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 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 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 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 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皇宫的安全与太后的脸面 光绪六年（1880 年）八月十二日，皇宫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儿。在病中的西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一个小太监，给她的妹子、醇亲王的福晋送了八盒点心。因未报敬事房通知护军放行，所以出午门旁的东左门时，就给护军拦住了。其实，这种进进出出的事儿，估计太监们多半都懒得按制度申报，他们跟护军彼此也都脸熟，打个招呼也就放了。但是，这回太监李三顺碰上了死心眼，也或许是因为李三顺过于骄横——给太后送东西嘛，对护军缺乏必要的礼貌，反正是两下僵上了。一边是太后跟前的太监，一边是八旗贵胄，谁服谁呢？争吵之下，未免会有些推搡，太监李三顺乘机把食盒摔了，回去奏报西太后，说是被护军打了，连食盒都给砸了。这下事可就大了，病中的西太后雷霆大怒，告知当时还在世的慈安太后，也就是东太后，说是被人欺负了。经过立光绪为帝，二次训政，西太后气焰熏天，慈安名义上虽是正宫太后，但不过就是个摆设，断没有不给“妹子”出气的道理，两宫一心，不消说，几个护军的脑袋悬了。 还好，太后不是军阀，没有当场下令砍人，而是将几个护军交内务府和刑部处理。但是，意思已经到了，非杀不可。 凡是涉及太监的事儿，朝臣没有不议论的，一议论，多半对太监不利。况且，此次事件摆到台面上，分明是太监的不是，而护军不过是恪守职责，按规矩行事而已，如果换了个明白事理并且喜欢作秀的主子，可能不仅没罪，还要打赏的。但是太后是女人，女人多半有点小性子，好面子，于是，哥几个就有了性命之忧。 如果说，当时太后一怒之下马上把人杀了，也就罢了，但是现在交刑部治罪，朝议纷纷，是非曲直如此明白的事儿，又跟太监专横不法有关，刑部要是真的按太后的意思把这几个人给斩了，不仅刑部四位堂官有麻烦，主事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当家的首席军机大臣奕日后自己的那张脸就没地方搁了。别的不说，回旗里都会被唾沫淹死，人家不敢骂太后，王爷是敢骂的。要知道，所谓护军就是皇家禁军，非上三旗家子弟，政治上绝对可靠，是没份的。至此，不大不小的事儿变成了大事，不止御史们纷纷上奏来争，朝中的大臣也有奏章来争。 所以，案子审来审去，就是定不了谳，没人敢把这几个护军（其中还有一个皇家宗室）往鬼门关上送。军机大臣们也苦争不肯奉诏，每次召见都说个没完。几上几下之后，拖到十一月底，最后总算死罪免了活罪不饶，两个销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做苦差，遇赦不赦，一个宗室圈禁五年，而护军统领岳林则交部议处，最轻，官职也是保不住了。 这样一个处罚结果，尽管护军的脑袋保住了，但是仍然让人感到愤愤。明明是太监的无理，却把板子都打在护军头上，对于太监漫说处罚，连一个字的责怪都没有，舆论没法不大哗。从来如此，凡是皇帝太后的错，如果借着宦官说事，就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此时西太后决心已下，不杀护军算是让步让到家了，明诏已下，一时间没有人敢再出面谏诤。这时候，两位清流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了，一个张之洞，一个陈宝琛。此前御史和朝臣对于此事，抗争的奏章不少，但西太后见一个气一个，因为大家说来说去，都是说护军怎么冤枉，太监如何可恶。但是，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则专从皇宫和太后的安全出发，把本年度刚刚发生的外人混入宫禁事件，以及嘉庆朝林清起义因太监做内应打入皇宫之事，旧事重提。强调这两个事件，都是太监干的。如果像现在这样处理，恐怕今后不仅皇宫安全难保，而且易于滋生宦官之祸。 这样的奏折上去，恭亲王奕钦佩得不得了，连声说道，这才叫大臣的奏折。而西太后的气居然意外地平息了不少，毕竟她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张之洞和陈宝琛说得有道理，如果板子只打护军，而且重打护军，却不打太监，那么在骄纵的太监的淫威之下，还真有可能让皇宫的禁卫变成一纸空文。自家的面子固然重要，但比面子更重要的是自家的安全。性命比面子要紧，这个道理西太后还是懂的。于是，一个似乎已经定案的案子，在几天之后居然再次重议。最后的定谳是护军统领免于议处，三个当事的护军各打了一百杖，流放，旗籍保住了，宗室的圈禁也改成了两年，而且不扣钱粮。更重要的是，当事的太监李三顺也被打了三十板子，分管的总管太监被罚俸六个月。