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参加过前年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那时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主要讲五四时期，也就是北大最辉煌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神化了。这也很自然：面对现实的北大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谈论过去的辉煌，也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北大理想的一种追寻与坚守。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不讲五四这一段，而是讲五四之后的老北大的故事。既然是讲故事，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作为今天的北大学生，听听当年五四之后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五四时期北大的教师是分为两派的，即所谓“新派”和“旧派”；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两派相争也相互制约，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派教授内部的不同选择，连蔡元培自己也卷入其中。而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北大在五四时期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北大教授的分歧，影响自不可低估。我们的讨论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对青年学生都有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一） 在讲他们的不同选择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五四时期当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我们先来感受鲁迅与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论北大 先说鲁迅怎么会来到北大，这就需要说说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他们俩是绍兴的小同乡。据蔡元培回忆，他大概是1907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一次从他弟弟的通信中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名字，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就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把鲁迅请到教育部在教育司里工作。后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随之到了北京，后来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曾负责整顿、建设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筹办历史博物馆，并且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里，鲁迅先后四次讲“美术略论”。最后一次讲时，那天下着大雨，鲁迅去了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来听。鲁迅还写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是他早期的美学思想重要部分。鲁迅还筹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聘请了一批教授。周作人于1917年4月份先来北大，在鲁迅协助下开设“欧洲文学史”等课程；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还在用：中间是一个人，两边是两个人的侧影。鲁迅是1920年12月24日才来北大担任讲师的。当时有个规定：兼课的教师只能担任讲师，不能聘为教授。鲁迅在北大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小说史”——这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教育中尚属首创；后来又讲“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主要教材。鲁迅上课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不仅是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都赶来听课，教室里两人坐的位子经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没座的或站着，或坐在窗台以至地上。鲁迅有一个习惯，每次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员休息室，往往他一到，等在那里的学生就围拢来，鲁迅打开他那黑底红格的小布包，将许多请校阅、批改的文稿拿出来，一一细细指点，又接受一批新的文稿。等上课钟响，就在学生簇拥下走进教室。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的最初印象—— 在青年中间夹着一个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时新”的小袖长衫的中年先生。他的头发很长，脸上刻着很深的认真和艰苦的皱纹。他离开这群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着他的影子。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133—134。 安然地站在北大讲台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名流学者气息的普通中年人，他上课非常自然，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大声疾呼，只是从容不迫地一一道来，还经常穿插着一些笑话，几句闲话，像春日晴空里的风筝，一丝线似的，随意扯开去，又毫不经意地拉回来。课堂气氛是轻松的，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听，或者不听，也是非常从容的。而且还经常有师生之间的当场对话。比如他讲《红楼梦》，讲完了，顺便提一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呀？”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调皮的学生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爱。”学生又问：“你为什么不爱她？”“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转引自孙世哲：《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120。讲课中也常常插入?些非常深刻的议论，道他人所不能道，往往让学生终生难忘。当年听他讲过课的冯至到了晚年还记着他“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的“中肯剀切”之论：“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都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里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31—332。这些言论在当时也算惊人之论吧。鲁迅上课中间是不休息的，讲完之后，学生就围着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学生问他：“你是作家，你写作有什么奥秘，怎么写作……”问了一大堆。最后鲁迅一句话没说，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删”。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52。 在北大上课同样受到欢迎的就是胡适。胡适上课是另一番风采。学生回忆说，“胡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穿皮鞋，着长衫、西装裤，干净整齐，风度极为潇洒”。一位学生这样谈到胡适上课给他留下的印象——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之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这位学生还保留了胡适讲课的一段课堂实录—— 现在要说到《水浒传》。现在《水浒传》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变的历史。最初呢，是无数个极短极短的故事，编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中叶——，才有一个整个的，大的故事。这个时候，《水浒》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后来又删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剧里面的李逵很风雅，会吟诗，也会逛山玩水。从这个样子的李逵，变到双手使板斧的黑旋风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爱，变到被骂。这种演变，都是由于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原载《宇宙风乙刊》27、29、30期，1940年8、9、10月。 确实讲得清晰，简洁，没有半句废话，是别具风采的。 当时鲁迅和胡适在北大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北大，尽管胡适没有蔡元培那样主掌一切，也没有陈独秀那么显赫，但他确实是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有关：最早建议成立北大评议会，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我们今天所见的选课制度等等都是胡适初建的。后来胡适当了北大校长，地位自然更高。而且月工资也非常高，当时他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很得意地说我刚来就得到了北大教授的最高工资，月俸280元。 而鲁迅呢？不过区区讲师，处在客串的、边缘的位置。事实上，鲁迅在《新青年》同人中，以至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处在“客卿”的位置。陈独秀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是客观的——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我对鲁迅之认识》，原载《宇宙风》52期，1937年11月。 可以说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群体中，一方面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尽可能主动地去配合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听将令”，所以在五四时期，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之间都有一种非常好的默契。上次我们讲过《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就是与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相呼应的。鲁迅在五四时期还写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也写过一首诗叫《我的儿子》，也是相互呼应的——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至今挂不起来了！ 比如树上开花 开落自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期待于你的，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鲁迅强调父亲无恩于子，强调父母对子女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使他们“合理的做人，幸福的度日”是完全一致的。更能说明他们彼此关系的，是胡适在编定《尝试集》（增订四版）时，曾约请了五位朋友为他删诗和选诗，老友、学生之外，就有周氏兄弟。胡适早就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谈新诗》，《胡适文集》卷2《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38。，这个“大都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在日记里也竭力赞扬周氏兄弟“天才都很高”，并有“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的评语。《胡适日记全编》卷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55。就像陈平原先生所说，胡适“重事而轻文”，他的鉴赏能力是不够的。这也影响到他的小说研究：如果从整体描述和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来看，胡适要远逊于鲁迅。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57。但就影响而言，胡适更大：真正把中国传统小说提高到一个和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功劳是胡适的。胡适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而鲁迅是用他的研究实践，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支持胡适的。不仅是学术研究，连创作也这样：鲁迅说他的贡献是以《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是登高一呼的倡导者，而鲁迅则是最出色的实践者，他们是互相支持与补充，因而是缺一不可的：五四新文学既不能没有胡适，也不能没有鲁迅。 我们刚才说鲁迅处于客卿的位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他就能够冷眼旁观。看看鲁迅观察中的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是很有意思的。鲁迅在纪念刘半农的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可见陈、胡二位确是中心人物）。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既是“主将”，自然有“韬略”），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73—7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浅而清”的刘半农的“亲近”，对有“武库”的陈、胡的佩服，以及对陈的“不提防”和对胡的要“侧着头想一想”，都耐人寻味。特别是对于胡适，他要看一看，“想一想”，这一看一想之后，就引出了许多分歧，或者说预伏着此后的种种不满与分化。 （二）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讲五四以后的“老北大的故事”了。