式，既不像有的留学生，怀着五味杂陈的心事，躲缩在船舱中一脸凄惶，也不会像诗人徐志摩，慷慨高歌，豪兴逸发。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富商家庭，１９１５年夏入北大预科，１９１８年６月，拜师梁启超，此次他到美国自费留学，正是听从了梁的建议。受实业家庭的影响，他想进金融界，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１７５７-１８０４年），美国开国元勋和宪法起草人之一，曾做过美国首任财政部长。。８月３１日，徐志摩在船舱中朗诵《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磬，野无青草"，"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他庄严宣告："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同舱青年无不受到感染，李济也对这位江南才子投注了几分好感和热情。 经过二十一天的海上生活，"南京号"轮于９月４日抵达旧金山。接着，这群惶惑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大陆挥手泣别，各奔前程。最后，李济与董时（任坚）、徐志摩等人一道，经芝加哥、纽约等城来到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 这所大学是１８８９年美国百万富翁克拉克（J.G.Clark）捐资创办的，它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并深受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布金斯大学影响。办学之初，校长霍尔（C.S.Hall）曾亲赴欧洲考察学习，并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几年间学校已颇有生机。留学生活，李济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此礼拜中，功课甚闲，多在图书室阅书，收藏书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时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籍关于心理学者居多，其次则为讨论欧战文字约五千余册，为全国第二大图书室，分二部，其正者专供研究生之用，各有定位，不得互相侵犯；正科生图书间则另设一部，每值读书时间，万籁寂然，如居空山大谷中而觉神自凝而心自瞑瞑也。室之构造皆从最新式，阳光适度，空气则冬不寒而夏不暖。物质进步能至于此，虽不欲令人心羡不可得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 李济致父亲李权信。（李光谟提供） 选择心理学专业的，还有李济的清华同学董时。董又是徐志摩在杭州府一中的老同学。董时受徐父委托，负责照顾志摩。于是他们三人在克拉克的第一年，关系颇近。据同学张道宏述，在克校的两个学期里，成绩都是徐志摩全校第一，李济第二。日子久了，徐志摩不服董时的照管，就跑去跟李济同住一个寝室。李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对徐志摩的好感，"月来观察所及，儿以为最痛心者，则此间留学生之自私自利、卑鄙龌龊，实不减于国中之政党也。几于求一忠义愤发之士而不可得，或者耳目尚仄，闻见者浅欤，固甚望知之未深也。同住徐君甚喜讲良知之学，箧中携有阳明全集，每值课暇则出而共相磋磨，心身获益良非浅矣，是亦客中之奇遇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 那时中国留学生政治热情较高，李济写道，"前日国庆，此间中国学生本拟举行庆祝，然以官中禁止集会，遂尔未果，唯以是晚醵资茶会，聊以慰怀。坐中多论世界前途及中国之命运，有凌君冰者河南人凌冰（１８９４-？），字济东，河南固始人。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在克拉克大学获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９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１９２８年６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兼开封中山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任驻古巴国全权公使。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任台湾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著有《儿童学概论》。，谓此欧战之后，尚有一大战也，杀人流血将更胜于此，将为世界空前绝后最凶之战争，亦为世界最末次之战争。此战争为何即为黄白种之战争，盖黄人苟不使白人知其利害，世界和平终难常保。战争之结果如何，唯我国人是赖矣。若望日人，则实不足以抵众力也云云。此其言浮浮而不切，多理论而少实证，然亦足见此间留学生思潮之一般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李济参加了克拉克大学的学生陆军训练团，跟美国同学一起跑步、射击、投弹、挖战壕。他还和同室四位中国同学订立章程：清晨六时起身，七时朝会，以激耻发心；晚间高唱中国国歌。课余，他和徐志摩一道参加社会活动，如红十字会员大会等。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中旬，他们还去波士顿，在哈佛游玩了三天，听王正廷演说，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加入了中国学生组织"国防会"（后在克校设分会）。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曾这样解释："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李济与徐志摩在国防会签名注册后，即与吴宓等畅谈国事，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感揪心。 