此前因熟人关系放进外人的太监，也分别被加以责罚。而在此案的最初处理中，是只罚护军，不罚太监。 这样板子两边打，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说是不担心貂珰（宦官）之祸了。其实，这样的处罚依然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板子两边都要打，也应该是太监重、护军轻，现在居然倒过来。看来不管怎么说，西太后的面子还是需要第一位考虑的。只是，这样的结果是从护军的砍头之罪一点点争过来的，所以大家也就满意了。 在一个王朝的天下里，最高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得罪的。即使人家允许你提意见，也得周全地顾及人家的面子。龙颜大怒之下，没有道理好讲。一般来讲，不给有权者的身边人面子，就是不给有权者面子，不管不给面子的行为是否涉及国法，甚至涉及有权者长远的利益。幸亏西太后千不好万不好，但至少人话还能听进去一点，只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还不是油盐不进。如果换一个混人，不仅护军的脑袋不保，恐怕一连串进谏之人，包括两位清流领袖，脑袋也得搬家。 太后逃难图 1900年8月14日，即庚子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天，没有重炮轰，也没用炸药炸，这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大清国都即被攻破。也就是在这一天，西太后拉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前还没忘了把光绪心爱的妃子、她眼里的小妖精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前十余日，西太后和执掌兵权的荣禄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事先让当时还留任京兆尹（北京市长）的陈夔龙准备两百辆骡车。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兵荒马乱了好几个月，大多数的商户被吓走了，正常的贸易乃至市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漫说两百辆骡车，就是二十辆一时也凑不齐。城破之时，子弹飞进宫里，西太后拉着光绪仓皇出逃。光绪一边逃，一边甩掉自己的朝珠缨帽，匆忙换上了平民的布衣，西太后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个乡下的老婆子。跑出宫来，才挤上一辆骡车，跟着逃难的人则大多数是步行。随护的兵丁不足千人，毫无纪律，跟土匪溃兵没有什么区别，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就差没抢太后和皇帝了（他们也没什么可抢的）。 逃到哪里，其实西太后自己也没有数，反正联军攻城是从东南两个方向，他们就向北跑，出了德胜门，一直奔北。一路上虽然有人通报安排接驾，说是两宫要来，但是地方官却都跑得连影都没有。以往号称忠勇的义和团也忠义不再，没了踪迹，反正两宫碰到的不是溃兵就是游勇，连正经百姓都没有一个。别说管饭，连口水都喝不上，好容易碰上口水井，里面还都有死人或者人头。没办法，只能弄点玉米秸嚼一嚼，权当止渴。需要上厕所，也只能找那种乡村里生满蛆的蹲坑，用惯了宫里香喷喷的马桶的太后，此刻也只能屏住呼吸，在宫女的搀扶下，忍着恶心方便。有的时候大路不敢走，只能穿行玉米地，当时还处在夏末，天气很热，大热天在青纱帐里穿行，热得养尊处优的太后和皇帝一身的痱子，胳膊上被划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子。晚上歇息也只能露宿，床肯定是没有的，太后和皇帝只有一条板凳，两人背靠背依偎着熬到天亮。虽然还在夏末，但北方山区的夜里还是很冷，又没带衣物，冻得两人直打哆嗦。一路从北京跑到怀来，牙未沾米，连口水都没的喝。两宫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幸好到了怀来，怀来的知县吴永没有跑，为两宫和随行人员准备了点吃的，结果还被溃兵抢了。唯一剩下一大锅的小米绿豆粥，还是吴永用身体护下来的。总算太后和皇帝有了口粥喝，两人喝得那个香，就像赶上了玉液琼浆。吴永还找到了五个鸡蛋，烧开水煮熟，进呈上去，西太后这个每日饮食要几百道菜的人，居然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两个给了皇帝。在李莲英的帮助下，吴永还给太后的水烟袋里装了烟，用纸媒子点燃，让太后在出逃后第一次过了回烟瘾。尽管外面还是兵荒马乱，乱兵闹纷纷，总算到了怀来，太后和皇帝能换上吴永拿来的干净衣服，在炕上睡上一觉，大小便也有马桶可用了。 怀来往后，西太后一直在逃，进入山西，然后转到陕西，最后在西安安定下来。但从怀来往后，勤王的兵马渐渐来了，供应也逐渐有了保障。