——我想从一个不大不小的“讲义风潮”说起。张华、公炎冰先生写有《1922年北京大学讲义风潮述评》，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以下讲述利用了该文的材料，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 风潮是由讲义引起的：蔡元培主掌北大后，对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上课必须发讲义。——而发讲义，鲁迅和胡适的风格也不一样。据学生回忆，鲁迅的大纲非常简要，没几个字，而胡适的讲义总是开一大堆书单，非常详细，这样的讲义当然受学生欢迎。但是日子久了以后，校方就发现了两大弊病：有些学生以为反正有了讲义，到考试了只要一背就混过去了，这就给一些偷懒的学生有可乘之机；另外北大上课都是敞开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甚至形成一个传统：该听课的不听，不该听的（即不在籍的）听课反而更积极。蹭课的学生来得早，把讲义全拿光了，正式的学生来了，就没有讲义了。只得不断地印，讲义费用就吃不消了。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北大经蔡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不料却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就有几十个学生涌到红楼前请愿。当蔡元培先生赶来时，学生已经散了。第二天上午，又有数十学生到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讲义费，人越聚越多，最后达到几百人，秩序大乱。蔡元培解释说：“收讲义费是校评议会做的决定，我只能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评议会，由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并且答应暂时先不收费，将来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再收，这段时间的费用由自己个人支付，这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年轻气盛的学生不听，坚持要他当场作出决定，而且话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极端。平时温和的蔡元培勃然大怒，将写好的字据撕掉。据在场的蒋梦麟回忆，蔡先生拍案而起，怒目大叫：“我跟你们决斗！”校长要和学生决斗，这在北大，以至中国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书里指责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行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并自责“平时训练无方”，“惟有恳请辞职”。紧接着总务长和其他行政负责人都纷纷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辞职，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召开大会商量对学校局势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我们学生是有点过激，但校长要走，我们也不挽留。有的则认为应承认过失，力挽蔡校长。第三派主张有条件地挽留，条件是取消讲义费、财务公开。这三派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这也是北大“传统”：好辩论而无结果。于是就有学生建议，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分成三队，每派站一队。当时学生还不懂民主的程序，没办法就站队，结果秩序更乱。不过，看起来主张挽留和有条件挽留的占多数。于是赞成者又集合起来派代表去见蔡元培。但蔡元培当天就走了，到西山去了，找不到了。 而且校务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同时宣布“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在校方的强大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据说有人出主意将责任推到因劝袁世凯称帝而声名狼藉的杨度身上，说他想来当校长，当天鼓噪的人群中就有杨派来的人起哄。这样的无端诬陷显然不够正大光明。最后学生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因此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蔡元培和评议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蔡校长又回到了学校，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今天我们重看这场“讲义风潮”，或者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蔡元培、胡适、周氏兄弟对这场风潮的不同反应和态度，就很耐寻味。 蔡元培是当事人，他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激愤之中宣布要与学生决斗，这就很能显示他的独特思想与个性。后来，他在全校大会上，曾把这次风潮称为“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暴举”。可见他之提出要与对他非礼施压的学生决斗，正是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在他看来，他与学生，不仅存在着校长与学生的不同身份，更是独立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彼此是平等的，学生绝没有权力因为自己是学生，或者凭借人多势众来围攻自己，他也绝不能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蔡元培的这一态度是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的。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普通的个人。当他和校行政方面把学生的过激行为宣布为“暴动”，并加以“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等罪名，不但未经充分调查，即以冯省三作为替罪羊而除名，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声明“曾否与闻”，并以辞职相威胁，显然是运用校长的权力对学生施压。据说他曾对校长室秘书章川岛说，他所以要辞职是因为“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这时他所要维护的就不是个人的人格，而是校长的权力与权威了。 胡适的反应很有意思。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北京。但事情发生后，他马上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少数学生”的“暴乱”，并且提出“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439。但私下在日记中，又表示校方“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是“毫无道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卷3，页856。在学潮平定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又进一步批评“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因此他希望从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注意了”。《在北大学潮平定后之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页445—446。他显然希望把学潮引向制度建设。据说后来他曾建议学生组织自治会，由各班代表组成众议院，以每系一人、每年级一人组成参议院，在北大内部实行西方民主实验，对学生进行民主的训练，以防被少数人利用。这是典型的胡适的思路。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实际主持校务的总务长蒋梦麟的反对，说搞什么参议院、众议院，学生就更要捣乱了。冯省三被开除后，曾经找到胡适求助，要求回校当旁听生，但遭到胡适的拒绝。胡适显然不喜欢冯省三，把他看成是暴乱分子。有的研究者说，胡适可以容忍弟子思想上的异端，却不能容忍行为上的过激，这大概是符合胡适的思想实际与处事原则的。 最有意思的是周氏兄弟的反应。我们说过，鲁迅和周作人无论在《新青年》内部，还是在北大，都是“客卿”，讲义事件本跟他们无关，在风潮发生过程中，他们也未置一辞，与胡适“非表态不可”的心态完全不同。但风潮过去，几乎所有的人——校长、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以为没事儿了，鲁迅却提出了问题。他在1922年11月18日，也即风潮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即小见大》，抓住这件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小”事情不放，追问不止：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这次风潮难道真是冯省三一个人掀起的吗？鲁迅提出了质疑。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这本是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鲁迅却偏要点破：这正是鲁迅不识相之处，也是鲁迅之为鲁迅。而且他还要进一步追问：“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其实，校方也得胜了——钱注），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满意了：校方满意了，维护了你的威严；学生满意了，达到了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就没有想到那作为牺牲者的冯省三，他个人的处境与痛苦。这正是要害所在：“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即小见大》，《鲁迅全集》卷1，页429。“散胙”，就是中国古代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为群众牺牲的人，最后反而被群众吃掉——“即小见大”，鲁迅从北大讲义风潮所看到的，正是这血淋淋的“吃人肉的筵席”。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辛亥革命中发生过，鲁迅因此写有《药》；现在，又在被称为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重演了，鲁迅的忧愤也就格外的深广。 与鲁迅站在一起，关注被牺牲者的，仅有周作人。周作人关注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被忽略与遮蔽的作为真实的个体存在的冯省三。他后来专门写文章为冯省三这个“人”作辩护。他介绍说，冯省三是“爱罗先珂君在中国所教成的三个学生之一，很热心于世界语运动，发言最多，非常率直而且粗鲁，在初听的人或者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接触多了，就“知道他是个大孩子，他因此常要得罪人，但我以为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是山东人，据他说家里是务农的，五岁时，父亲就给订婚了，他是到北京来逃婚的，靠打短工读书，在北大预科上法文班，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还没有毕业。就是这么一个苦学生，闹讲义风潮那天，他还在教室上英语课，下课时听见楼下喧吵，去看热闹，不知不觉地就卷进去了，还以山东大汉固有的激烈，说了几句“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这样的带有煽动性的话，后来真谋事者都溜走了，他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就被校方与群众选作了替罪羊。周作人回忆说，冯省三曾很热情地问他：“周先生你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周作人回答说，你的缺点就是“人太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太相信性善之说，对于人们缺少防备”。《世界语读本》，《周作人自选文集·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18—119。无论是在蔡元培，还是在胡适的眼里，冯省三都是一个“暴徒”，但在周氏兄弟眼中，他却是一个有缺点的可爱的“大孩子”。在蔡元培将其开除，胡适将他拒之门外的时候，周氏兄弟写文章为他辩护是很自然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体的人，对于学生，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是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的。后来冯省三办世界语学校，周作人为他编的《世界语读本》作序，鲁迅不但应允担任学校董事，还免费教书达一年之久。有意思的是，蔡元培也担任了冯省三的学校的董事：当年他为维护校长的权威，将冯省三开除；现在大概是了解是非真相，又对他表示同情与支持，这也同样是很能表现蔡元培的为人的。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本来讲义风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为什么蔡元培和胡适都看得这么重，认为这是“暴动”，非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从以辞职相威胁，到向替罪羊开刀）将其压下去不可？这需要对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内矛盾这两个方面来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大学之性质”。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打破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在大学期间“植其根，勤其学”，打好基础，刻苦学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63—164。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他当然反对学生参与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游行请愿，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到我这儿来陈述，我会转告政府。你们不能随意上街”。但是学生们不听他的，还是去了。蔡元培于是宣布辞职。——在他看来，大学里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去管政治；现在学生不读书上街游行，校长管不住学生，是为失责，就应该辞职。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元培对北大的期待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但同时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91、171。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蔡元培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72。