李济进校就念三年级，一年之后即以第二名的成绩大学毕业，１９１９年６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他在熟悉了心理学各个流派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这门学科失去信心：其时梯琴纳氏的"内观实验心理学"已走下坡路，引起广泛关注的华特生氏"行为心理学"没有得到学院的正式承认，风行一时的弗罗伊德"心理分析学"被当作医学的旁支，其他派系都是莫衷一是。心理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标准，由这些标准和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就是一个问题。李济还担心这门学问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出路。就在他心生动摇时，忽然"书山有路"，顿时柳暗花明。留学初期的李济（１９１８年冬）。（李光谟提供） 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是美国青年心理学教授，他提倡学生自由阅读，要求学校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他教导学生："读大学不必也不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像啃青的牛去到草原，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浏览，高兴就多看一点，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另换一本。假如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于是李济在这片金色牧场从容"啃青"。他浏览书籍，先读序及章节目录标题，了解全书梗概，然后再选择精读。博览群书，他逐渐发觉了自己对人口学的兴趣。此时，一位社会学教授韩金斯（F.H.Hankins）对他观察已久，并对他这一套读书方法感兴趣。李济介绍说此法系由父亲处学来，教授表示十分钦佩。 韩金斯教授的欣赏，坚定了李济转学社会学的念头。在克拉克大学第二年（１９１９年），李济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念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想从经济与优生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像啃青的牛犊"反刍"，李济很快写出一篇"社会学札记"。这篇短文中，他崇敬奥古斯脱·孔德，认为除此之外，后起的社会学家还无人当得起"科学的社会学家"的称誉。李济的一篇题为《僵化》的论文，剖析了社会制度产生后逐步趋向僵化的原因：人们的惰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畏惧，缺乏评判自己生活的本领。许多空谈改良的人只有言谈而畏惧实践。他写道：往时，美国的公学到芒种、秋收的时候就关门，让孩子们去帮他们的家人收割，这就是那长期暑假的起源。等到城里开学堂时，先生们也就不问根由，照例放这一个长假。其实，学堂的房屋地方，很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快快活活的应用起来，并且可以得一点切实的利益。但是不行。虽说我们有一半（人口）在城里住，那城里的学堂却是一到六月就关门，赶得孩子们满街乱跑--好像也是让他们去帮他们的家人割谷子、拔番芋似的!李济：《僵化》，《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８页。他约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把近世史中十余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之间；其政敌则在五十四岁以上，老的甚至到六十六岁。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总比守旧的年纪小十五至二十岁左右。这篇以"异文化"眼光观察分析的论文，受到韩金斯教授的赞赏。 克拉克大学同学（左起：张道宏、李济、汪心渠、徐志摩） １９２０年元月，李济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内容包括"个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人口的质的演变"和"素质的改善"三个部分。他仍旧在牧场上从容"啃青"，咀嚼了大量的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学校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几乎全是堆放人类学的书籍。美国人类学的先驱弗·博阿士（FranzBoaz）曾在此教书。尽管人类学并未盛行，学校也没有开人类学的课，但这门学问已显示出朝阳般的前景。"啃青"的李济，意外地嚼出了一种新学科的滋味。１９２０年６月，他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其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与捐资人克拉克在办学方向上发生分歧，后者认为霍尔过于强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未对本科教学同等关心。分歧造成克拉克资金政策摇摆不定，给了芝加哥大学"挖人"的可乘之机，许多教师悄然离去。霍尔知道后伤心地说："克拉克大学成了牧马场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教员完全被倾巢而出、移植到一块具有充裕资金的土壤了。"这也许是促成李济萌发转学念头的另一个原因。他去见赋闲的校长霍尔，老校长积极支持他改学人类学，语重心长地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在得到克拉克大学两个学位后，李济又信心十足地改弦易辙。若干年后，谈起当初的选择，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