其中，怀来县知县吴永的那一锅小米绿豆粥加五个鸡蛋，简直就像救命丹一般，是一个转折。所以，吴永的知县也不做了，西太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护驾伺候，直升为知府。如果不是后来吴永跟第一个前来救驾的甘肃藩司岑春煊死活都不对付，而岑春煊的位置在西太后眼里又相当重要，他后来的仕途会相当的顺利。 在清朝所有的后妃中，西太后是最会享受的一位。每日的享受，绝对超过此前任何一位皇帝。无论在宫里还是在三海或者颐和园，住的地方都是冬暖夏凉，冬天屋子下有炭火，夏天里面放着冰。无论多么贵重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第二次的时候，吃的则是山珍海味，很多时候，一盘价值几百两银子的菜，看一眼就扔掉了。晚清说起来好像国力不强，但物质财富却因为开放的缘故，比从前丰富了许多。国家包括宫里的收益，也比此前丰裕了不少。从前看都没看过的海外珍奇，吃的、用的都可以搞到。所以，国家虽弱，但太后的日子却过得滋润。至少比起她的夫君咸丰，和他那位需要穿补丁衣服的公公道光皇帝，实在是有天上地下的分别。 这样滋润的日子，因为洋人破城，突然之间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个中的滋味，谁品尝谁知道。会享受的西太后是明白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把改革废掉，拉着国家向后退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轻信了顽固派大臣的说法，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贸然跟洋人开战。这样的教训，有一次就足够了，年事已高的太后，已经不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经历第二次了。 在当时的中国，逃难的事百姓们常有，兵灾来了要逃，水旱蝗灾也要逃。逃难，逃难，本身就是难。逃难的日子，人不如狗。位于最高层的统治者，如果自己把祸惹大了，也免不了要逃一逃。这样的教训有一次，比上多少堂居安思危的课程要强百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朝改革才会如此坚定。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 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 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前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1911 年5 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使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时，已是木已成舟的时候。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会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受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 年1 月1 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听到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也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德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了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南方革命党的“妥协”而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这位孤立无援的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德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2 年的2 月12 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 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 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有一种抉择叫退位 末代皇帝的命运都很惨，但在清末帝溥仪看来，他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样的命运，从1912 年2 月12 日他退位那日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那年的溥仪年方六岁，除了吃喝拉撒和玩耍，什么都不知道。