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文化范围内，期待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比如说有名的林蔡之争是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吗？显然后面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复杂的是，到最关键的时候，连蔡元培自己也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时，蔡元培一反常态，在1919年5月2日就召集学生开会，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起来奋起救国。当天晚上，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元培，当时的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情况万分危急，蔡元培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学生起来唤醒民众，于是当夜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紧接着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对学生行动不加阻挠，其实是鼓励学生上街游行，最后就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这把火是蔡元培点起来的，尽管这是违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学生被捕时蔡元培内心的痛苦，他显然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学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是辞职的问题了。良知与责任使他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当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蔡元培：《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90—191。但学生并不是可以要救国就去救国，要读书就立刻回来读书的，蔡校长再有威信，想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当时政府教育部即通令各校对学生要严尽管理之责，稍有不遵守约束者，应即以教训，不得姑息。蔡元培固然没有听从教育部的指令，但仍然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作为北大一校之长，他还有另一层考虑。据蒋梦麟回忆，他当时担心“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因为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收入《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125—126。。后来蔡元培离开北大，学生竭力挽留；当时他的老朋友也劝他不要回来，说现在学生“气焰过盛”，将来很难“纳之轨范”。张菊生致蔡元康函，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21。蔡元培自己则从大家的挽留中，发现事情似乎成了“有蔡元培就有北大精神，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精神”，校长个人的进退可以影响整个学校的存在与面貌，在蔡元培看来是不可取的。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学生的控制，二是着眼学校的根本发展，蔡元培感到了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和完备组织系统、规范的重要与迫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学校体制的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把学生拉回校园专心读书，不要总是参与外面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要加以制度与纪律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在五四之后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针，即要把北大引向学院化与体制化的轨道。这可能是必要与合理的，但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定，建立秩序的过程，也就必然要与学生发生一定的冲突。如前述蒋梦麟的回忆，他最担心的就是不易维持纪律，学生难以纳入规范。讲义风潮之所以引起蔡元培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且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乎能否维护他的校长权威，更关乎他的将北大，特别是学生纳入学院化体制的大局的。 那么，五四以后，北大学生的状态如何，有什么样的动向与选择呢？ 这里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蔡校长回来后，全校师生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也是著名的演讲家，一个叫方豪的学生，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 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 接着，他又说了一段话——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争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于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 这段话很有意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里显示了学生与校长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学生并非不理解蔡校长的良苦用心，也并非不能接受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只是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郑勇：《蔡元培：在“读书”和“救国”之间》，收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页65。表面上谁也没有反对“读书救国”，但校长强调的是“救国不忘读书”，学生强调的是“读书不忘救国”；校长要学生“回来”，学生却欲罢不能，因为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这就发生了学生和校长认识上的错位。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少数学生，大多数学生的状况，却是像胡适在讲义风潮发生后写的那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内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能量很大的激进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一是无政府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 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生主要聚集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周围，从1919年冬天到1920年春天，曾展开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讨论，发表了一批文章，集中批判权力主义，批评北大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学府”，批判北大正规的毕业制度、考试制度，以至批判学校要收学生住宿费等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对前述校方体制化努力的一个抵制和反抗。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北大哲学系二年级有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叫朱谦之。他认为考试是对学生的一种束缚，提出要“罢考”。学生大概十之八九都是厌恶考试的，因此有很多人支持他，或者暗地表示同情，事情闹得很大。最后还是总务长蒋梦麟出来说话，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如果不要学分，可以不考，如果要学分就必须参加考试。”于是，朱谦之宣布“我只要听课，不要学分”，自然也就不必考试了。朱谦之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反对学校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到鼓吹“反智主义”。他说，知识是一种“赃物”，本身就是知识私有制度产生的“罪恶”，因此要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知识”，而“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教育上的反智主义》，文载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有意思的是，朱谦之的这番根本否认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高论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写了一篇杂文叫《智识即罪恶》，予以反驳。最近有人研究，认为这其实是一篇小说，是“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胡尹强：《〈智识即罪恶〉：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2期。，自然也无妨这样说，文章确实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本来是一个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识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居然想到北京来求学，以增长点智识。突然听“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有罪的，还没有来得及逃回去，半夜就被“活无常”与“死有分”带到地狱里去了。一看那个阎罗王，就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富豪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下地狱。地狱里满是拌着桐油的豆子，“我”一下去就打滚，还看到无数人在打滚，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还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一昏就没有罪恶了……《智识即罪恶》，《鲁迅全集》卷1，页389—391。这故事自然是充满暗示性的：所谓“反智主义”无非是“朱朗翁”这类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当然，鲁迅可能考虑到作者还是个学生，就笔下留情，只编个小故事嘲弄一下就完了。但鲁迅自己还是很认真的：直到1927年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还在批评这类“知识就仿佛是罪恶”、“要打倒知识阶级”的论调。《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3。 还有相当一部分激进学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也与蔡元培有关：北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组织平民演讲团，走到北京的郊区，跟农民有所接触，由“走向民间”而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就和蔡元培“回到图书馆”的学院化、体制化的指导思想相抵触。 于是，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依然欲罢不能，北大始终没有平静下来：1919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了“面包运动”；1919年11月到12月，一直到1920年春天，北大学生连续不断地发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学潮一直不断，而且波及全国。如果翻看这个时期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全国的各个大学学潮迭起。而且开始主要是对外，对上，是由爱国激情所引起，这还是蔡元培们所能理解的；但后来就慢慢把矛头转向内部，很多学校都发生了驱赶某个教授或某个校长的学潮，而且必然是有的学生要驱赶，有的学生就要维护，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仅是学生，老师也要闹风潮。由于北洋政府总是欠薪，连续几年发生索薪风潮，学校内部也为要不要罢教而争论不休：胡适就坚持老师无论怎样也不能罢教，因为这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一个学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校长、教授和学生。现在校方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与学生激进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处于二者之间的教授作何反应，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三）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胡适。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胡适处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称“我想要做学霸”。这个“学霸”不是贬义词，意思是要影响整个学界，并进而“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9。，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他既有这样的雄心，自然会觉得在这样混乱的时候，自己责无旁贷要出来“指导学生”。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和蒋梦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时指出：“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却在强调：“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长期存在的”。那么，作为正常状态，学生需要干什么呢？胡适提出了三点：第一，要过“学问的生活”，认真读书。