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岱峻的大作《李济传》终于杀青，我为他高兴，我自己也放下了一件大心事。他再三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虽难以为情，却更难辞此请，就写上几句吧。 写这些段落，正赶上殷墟发掘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殷墟的发掘，是李济先生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从2008年10月底到现在的12月初，我两度应邀去安阳参加这次活动，随手记了几句话，等于是日记摘抄，在这里铺陈一下，就教于读者。 殷墟博物苑在二十多年前初建时，还只是一片荒野上竖了几处木牌。当时为"复原"殷代宫殿所仿制的房屋甚是简陋，展览亦属粗糙。经过这些年的辛勤研究和开辟，现已增加不少新内容，大有可观，可供参观展览和大型学术活动之用。 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团十五次发掘目下仅存的王湘先生，以年逾九十七岁的高龄，写下了"安阳考古的科学精神永存"几个大字留念。他很惋惜因行动不便，无法再到工地来了。 近年考古界对洹北商城的发掘和研究，是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记得先父李济先生在１９７７年写《安阳》一书时在第九章里已经对"洹河流域一带"的新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迹非常关切，他并寄希望于"时代更早的"遗迹。"洹北商城"的遗址当年可能还未在他的视界之中，当时他似乎只听说过有关洹北的片言只语。 这次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活动的郑振香先生和唐继根先生，在发言中都一再提及早期殷墟发掘时的一些故事。最感人的应是１９３６年发掘团的成员在西北冈大墓开掘后还自己出钱在小屯办了一座小学（即给当地农民的子弟开设的，名叫"洹水学校"）。据介绍，石璋如先生还从老家请来一位王老师给孩子们义务上课。这所小学现已成为安阳的教育局立案的"小屯学校"，门前还刻有"石璋如题民国念（廿）五年《洹水学校》"几个大字的木制匾额；校址就在现考古工作站的紧邻隔壁。 这说明当年发掘团的先生们不仅只着眼于考古发掘，还对数百位农民的子弟教育有所关怀。 我在发言中讲了一下当年李济先生笃信的一句格言，即早年曾资助过安阳发掘的史密森研究院（或译作"学会"）的创始人、英国化学家史密森说，他出资创立这个机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增进和传播"。李济认为这表明科学事业只能怀抱这种目标，这才是考古、博物工作者的正确目标和人生抱负。他就称呼西北冈大墓的发掘队是"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 其实，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我在这里谨谢谢岱峻夫妇为这本《李济传》所付出的多年辛劳，我相信，这书会赢得读者的心。我感谢他们在写书时是本着追求真理、不媚俗、不追捧的态度，对李济先生一生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哪怕在批评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亦是不为尊者讳的。 李光谟 2008年12月6日 于自安阳返回北京次日前言李济是谁前言李济是谁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我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邀请，在北大学术中心作了一次"李济与李安宅学术史个案研究"的讲座。开讲前王铭铭教授先在同学中进行了一番测试，他请知道"李济"本书仿史体例，所有人物谨标识身份或职务，免去敬称，祈鉴谅。这个名字的举手，人群中举手的占了多半；又请知道"李济事功"的举手，稀稀落落的五六条手臂显得极不自信。在座者多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考古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王铭铭忿忿地说，中国最好学校最高学历的人类学学生竟然不知道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竟然不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是丢人。又说，几十年间，李济就这样被我们抹去了。在座的包括我，都是刽子手！ 铭铭许是情急之下的言过其实。我不能被称作刽子手，因为我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应该怪那些孩子，尽管他们已读到"硕士"、"博士"，但在他们成长经历中，哪里看得到李济的半点影子？ 抹去李济的是那场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转瞬间它涤荡了过去时代的所有痕迹。１９５０年后，当《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等书再版时，删去了原来关涉李济的全部文字；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时，挂出鲁迅与杨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边的李济；西安易俗社悬挂的"古调独弹"匾额，捐匾的十二人中涂掉了李济的名字；至于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教科书，也都把他的影子消泯得干干净净……提到李济的名字，总是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２００５年台湾文人李敖访问大陆的前一天，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啐李济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傅斯年、梅贻琦、赵元任等早已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唯独李济仍鲜为人知。国内至今没有一本他的传记、年谱或回忆录。在一些介绍考古或人类学的文字中，仍有蓄意或无意贬低李济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始终躲闪着政治风雨，１９４９年幸免于被宣判为"文化战犯"的命运，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50年代受到数亿人的口诛笔伐变得家喻户晓；他很快就淡出了大陆学术界，直到今天仍默默无闻…… 李济是谁？真值得给他腾位置？真值得挖掘他的什么前尘旧事？ 台湾文人李敖泄私愤以报未能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下同。的一箭之仇，曾写过《一个学阀的悲剧》的长文。他在文中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李敖在鞭笞李济时，不得不给他戴上一顶"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的帽子。李敖骂李济的动机姑且不论可参阅作者２００５年发表在杂志《粤海风》、网刊《世纪中国》上的文章《李敖与李济的过节》。，那顶帽子倒也有几分相宜-- 学阀之"阀"，指占有支配权。李济占领纵横捭阖的知识高地，二十多岁开始就在学界开疆拓土，攻城掠地…… 他毕业于清华，是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熟悉各种心理学派别及其理论；他是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对人口、经济有独到见解；他二十七岁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其阐述博士论文的讲演稿被哲学家罗素大段征引；１９２３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次年担任南开文科主任；二十九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１９２６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三十二岁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的半个世纪，李济的名字就与"安阳"连在一起：离开大陆前的二十年，他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去台湾后的三十年，他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济不曾拥有千军万马，但他在学术界有着至尊地位。他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早期在南开的学生有人类学者陶云逵、考古学者李景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田野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安阳考古遗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等；１９４９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宋文薰、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前者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执掌大陆考古学帅印；后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 李济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分任副主席与主席，在与"同盟上海总部"发生分歧时，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参与"中研院"最早的筹备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担任了十七年的史语所所长，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60年代他与胡适的合作彼此大体保持了支持和信任，他亲历了胡适的去世，但也有人认为胡适的死与他那番悲观的谠论有直接关系；他曾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也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如果说对中国民主的启蒙贡献最大的当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科学思想的传播则当以"中国科学社"的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朱家骅等人为主体。