决定清朝命运的对话，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隆裕太后跟一个矮胖的老头之间的哭哭啼啼。 皇帝退位的决定，是隆裕皇太后做的。而退位诏书，是晚清最有名的状元张謇的手笔。几百字的退位诏书，只说了三件事：第一，为顺应民意、避免战乱，宣布退位；第二，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第三，由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最后一条后来有好些人不满，认为一个垮了台的太后还要指定人组织政府，带有授权的意味。但是，尽管袁世凯也承认自己做总统不是清帝的授权，而是民意的归向，但加上这一条，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这对自己的合法性大有裨益。 包子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清帝的退位，实际上是独立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与袁世凯联手促成的。甚至连不买南北和谈的账，执意要单打独斗，到处扔炸弹的北方革命党人，也有份儿。如果不是他们炸死了最有用的满人宗社党干将良弼，满人亲贵怎么可能远的跑到大连、青岛，近的躲进天津租界，上朝时，让个隆裕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袁世凯，袁世凯怎么会有借口躲起来不见，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两个出面成天逼宫。 其实，武昌起义之后，接手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真的没像人们说的那样，成心要做王莽和曹操。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皇帝虚位，自己当家。为此，他逼走了当年逼他走的摄政王，让隆裕临朝称制，领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做君主，虚位的君主。可惜，这样的算盘，独立各省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即便是很有实力的立宪党人，已然革命了，也没觉得没有皇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此前倒行逆施的满人亲贵，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顺势过一把“最先进制度”的瘾，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如此多的独立省份，袁世凯自然也没有信心荡平叛乱。况且，人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只要他反正，就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亲手在退位诏书上盖上玉玺，办完王朝火化手续的隆裕太后，其实是一个可怜人。长得太丑，跟西太后关系又太近，一生都不招光绪皇帝待见。做了清朝最后一个临朝的太后，却似乎只是为了替小皇帝办退位手续。而她自己，也不像后来某些史家说的那样识大体。当时最强硬的满人亲贵，所指望的无非是一个冯国璋。而冯国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听袁世凯的。隆裕的妥协是无可奈何，她担心如果再不妥协，恐怕退位的优待条件都没了。毕竟人家答应了保留皇家财产，还可以躲在宫苑里做小皇帝，每年还有四百万两的岁费（后来其实一个子都没给）。输光了的时候，剩条短裤也是好的。隆裕最后用玉玺的时候，哭天抢地对赵秉钧和胡惟德说的，就是让他们拿出良心来，千万保证他们娘儿俩的安全，保证优待条件的不落空。当然，背后操盘的袁世凯，是乐意给他的前主子一点优待的，毕竟他要面对他过去的同僚，面对北方保守气氛浓烈的民意。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真的革命了，也没有像过去在宣传品上说的那样对满人赶尽杀绝，能放手也乐意放手。后来孙中山进北京，还见了隆裕和摄政王载沣，彼此握手言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从本质上讲是被赶下台的，但下台的过程，却是一场谈判后的妥协。对于某些特别激进的革命党人来说，这样的妥协多少有点难以令人满意，留了一个帝制的小小的尾巴——共和政府总统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下台的皇帝。