第二，要参加“团体的生活”，进行基本的民主训练，比如讲究民主秩序，“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等等。第三，参加“社会服务”，如举办平民夜校，进行通俗演讲等。——可以看出，胡适的引导，还是坚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为学术的圣地，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在现实的层面，也是与校方把学生引回教室，实现北大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适并不隐晦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胡适一直到晚年都坚持这个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干扰；因此，他要“拨乱反正”。但是胡适却永远面临一个历史的尴尬，因为他的理论和主张的前提——一个政治清明的，能够充分表达民意的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寄以希望的政府，都偏偏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专制政权。从192６年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到国民党政府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8年“一二·一”运动中残杀学生，都使胡适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他要学生别管政治，但政治要管学校，并且不断地屠杀学生；他的“不干预政治”的主张，和政府的观点事实上很难划清界限，像国民党政府就正式发布命令不准学生干预政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总体上还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无论是“三·一八”惨案，还是“一二·九”运动，以至1940年代学生运动，胡适都是出来努力地保护学生的，基本上维护了他的民主的自由的立场。但他在保护学生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学生回到课堂，不要干预政治。这样，他这一生和学生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学生闹事，政府镇压，他支持学生；支持完学生还是要学生回来；政府又镇压，他又出来。最后弄得两头不得好——他为学生说话，政府当然不喜欢；他老叫学生回到教室，而血气方刚的学生总是觉得“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怎么会听他的话？并且会觉得他太软弱，甚至为政府说话。这大概就是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吧。 正当胡适急于出来“纠偏”、“引导学生”时，鲁迅却保持了沉默。翻阅《鲁迅年谱》就可以发现，在五四之后的几年间，大概到1924年，鲁迅主要精力在从事创作、翻译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从1920年开始他在北大上课也主要是讲小说史），杂文写得很少，也就是说，他很少对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界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于北大，也只是就讲义风潮发表了那一次颇为特别的看法：对于校方与学生群体他都提出了质疑，他关注与同情的只是作为牺牲品的学生个人。鲁迅的“沉默”是颇耐琢磨的：研究鲁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说，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视。“不言”首先与他的自我定位有关：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是五四时期，鲁迅也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是“客卿”，是“听将令”、打边鼓的；他从来就没有过胡适那样的当“学阀”、“导师”，引领社会的冲动，和“舍我其谁（我怎能不讲）”的意识。对于北大，他也只是一个讲几节课的讲师，不到非讲不可的时候，是不会随便说话的。更内在的原因，当然是鲁迅的思虑更为深广：他对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都要再看一看，想一想。于是，我们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一周年那一天，鲁迅写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一位学生的一封信（将这封信与前述写于同一时刻的胡适等的文章对照起来读，应该是格外有意思的）。在信中，他这样写到了自己的冷眼观察——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82、383。 这里，鲁迅对五四的低调评价，对现状的冷峻审视，对“将来”的不敢乐观，其实都是内含了他“非改革不可”的坚定与对中国改革的艰难、曲折的清醒认识的。他强调“根柢学问”，注重的还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工作：这在永远是浮躁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自然是难有知音的。 于是，人们又注意到，五四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次颇为热闹的论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到“非宗教大同盟”的辩驳，鲁迅都没有卷入。这里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讨论背后都有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人们表态，站队：不是赞成“问题”就是赞成“主义”，不是“科学”派就是“玄学”派，二者必须其一，必须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与立场。而鲁迅，恰好他的思虑是多方面的，他的思维方式是在反复质疑中旋进，因而他的观念是复杂的，没有办法明确表示站在哪一边。比如说科学和玄学的论战，鲁迅既很难赞同玄学派对东方文明的强调，对其内在的复古主义倾向怀有警惕，同时也很难认同科学派对科学主义的鼓吹。如第二讲所说，鲁迅在日本时期就对“科学崇拜”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自然很难按当时的要求表态。在“非宗教大同盟”问题上，鲁迅对周作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他对问题的复杂性也许看得更为清楚：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宗教问题的背后，确实又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干预与利用问题，这正是周作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的。因此，他既不能简单地认同周作人的观点，却又不赞成周作人的批判者们的独断逻辑，他就只有沉默。鲁迅思维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立场的相对化，决定了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习惯的二元对立的论争中，经常处于难以言说的境地。在另一方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也使他无法纳入处于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论争范围中。即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而言，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因此，“主义”的提倡与输入完全是徒劳，对“主义”输入的疑惧更是多余。《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70。而胡适们讲“问题”，强调具体的制度建设，鲁迅却看透了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国也会变质。如前面几讲一再论及的，鲁迅关注的是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在鲁迅看来，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问题”和“主义”，还是“科学”和“玄学”，都是过于高远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李大钊们高谈“主义”，胡适们高谈“问题”的时候，鲁迅始终在关注人的“灵魂”，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困境，鲁迅的?沉默”、“不介入”，实质上是反映了他的思考与处境的边缘性的。 （四） 我们讲到了五四以后的鲁迅的沉默与冷眼旁观，而胡适却始终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可以说是自觉而主动地追求领导的地位，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领导。他当时是写了一批“重磅”型的文章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及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外，还有《新思潮的意义》。这是试图对“五四新思潮”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了他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他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长远发展的一个总体的设计。他特意强调“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所以大家注意胡适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美化，他是有自己的批判态度的）；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而他认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卷2《胡适文存》，页558。这样一个思路，和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大体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后来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如何整理国故提出具体的意见，特别强调“专史式的整理”，而鲁迅恰恰是“治中国小说史”的第一人；胡适还强调“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14、15。，而在这两方面鲁迅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胡适始终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给以极高的评价，并且一再地为他辩诬，绝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胡适本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的是他那篇《整理国故与“打鬼”》。他说，为什么要提倡“整理国故”？“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7。和鲁迅一样，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精神病痛是有深切的理解的。可以说，在坚持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坚持最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这两个方面，鲁迅和胡适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点。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研究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就会发现，虽然鲁迅对胡适时有批评，但是胡适却至死都认为鲁迅是他的同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看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冲突，他们毕竟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人，并且都是将五四精神坚守到底的。 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他们也有不同。比如说到“打鬼”，对胡适来说，这是一个从西方盗来打鬼武器的文化英雄与传统文化中的鬼魂的一场打斗，是限于思想文化范围的批判和论战。而在鲁迅，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生命中的鬼气和毒气，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鬼气和毒气已渗透到国民灵魂深处，而且首先是自己的灵魂之中。因此，对鲁迅来说，要“打鬼”，首先是打自己心里的鬼，所谓“打鬼运动”不仅是学理上的争论，批判，更是灵魂的搏斗，生命的搏斗。鲁迅“打鬼”文章里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是胡适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在胡适那里，只是一种焦虑，鲁迅就充满了无以摆脱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同样是“输入学理”，在胡适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把美国的学理输入过来就行了：他对美国的思想文化、制度，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尽管胡适提倡怀疑主义，但他有两个不怀疑：一是美国，一个是他自己。而鲁迅，却是对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的。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就一方面输入学理，一方面不断提出质疑，是“信而疑”的。因此，胡适可以坚定不移地、不屈不挠地、信心十足地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去走。他从不气馁，他有一种自信；他从不动摇，他很坚定；他从不失望，他很乐观。而鲁迅则不能，他是一边走着，一边怀疑着，怀着深刻的悲观与失望地探索着前进。两个人都在坚守，胡适是充满希望的坚守，自有一种吸引人之处；鲁迅则是绝望的坚守，是一种“反抗绝望”的挣扎，更别有一番震撼力。 鲁迅对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确实提出了批评，而且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已经是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口号的五年之后——这大概是鲁迅对胡适的言行“侧着头想一想”以后的结果吧。这很典型反映了鲁迅的作风：一种观点、口号提出来了，他不是立即作出反应，而要冷一冷，看看这种观点（口号）提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实际发生什么作用，再想一想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然后发表意见。