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我因重读《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而写《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一文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又收钱理群：《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1999年。，重新唤起了1957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今天，2007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前一年，我又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写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试图唤起对1980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选举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这都是北大校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政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两次重新记忆和叙述，其间经历了十年沧桑。无论是中国社会，北大自身，还是我自己，都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引起的感慨是难以言说的。 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了一件往事：也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曾经生活了十八年的贵州安顺的一份地方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实表现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1998年6月15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也是这篇文章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八十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1980年我正是北大的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 论北大 而我的记忆的恢复，却是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正是这些年，改革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是应该追溯到历史的起点的。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了我的视野。 让我们回到当年历史的情境中——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 不平常的一代人 〖1〗 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北大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1980年10月6日开始的。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大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国际政治系、技术物理系几个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国际政治系、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一些学生也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由此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仅一人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北京大学一分校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一位历史系学生早在10月16日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竞选宣言》。到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而在此之前，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以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就陆续有民间的竞选活动；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北大的竞选运动正是把这样的潮流推向了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一位竞选人，在他写的《对竞选运动的总结》里，则明确指出，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竞选可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使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将在不受任何操纵的情况下，学会如何辨别是非，区分真假。他们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判断，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票进行裁决”，“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这里，着眼点在对“群众”（当时还不太习惯用“公民”的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培育，是长期的民主基本建设工作。但在1980年发动这样的民主竞选运动显然有更现实的意义。作者并不回避这一点，他明确地提出竞选的“宗旨”：“我们几乎所有的竞选者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促进我国的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当选代表其《竞选宣言》里，有这样的明白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六十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 古代最伟大的民主主义政治家，雅典的伯里克利说过一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使北大在民主改革的新长征中再一次成为全国的先锋。 也就是说，这一代人是以五四精神的传人自期自许的。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种责任，一个历史的承担：他们甚至感到了这样的承担的沉重。而当这位当选人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事实上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还注意到如下宣言：我们要“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世人昭示：中国的青年一代希望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赞成的是什么，从而也预示着明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你可以对它反感，却无力将其抹煞。即令一个头脑最僵化的人，只要他还有现实感，也必将在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面前，重新调整自己”。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谭天荣：《第二株毒草》，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2、33、34。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都是1957年人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理解正说明彼此精神的相通。 这里显然存在着“1919—1957—1980”的校园精神谱系。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一位竞选者在他的《竞选宣言》的一开头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声音被忽略得太久了，太久了。”而另一位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 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以这样的气势，在八十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从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经历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大都在“文革”前接受了程度不等的小学、中学教育，“文化大革命”构成了他们的主要成长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对16位竞选人的一份调查表明，他们“最喜欢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人）、《牛虻》（2人）、《战争与和平》（2人）、《红楼梦》（2人）、《青年近卫军》（1人）、《约翰·克里斯朵夫》（1人）、《怎么办》（1人）、《阿Q正传》（1人）、《三国演义》（1人）、《欧阳海之歌》（1人）；他们“少年时代的崇拜者”是：毛泽东（5人），孙悟空（3人），雷锋（2人），鲁迅（1人），爱因斯坦（1人），董存瑞、黄继光（1人），古丽雅（苏联女英雄）（1人），岳飞（1人），辛弃疾（1人）；“现在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5人），毛泽东（1人），彭德怀（1人），陈云（1人），鲁迅（1人），遇罗克（1人），铁托（1人），刘宾雁（1人），还有回答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谁都谈不上敬佩”。，经过“文革”的挫折，又开始反思，大都经受了从“幼稚的狂热”到“理性思考”的精神蜕变。对16位竞选人的调查还表明：他们“最恨的”是：虚伪（6人），不让人说话，禁锢思想（1人），己所不欲，强施于人（1人），奴性（1人），阿谀（1人），官僚特权（1人），阴谋诡计，政治骗子（1人）；“最怕的”是：不被理解，脱离群众（4人），无所作为（3人），自己动摇，成为胆小鬼（2人），国家乱，环境污染（2人），活着没有说话的权利（1人）；“最喜欢的”是：读书（4人），思索（3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1人），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1人），广泛接触各种人（2人），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浪头上（1人）；他们自认的“弱点”是：天真，轻信，坦率，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6人），过于自信，固执，刚愎自用（6人），片面（2人），缺少实际经验（1人）；他们自认为“研究得较为深入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是否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官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和法制”，“体制改革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城?民用住宅问题”，“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尤其是一些典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国际法理学”，“人应该怎样生活”，“认识论问题”，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和后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的骨干。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们自我描述中的“自己”：“他们学会了思索，他们扫除了脑子里一切神圣的东西，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世界。过去有人说：‘青年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可是这一代青年是不会再轻信了。”“我们不仅有怀疑、批判旧世界的勇气和水平，我们同样有建设、创造新世界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具有使命感的一代，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及时地、有力地抓住事变中最关键的一环”，“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但同时又表现出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们如是说：“发表政纲，并不是尽情抒发自己心中‘理想国’的美景；陈述政见，也不是宣称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全面挑战。”他们强调的是“培养自己脚踏实地的素质”，要“冷却我们身上不切合实际的一时狂热，从而使我们具备持久的积极性”。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 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样的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有的喜欢谈“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有的一开始就申明自己参加竞选，只是为了“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因而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并特意重申“青年知识分子如不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并号召要“放下架子去寻找这种结合点并实行结合”。 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而他们自身就是那段历史所培育的，要从中走出，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的过程。这都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改革观中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我们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这一代成长的背景，因此，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校园和中国，人们主要的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刚宣布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噩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 其中一位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指出，“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按：指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所提出的“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工、农、军，批判资产阶级；工人以工为主，兼搞农副业；农民以农为主，兼搞工业”等社会理想），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动乱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 另一位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也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正是“‘文革’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印记暴露无遗”。 