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济在这拨提倡"科学救国"的朋友中，从未侧身庙堂，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坛，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始终不渝。他曾应雷震之邀，在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五四"精神、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关系的文章。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包括对陈寅恪等文化贵族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微词，曾被柏杨大段引用，并写进《丑陋的中国人》，至今仍影响着天下的读书人……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20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盟在中国的考古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张光直谈起恩师时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１９３７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１９３９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１９４２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１９４４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任历史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谊（谊兼亲友）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陈流求讲述，岱峻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４３年夏，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目睹了中国知识界朋友的生活状况，后来在《对华回忆录》中写到，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文革"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简称"体质所"，"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下同。，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小镇弦歌不辍、薪传火播的一段历史，是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极重要的一段生命辉煌。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访那块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抗战中国人文中心之一：李庄记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学术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李光谟教授是读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着那期报纸在李庄与我会面，报纸在他手上反复折叠已有些破损。记得我们最初的对话很有趣，有人介绍，李光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济先生的儿子。"李济的儿子"，我脑海里迅速闪动了一个疑问。旁边的李夫人补充一句，"李济的亲儿子，'文革'就为这个没少挨批！"那时，李光谟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费从北京到过李庄，那时的李庄早湮没了那段历史，千里迢迢而去，也无人可探问，他只在镇上稍作流连，在一处叫羊街６号和一处叫张家祠堂的地方凭吊往事，而后又风尘仆仆赶回北京。 李光谟对这块土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情感，他的一家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开始悉心关注四处搜寻那些风干了的往事。李庄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与李光谟经常的话题和永久的缘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我视他如父执，他待我似子侄，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时，我萌动了写《李济传》的雄心。 李济是座学术丰碑，要立传再现，无疑是项艰巨的工程，我有何德何能敢不自量力？但事理也清楚，时不我待，再不"抢救性发掘"，当事人年事日高，资料更难寻觅；世态炎凉，再不写，这段历史会被遗忘得更为彻底。于是，我开始尝试着从李济周围的一些人物写起，如他的朋友傅斯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永等，也写了一些与他有过节和冲突的人如李敖、夏鼐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朋友的关注，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研究了大量资料后，读到李济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学生访问时说的一段话，他认为现在的学术书籍很难有详细的资料描述，大都是些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现在的学人时常更换研究方向，很少对某一问题做长期的整体性的钻研资料出处：尹建中：《念李老师济之》，《人类与文化》杂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会，１９７９年１１期，１１-１２页。。我豁然开朗：对李济进行总体性的学术评论，我虽力不能及，却可以作一些"详细的资料描述"和长期的整体性的探讨，以俟来者。 为人物立传，关键是材料的搜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从无到有，小心求证，见微知著，辨正去讹，按日记功。几年之后，手里的资料逐渐长高，形成的年谱竟达好几十万字。梳理其来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李光谟教授向我提供了已经出版的李济的全部著作，以及他本人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１９９５年从台湾家里拿回来的李济的手稿、照片、书信等珍贵史料，包括林徽因、夏鼐、陶孟和等一批从未面世的亲笔信。 其二，承蒙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的慨允，我得以充分检索史语所档案索引，并按年谱作了整理，那些完备的档案，增加了事件人物和时间的精准。王汎森所长和王明珂研究员，还无私地寄赠了一批"中研院"的出版物、资料及历史照片。 其三，口述史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作了大量的访谈，首先是李光谟教授，他曾光临寒舍，在我家的屋顶花园里，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流，他给我讲述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直至流月无声，万籁俱寂。这以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做他的口述史。记得一次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老人声音喑哑，需要休息为止。通过拙作《发现李庄》，我还结识了一大批师友，他们对那段历史和传主李济都很熟悉，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历史学家何兹全、逯钦立遗孀罗筱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丰富了更多细节，增加了我对那段历史的鲜活感受。 去年在李庄长江边上一个小旅馆里，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有过一番讨论，其中涉及写传的情感向度问题，他知道我与李光谟关系亲近，也因此得到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他善意地提醒我手中的笔不要对传主有太多的倾斜甚至溢美。其实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传主李济惯常的主张就是"不讲情面"，"直道而行"。 …… 几年过去了，《李济传》终于呈现为如下的文本。 前尘俯仰，展卷泫然。我虽殚精竭虑，然才疏学浅，仍恐力不从心。其庶几乎不玷污先生，贻误后人？ 岱峻 2008年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