这样经过静观默察得出的结论，就再也不改变，如果关涉大局，就必定扭住不放，一有机会就要点它几句。“整理国故”的口号就是这样从1924年开始成为鲁迅的批评对象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会上所作演讲中作出的，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5。 仔细看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鲁迅首先是把“整理国故”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当然与作为倡导者的胡适有关，但又包括了更广的范围，如鲁迅这里所说，既有胡适这样的“少年”，也有“老头子”，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这里所说的只讲“保存”而反对“求新”，就未必是胡适本人的意见；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察，这样的差异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实际意义与倡导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们讲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时，他并不关心与讨论孔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即所谓“原初儒学”的教义，而是着眼于“儒效”，儒家学说在中国产生的效果；现在，他又把这样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主张了。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适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样的“当代圣人”为自己的追求的。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整理国故”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与分析：“国故一名词，学者各执一端以相答应，从未有确当的定义。于是，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的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见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胡适的朋友陈源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这话自然有些夸张），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实，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写过文章，指出：“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国的旧说”，“整理国故”就“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他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强调“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抗”，而且会发展为“国家的传统主义，既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倾向》，《周作人自选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88—89。胡适当即写文章反驳，认为“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周作人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4、66。不过，胡适自己后来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的：“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4。他同时又写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也就为了作一弥补吧。但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鲁迅等提出批评三五年之后；而胡适公开承认这样的“可悲的现状”本身却是表现了他的坦诚，说明这确非他的本意，这里所发生倡导者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错位，真是“最可悲叹”的，这也算是胡适的悲剧吧。 现在，再回到1924年鲁迅的批评上来。鲁迅的观点其实是很明确的：作为个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要“整理国故”，甚至要“读死书”，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拿“整理国故”作为一面“旗子来号召”，进而引导青年，以为“大家非此不可”——这正是胡适的要害所在，也正是鲁迅要加以辩驳之处：在鲁迅看来，它是会扼杀人的生机，并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的。 于是，又有了1925年“青年必读书”的事件。这本是由《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发的，在这之前，胡适和梁启超都分别开过关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的，至少是他对“整理国故”思潮的某一反应吧。他先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交了张白卷；但又加了一段“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卷3，页12。 鲁迅的这一意见在当时以至今日都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以此作为鲁迅“全盘否认传统”的证据，似乎是鲁迅的一大“罪状”。但如果仔细读原文，就不难看出，鲁迅在这里主要不是讨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讲过的鲁迅的基本命题“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延伸。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青年最要紧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僵尸”，是要“行”而不是“言”，这就必须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青年的生存发展的角度，他对“中国书”与“外国书”对青年人的精神的影响与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而他认为中国书总是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却并非一时偏激之言，而是他长期考察、思考的结果：大家该记得，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对中国文化就有过不“撄人心”的概括与批判。《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1，页70、71。这更是他最为痛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记忆；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1，页302、301。——可以看出，鲁迅不是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更不是把自己当作“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是将心交给青年，把自己痛苦经验告诉年轻人，不希望曾经纠缠自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古老的鬼魂再来纠缠年青的一代，期望他们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自己与前人的新的路来：他依然坚守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卷1，页135。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他担心，如果号召青年人都读古书，钻到故纸堆里去，而青年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进去了”却“出不来”，被故纸堆所俘虏，就可能由“活人”变成“僵尸”：对此，他确实有“大恐惧”。 后来，鲁迅又把这种鼓励青年钻故纸堆，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倾向概括为“进研究室”主义，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在1925年的《通讯》里，他这样写道——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通讯》，《鲁迅全集》卷3，页25。 这里说的“学者”是应该包括胡适在内的——但查胡适的著作，似乎并没有“进研究室”这样明确的说法；1919年6月29日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引用陈独秀的说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来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7。但这一说法似与鲁迅概括的“进研究室”主义无关。所以这仍然是对一种思潮的概括，它大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脱离，闭门读书；另一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厨”，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鲁迅后来说，“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3，页462。 一个月以后，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考察它的实际作用，就提出了更为锋利的批判。他说，专制的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被统治者）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绝对服从自己，另一方面又要“贡献玉食”供自己享受，这两者是可能存在某种矛盾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觉神经“完全的麻醉”，不能思想，但保留运动神经的功能，还能干活，也就是“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鲁迅指出，这样的替统治者着想的“良药”，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就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还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类。《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5、216、217。——这样的批判，已经跳出了具体的人和事，真正把“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揭示了它的实质：初初一听，似乎提得太高，似难接受；但仔细思索与回味，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击中了要害的。 （五） 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不妨再从五四以后胡适与鲁迅对青年的几次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比较中，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展开和讨论。 先说胡适。五四之后他连续对北大学生作了几次演讲。——作为今天北大的学生，重听几十年前北大讲台上的声音，这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和提高》，《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6、437。 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8、439。 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适再次表示“最感惭愧的是（北大）在学术上太缺乏真实的贡献”。他引用龚定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强调“国立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做大众师表的。近数年来，北大在‘开风气’这方面总算已经有了成绩；现在我们的努力应该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47—448。 不难看出，胡适对北大学生的引导和要求，显然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以“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求高等学问”，“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同时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蔡元培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要致力于学院化、体制化的建设工作。这样的追求和努力，就使得胡适成为中国的现代学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其影响自是十分深远。另一方面，胡适又号召学校里的师生“要当学阀”，这当然也指他自己。这就是说，胡适提倡学院派的学术，其意并不在纯粹的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即所谓“为（天下）师”，进一步利用学术权力来取得政治权力，用后来胡适的一篇演讲中的说法，就是“社会送给我们一个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还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精英与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在五四以后主要有两次演讲，一次是1923年12月2６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一次是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未有天才之前》。此外，在同时期的杂文中，也有一些有关青年的话。 读鲁迅当年的演讲，人们首先注目的是演讲者的态度。你看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一开始就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后来，鲁迅在给年轻人的信中也说：“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何谈给年轻人指路？