他的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他指出：“反右后一切党外监督的不复存在，只是加速了党内腐败势力的滋生蔓延，最后导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形成”；而“大跃进”则是“反右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后，推行‘书记挂帅’的恶果”。在一位竞选者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当调查者问到“现在教育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一位竞选者断然回答说：“一切照十七年办”，这当然不仅是指教育制度而言，这实际上是构成了中国改革最大危机的。 文章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账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在‘公安六条’的阴影下，公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红卫兵冲垮各级党政机关，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是红卫兵的狂热表现。”——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1980年代初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是更长远的，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里所说的“文革”的本质。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这一代人是不会遗忘的：一位竞选人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总有一种力量试图借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来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的竞选者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同样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在被问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毛主席确实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概念。他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主席有个人动机的可能，但不认为这是主要的”。 但论者所想要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在所写的《怎样评价毛泽东》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阶级，“但是他仅仅是说出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导致这个阶级产生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只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伙变了质的坏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这样的“不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整人运动”，大概就是论者所说的“落后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论者也这样指出，毛泽东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四清’运动自上而下地清洗干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干部，结果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 如前所说，在竞选人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这表明，那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怀警戒的。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再度发生。否则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和他们的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在竞选人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正是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的“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盲从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物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沉重的教训之一”。他们又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在前引调查中，16名竞选人中有10人认为毛泽东尽管有严重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人认为毛泽东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1人表示“待研究”而没有正面发表意见。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决定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他强调，毛泽东紧紧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认为马克思创造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造反不是胡闹，而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着力点在革命实践，是一个革命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认识不充分。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又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看看1980年人们的思考与论争，是很有意思的。 依然是16位竞选人，回答却有三种：一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有7人；二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有7人；三是“国家垄断社会”，有2人。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竞选者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里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目前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论者还同时谈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这大概也是论者的“社会主义观”。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思想者，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 《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二文，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结合”。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另一位竞选人也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特别有兴趣；正是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马、恩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竞选中很有影响。，他如此提出问题：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显然，在一些竞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这样，1980年的北大校园里的这一代人在回顾、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竞选者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时髦，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而如前所说，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而且他们也正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 “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1〗 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者的《竞选宣言》里的一个观点，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同立场的：“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中国一个世纪的民主运动的道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样的“误解”不无关系的。论者在一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 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竞选人及其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 人民权利 因此，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 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权利：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些我们在下文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都来自中国社会底层，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一位竞选者就提醒北京大学的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遗憾的是居然有人看不到这些或者看到了而瞧不起这些。”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给他们以权利，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另一位竞选人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部队。”他指出：“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还有一位竞选人，在他所提出的“改革的主要措施”里，首先提出的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应该说，这四大权利，也是抓住了根本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进一步提出：“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是劳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联合。”他认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的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就能够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一位竞选人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这一论断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长期以来是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的；对此，有人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十九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理论家们“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这正是论者所要强调的：“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产生了工人阶级；今天，当科技从工农业中独立出来之后，知识分子也独立出来了。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结果是“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教师、学者、记者、经济管理人员和其他受过专门教育的社会成分，在整个人类的人口比例中急剧增长”，“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而“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它不仅要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解放全人类。知识分子自己也要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改造”。 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在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我们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论者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的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如果它继续扩张的话）。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论者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支持者的一个隐忧。“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是最能显示1980年的校园竞选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