《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4。接着讲“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但又立刻承认“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最后说到“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也还是坦诚直言：“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1，页166、168、171。——不仅说自己“知道”什么，更说自己“不知道”什么；不是自己已有真理在手，有现成的路指引学生去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只知道要向前走，怎么走，走到哪里，却是要和学生一起来探讨，实践的。——听鲁迅演讲，或许比听胡适演说更为吃力，因为一切都不明确，要自己去想。 当然，鲁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在《未有天才之前》里，他就对学生这么说——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 …… 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4、177。 这确实是不同的眼光：胡适关注的是少数精英，天才；鲁迅尽管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如何培育能够生长天才的“民众”：他认为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他更鼓励青年人做“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对“不怕做小事业”的“坚苦卓绝者”寄以更大的“希望”。他同样也把自己摆了进去：鲁迅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个“俗人”，“常人”，也即“泥土”：他绝不是一个“天才”的“领袖”。 对于青年，包括他们的问题，鲁迅也自有看法。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说—— 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华盖集·后记》，《鲁迅全集》卷3，页189—190。 所谓“嚣张”，大概就是指连蔡元培、胡适都颇为头疼的“学潮不断”，“难以纳入规范”吧。鲁迅并不无条件地赞同学潮，他尤其不赞成游行、请愿——但他是另有理由的：他出于爱惜学生的生命，反对无谓的“牺牲”，并且在对学生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1，页170。但他并不主张将学生“纳入规范”，相反，如上文所说，他是更担忧年轻人过于“驯良”的。而在他看来，这正是源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鲁迅的教育理念中，这样的教人“读死书，读书死”的愚民教育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相反——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卷3，页44、45。 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生命的无羁的反抗的状态，才是一个“活的健全的生命”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教育是应该“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也就是从这样的教育观出发，鲁迅对“教人不要动”的“古训”提出了质疑——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5—56。 这里的意思也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再不能将学生关进“牢狱”里。 在谈到许多人（年青人也在内）“不满意现状”时，鲁迅提醒人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就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问题。鲁迅说，看看那些“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他们是要引导年轻一代向后走，都去“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的。但鲁迅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什么是“太平盛世”？并且一语道破：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美化，心向往之了。于是，中国也就永远也走不出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循环的历史怪圈。这也就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引导学生“向后走”，纳入历史循环之中，还是引导学生“向前走”，打破这一循环？鲁迅的观点是鲜明的——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一）》，《鲁迅全集》卷1，页225。 同时，鲁迅更以自己的经验一再告诫青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而必须坚持“韧性战斗”。《补白（三）》，《鲁迅全集》卷3，页113。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鲁迅也同样强调了“韧性”精神，参见《鲁迅全集》卷1，页169。他还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全集》卷1，页238。——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是始终坚持五四的理性精神的，并且处处表现了对青年的爱护：鲁迅绝不是有人所说的激进的鼓动者。 （六）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在对青年的不同期待与引导的背后，还有着怎样更深刻的分歧？ 比较明显的自然是教育理念、大学功能的追求上的差别，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北京大学传统的不同阐释和想象。 胡适的大学观是十分明确的：大学的职责就是培育“专门的技术人才”与“领袖人才”；到了1930年代，他又更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的理想：“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页509—510。这就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为“专家政治”（“研究院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 而鲁迅则另有期待。在1925年所写的一封通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迅》，《鲁迅全集》卷3，页23。他显然期待大学在“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一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样。因此，他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这样写道—— 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卷8，页194—195。 这里所说的“革命”自然不是狭隘的，按我的理解，似乎应该包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鲁迅曾经说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可怕，其实“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参见《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3。，以及批判、怀疑与自由创造的精神。大学的功能绝不只是限于知识的传递和社会合法性知识的生产，更是要为思想、文化、学术与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资源：鲁迅把“大学”与“革命”联系起来，这是有一种深刻的意义的。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又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使校园里的师生陷入“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态这里是借用鲁迅《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参看《鲁迅全集》卷1，页252。，从而根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创造的功能，导致精神的平庸与萎缩；因此，他强调“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以始终保持生命与学术的活力。鲁迅还针对“只有有了学问才能有资格救国”的观点（胡适大概就是这样的观点的鼓吹者之一吧）指出：“‘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这也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那就真的不过是添了几个好看的“学者”的头衔，或者若干“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7。，这样的大学真是“无意义”的。 由此产生了鲁迅对北京大学的传统的独特理解、阐释和想象。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约请，写了《我观北大》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他的北大观——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驰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我观北大》，《鲁迅全集》卷3，页168。 鲁迅在这里强调北大的精神是一种“向上”的“活”的精神，与前述他一贯的强调教育要培养“活人”，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强调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并“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也是与前述对“大学”和“革命”的联系的思想一脉相通。这里所讲的“新的，改进的运动”当然首先指的是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但同时强调的是与新的社会运动的联系；所谓“与黑暗势力抗战”，当然是包括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与政治上的“黑暗势力”在内。这本来就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传统：当时北大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且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现在，鲁迅强调的是，北大“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这样的五四传统，这是因为在北大内部在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着争论的，鲁迅文章里一再说并不存在“万众一心”的局面，说有人“很想勒转马头”，“也曾显出一角灰色”，这是确有所指的。《胡适文集》里收有胡适与王世杰、丁燮林、李四光、陈源等人联合署名的《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对北大因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章士钊而脱离教育部提出了抗争，其理由是“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问的机关”《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23。。这确实是另一种北大观，也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中心的这群北大教授对北大精神、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与引导：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胡适直到晚年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而对新文化运动他也力图将其由“浅薄的‘传播’”引导到“‘提高’的研究工夫”上来。这就是说，如果说，蔡元培对北大的定位原有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学术研究和个人修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见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页191。，这构成了一个矛盾；而现在胡适们却试图用取消北大后一方面的功能与作用的办法来根本消解这一矛盾，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就限制在纯粹学术这一范围内。 （七） 鲁迅与胡适教育观念的分歧，对于北大的不同想象，其实是根源于他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与自我定位的。 这集中体现在“好政府主义”的提出与争论上。 胡适等在前述《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里，在要求北大“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的同时，还有一个保留，即“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此以前就已经参与了政治，而且不是一般地参与，而是自觉地、主动地掀起一股“政潮”，这就是1922年胡适等创办政治、思想、文化刊物《努力周刊》，并且在上面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者中标明北大身份的占６8．75％，其中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胡适、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除了人文学者外，相当多的是社会科学学者，而且大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因此，《我们的政治主张》可以看作是北京大学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其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由提倡思想改革转而强调政治改革，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胡适，自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表明，胡适并不满足于做“学阀”，他更愿意充当指导国家政治的“国师”。正是这个“国师情结”，成了胡适不断地宣称“不谈政治”，进而反对青年学生干预政治，而自己终于免不了谈政治，进而实践政治的内在的思想与心理的动因：真正热衷于政治的，其实正是胡适自己。胡适等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义”。这可以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政治目标。其要点有二。首先是强调“政府（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6。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最后一节“五十年的政治哲学的趋势”里谈到了“从放任主义到干预主义”的发展，也是强调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适认为“干涉主义”可能会引起误会，因此可以称为“政治的工具主义”，即“现代政治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08—310。胡适等因此提倡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9。，要求把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中去。1928年胡适访问苏联，曾对苏联式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表示“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偶然的；胡适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42—43，页47。胡适晚年对此有一个反省，提出“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831—832。 胡适提倡“强有力的政府”的“计划政治”，其背后是一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国家强权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现代化。这一思路是贯穿二十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戌戍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清王朝内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或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但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振皇威的可能，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混乱，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但袁世凯的复辟——实行个人独裁，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权威立国”的幻想，人们开始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依靠知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在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国家强权实现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上来。而鲁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他的质疑；他在1925年的一封通信里，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通讯（一）》，《鲁迅全集》卷3，页22—23。显然，鲁迅坚持的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从改造国民、启发国民觉悟入手，依靠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与胡适确实有着不同的思路。 但对于胡适们来说，袁世凯个人独裁、复辟的历史教训却是无法回避的；强权政府的建立会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呢？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了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8。胡适的对策，一是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财政公开、公开考试等），试图通过这样一些制度性建设来起“监督”与“管束”的作用；但他认为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还是“好人”执政。《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8、329。所谓“好人”，据胡适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里的说明，是指“国内的优秀分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胡适对此是当仁不让的；在我们前面引述过的《学术救国》的演讲里，他就是这么说的：“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这是胡适的一个一贯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据有“良心、知识、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对政府起“监督”与“指导”作用，也应该是民众与年青人的“导师”。在1929年所写的一篇评论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文章中，他一再强调“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598。而在另一篇题为《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统治国家。”《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6。胡适因此提出了“专家政治”的概念《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600。，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其实就是实行“专家政治”的政府，是一个强者、贤者统治的政权。前面我们说过，胡适所设计的现代化模式是以国家强权为中心的，这一点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的思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但这也是相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强权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政变，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都是幕僚的角色，他们对处于中心位置的皇权或政治强权人物，依然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但胡适可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中心地位的历史经验的鼓励，他现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是要成为政治家的指导者，甚至自己就来充当拥有强权的“领袖”。如果说洋务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位置都在国家、政府的权力中心的周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从国家、政府走向民间，并试图建立北京大学这样的民间思想文化中心，以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抗；那么，现在，胡适又试图回到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并试图自己去占领中心位置。——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位置的移动”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就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其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中，他（他们）最后将实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注意到，前面引述的那篇《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是在1930年代关于“开明专制”问题的论争中发表的。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的发动者，都是胡适圈子里的朋友，他们鼓吹“开明专制”的主要理由是：欲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原载《东方杂志》31卷1号。，这与胡适“好政府主义”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是同一思路。但胡适本人却是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中陈述的“理由”却很耐寻味。他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并且“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或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不难看出，他只是认为“中国今日”并不具备实行“开明专制”的条件，却没有否认“开明专制”本身。当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就说得更清楚：他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有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而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从根本上说，胡适所追求的还是“英杰的政治”《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4—378。，“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一年来关于民治和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9。这就是胡适一直鼓吹的“专家政治”，他又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室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胡适说得也很明确，“现代教育”（大学教育与研究院教育）就是“专门人才的训练”，“领袖人才的教育”《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6。，径直说，就是要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为从阿斗们的“民主宪政”过渡到诸葛亮们的“开明专制”创造条件与机会。《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8。胡适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专家政治”就是“开明专制”，他称为“现代式的独裁”或“新式的独裁政治”。《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505。这本是“专家政治”的必然逻辑：既然“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就必然要排斥“阿斗”的参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领袖人才）、技术精英（专门技术人才）手里，实行精英专制独裁。但胡适又宣称，这样的“专制”是“开明”的，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中的“为民作主”而已。很显然，在胡适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30。曾有一位学生在读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后，给《现代评论》写信，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民族解放的命运应完全取决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气的表现，就算尽了天职，其余都可以不问而惟从事于个人的修养了。”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并且抓住了胡适的要害的；但胡适在写信回应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在胡适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眼里，民众与民众运动总是非理性的，他们有着几乎出于本能的防备与疑惧；在他们看来，民众运动如果有意义的话，不过是表达一种可供利用的“民气”，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负有指导之责者”。而这，其实也正是一切独裁的统治者的逻辑：国家大事由他们来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救出你自己”（这是胡适《爱国与求学》里的话）就行了。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说的自称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适“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构成了他的内在矛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06、249。 而更使胡适陷于尴尬的，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他怎样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倡“专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领袖的独裁”、“一党的专政”政权。《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5。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在与宋庆龄等在“保障人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胡适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295。这样，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对反抗力量的“制裁”、镇压，在胡适这里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适也就走向了为一切“事实上的统治政权”辩护的立场。在1920年代，胡适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义”时，还曾坚持“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样的“浅显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转而为“独裁政府镇压反抗”的合法性辩护，这正是表明了胡适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另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专家政治”、“知识分子参政，并指导国家、政府”的主张，在专制体制下，始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胡适等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签名者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就获得了一次组阁的机会，胡适们也确实兴奋了一阵子，组织了不定期的茶话会，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但很快王宠惠内阁就因一事无成而倒台，罗文干本人还被诬陷而入狱。据胡适说，汤尔和在王内阁下台以后，曾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这一周·63解嘲》，《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65。不仅是政治（政治家）与学术（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与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大权掌握在军阀手里，这些被视为“好人”的学者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却会有被利用的可能。胡适对此似乎有所警觉，他转而赞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特别是他对“有奶便是娘”的“助纣为虐”的“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的批判，支持他“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的号召。《这一周·55》，《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55。胡适显然看到了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参政有成为独裁政治“帮忙”的危险，因而对拟想的位置作了一个调整：议政而不参政。其实他在此之前所写的《政论家与政党》里，就已经提出了作“‘超然’的，独立的”，“身在政党之外”，却通过“造舆论”，发挥“调解，评判与监督”作用的“政论家”的设想。《政论家与政党》，《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0、71。现在，胡适更是断然将《努力》停刊，宣布“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情”，“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97、398。但胡适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议政以至参政的努力。1930年代，他先是创办《现代评论》，以政论家的身份从事舆论的监督，但同时又几度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袖对话，以后就始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以发挥对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一“专家政治”的理想，对于胡适，有着永远的诱惑；但他又时时小心地要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构成了胡适的选择的基本矛盾。他因此多次跃跃欲试地准备参政（入阁、组阁），但到关键时刻，又总是抽身而出，最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胡适最终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的最后定位，是充当国家的“诤臣”与掌权者的“诤友”。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胡适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60。 而鲁迅却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对胡适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鲁迅首先质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识，“导师”情结。在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里，鲁迅这样说道——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8。 这正是鲁迅一贯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自我限制，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轻易“越界”。在鲁迅看来，文人学者不过是“能说话”，“能弄笔”而已，像胡适们那样，想做“导师”，乃至“国师”，对青年以至国家起“指导”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了。 这里，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审视与痛切体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4；《可惨与可笑》，《鲁迅全集》卷3，页286。“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咬嚼之余》，《鲁迅全集》卷7，页62。——这样一种唯恐“谋杀”年青人的“生命”，唯恐“欺（骗）读者”的“罪孽”感与“痛苦”，是典型的鲁迅心理，却积淀着极其深刻的中国历史的惨痛经验。因此，鲁迅说“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9。，是内含着一种历史责任感的。 因此，他对胡适这样的自以为“可靠”，自命为“导师”、“领袖”、“先觉者”的文人学者，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质问：你们真的就这么“可靠”吗？在一篇题为《碎话》的文章里，鲁迅以胡适为例，指出，当年你们高谈“干，干，干”的“名言”，高喊“炸弹，炸弹！”的口号（见胡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听了你们的话，“傻子”般地去买了手枪，你们却又改变了观点，号召青年“救国先必求学”，“进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们的教导，先钻进研究室，待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也是胡适的话：“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以后，又准备“跳出来救国”时，恐怕你们这些“先觉者”又“杳如黄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鲁迅说，“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如果“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导年青一代，那就“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成为一种欺骗了。鲁迅尖锐地指出，如果进而鼓吹文人学者本来就有变来变去的“特权”，“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则有“给天才做一点牺牲”的“义务”，这不过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170。 鲁迅质疑的另一方面，是胡适们与权力者的关系。 当胡适从批评国民党政府违反人权转而鼓吹“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详见前文分析）时，在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里，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人权抛却说王权”。《王道诗话》，《鲁迅全集》卷5，页51。 当蒋介石召见胡适等，“对大局有所垂询”，胡适也写文章鼓吹“专家政治”，希望国民党政府“充分请教专家”（详见前文分析）时，鲁迅又撰文指出，这不过是皇帝“做倒霉的时候”，“病笃乱投医”，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文人学士这一边，却想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作为代价来参政，这又将是怎样的“政府”呢？《知难行难》，《鲁迅全集》卷4，页347、348。 鲁迅早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卷7，页38。对于一个腐败到了不能自拔地步的政府（例如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鲁迅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民间批判者，他的态度是听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而作为接近权力中心的“诤臣”、“诤友”，胡适的态度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须维护既成的政府的权威，政府有弊病可以批评，但无论怎样也要扶起来。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吧。 这背后有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与权力、有权力者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追求。1922年胡适写有《我的歧路》，1927年鲁迅又写有《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将这两篇文章对照着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胡适说他的歧路在“谈政治”还是“谈思想文学”这样一个选择上的困惑，这涉及胡适（以及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问题：是把自己的作用限于思想文艺的范围，还是要扩大到政治的领域。在胡适看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因此他是更“注意政治”的；但他又说他的“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因为“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他的思想文艺活动与政治活动是统一的：都是在“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我的歧路》，《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63—366。也就是说，在胡适这里，看重与强调的是政治与思想文艺的统一性。而鲁迅则注重政治与文艺本身的“歧途”：在他看来，“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卷7，页115、116。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更明确地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5。这其实是无意中说出了胡适的内在矛盾的：他的思想文艺观是强调自由的，而他的政治观，如前所说，是强调“强有力”的，而要“强有力”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这里存在着强调“分离”与“自由”的思想的逻辑，与强调“统一”与“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的逻辑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鲁迅看来，这二者是不能兼得的，而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必须坚持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的批判的立场，一旦“颂扬有权力者”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他自己就是自觉地选择了永远“不安于现状”，因而具有永远的批判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因此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权力体制之外，并且准备承受被掌握权力的政治家视为“眼中钉”，因而不断被排挤、迫害，以至逃亡的命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卷7，页120。胡适则企图兼有二者，在现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下，既渴望政治权力又追求思想自由，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矛盾与尴尬之中。 最后，回到本讲的题目上来：五四之后，胡适与鲁迅终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本身即意味着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的分化。 于是，研究者注意到了1925年胡适与鲁迅的不同走向—— 2月1日，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组织的“善后会议”。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来函，请胡适任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 3月，被聘为“中英（退还）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 4月中旬，沿太平洋各国在夏威夷举行国民会议，胡适被推为代表。参看孙郁：《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54。 年初，鲁迅因写了《咬文嚼字》（1月）、《青年必读书》（2月）遭到围攻，鲁迅说他“碰了两个大钉子”，“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卷3，页4。，被横加“卖国”的罪名。《聊答“……”》，《鲁迅全集》卷7，页258。 8月14日，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段琪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 9月1日至次年1月，因气愤和劳累过度，喝酒太多、抽烟太多、睡觉太少，致使肺病复发，前后计四月余。《鲁迅年谱》（增订本）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73、181，页232—233，页242。 当胡适日渐接近于权力中心，不免有几分春风得意时，鲁迅却被免职，并陷入身心交瘁之中：这或许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