但是，对于相当多清廷的旧臣，很多保守的北方士大夫，却是一个能接受的结局。儒家思想具有中庸和妥协精神，但号称信奉儒家的国人，在政治操作中偏少妥协，即使妥协，也是假妥协。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到鱼死网破，不肯善罢甘休。中国共和制的建立以这样一种妥协开始，不仅减少了杀戮和破坏，而且营造了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此后北洋时期固然办共和办得并不好，但政争和战争，烈度都不大。 找个阔祖宗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高于一切，每个村的宗庙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他的庙，即使人人敬仰而且有相求的观音庙、关公庙，也得旁边靠靠。但凡中国人，有事没事都希望祖宗保佑，因为是自家人嘛。但奇怪的是，几乎多数宗族的一世祖、二世祖都不怎么靠谱，就是说，是不是一家人很可疑。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自己家的一世祖是范仲淹，他就不大相信，因为姓范的祖先都是范仲淹。他说了，怎么可能北宋那会儿，别的姓范的都闲着，生孩子的事儿全让范仲淹家包办了？ 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里说，阿Q 其实也吹过，说自己的祖宗阔，但被赵老太爷给打击了，从此不敢说。其实，希望祖宗阔或者有名的人，满世界都是，谁也不能免俗。所以，一修家谱，就得找个阔过的名人当祖宗。只要是同姓的名人阔人，就可能被无端拉来做不知什么人的祖宗。有的是自己找，这个比较常见。有的花钱请人找，像杜月笙，原本就是个卖水果的小贩，阔了以后，请当代大儒章太炎给他找祖宗，居然找到了西晋的杜预，一个儒将兼学者。还有一种是文人们主动给你找。这种好事，一般得等到你发大发了才行。比如朱元璋原本就是放牛的穷小子，还做过和尚，天知道自家的祖先是哪个，但当了皇帝，人家就是南宋大儒朱熹之后了。 袁世凯是个世家子弟，但是河南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即使世家也都年头不长，追上三代就是平头百姓，一脑袋的高粱花子。袁家自己宗庙里认的一世祖，原本是袁术和袁绍，这俩公子哥儿也挺阔的，在东汉四世三公，显赫一时，袁术临死的时候还做过草头皇帝。但是，当年的袁家，按道理经过东汉末年和西晋两次战乱，早就南迁了，即使那时没迁，南北宋之际也迁了。袁世凯家这个一世祖，多半有冒名嫌疑。好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乱认祖宗，没有人深究。 可是，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作为皇帝，自己的祖宗可不够阔，或者不够光彩。看过《三国演义》，谁不知道那个袁术最后死的时候实际上一败涂地，想要口蜜水都不得，算不得英雄。而袁绍则官渡惨败，最后死在曹操的围攻之中。这样的祖宗，无论怎么讲，似乎都有点配不上袁皇帝。怎么办？帮闲们有办法。他们想到了明末的袁崇焕。袁崇焕是抗清的大英雄，宁远大捷，努尔哈赤中炮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立下盖世之功的袁崇焕，最后因为崇祯皇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冤死在朝堂。这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人，拉来做袁皇帝的祖先，实在是光彩照人。别的不说，还可以顺便扫一扫遗老们攻击袁世凯对清廷不忠的恶名，人家祖先就是抗清的嘛！但是，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两下差了好远，怎么扯到一起呢？没问题，帮闲有办法，只要他们都姓袁就好办。一个在梁士诒幕中做事的张伯桢手段高超，此人是广东东莞名士，造假门清。他先是伪造了明刻的《袁氏世系》，编好了从东汉袁安，即袁术的高祖，到袁崇焕的谱系。然后再编一本袁崇焕死后，其子孙的一支由东莞迁移到项城的故事。依这样说来，既然袁崇焕是袁安之后，袁术也出自袁安，两家并一家，说得过去。这样的两本新编的书都做旧了，看上去像古代的旧书一样，然后经梁士诒之手，进呈袁世凯。袁世凯拿了，也没有找人鉴定一下，读罢，龙心大悦。 满朝文武突然之间如梦方醒，原来皇帝的祖先是袁崇焕！都说，难怪袁世凯要逼清廷退位，分明是报祖先的仇嘛。一时间，北京兴起了袁崇焕热，各个部会纷纷上书，要求尊崇祭奠袁崇焕，有说该尊为始祖皇帝的，有说该尊为民族巨人的，有说该配祀关岳的。最后，袁世凯选择了配祀关岳，并派专使去广东东莞袁崇焕庙祭祀这个新找的祖先，祭文后署名“十九世孙袁某”。而广东督军龙济光和巡按使张鸣歧联合上奏，说是经过风水先生看验，袁氏祖坟的确有王者之气。当年清朝以杀袁氏始，以立袁氏亡，其间正好三百年。三百年必有王者兴，当年袁崇焕是虎运，故杀身以报汉家，今天的袁世凯是龙运，正好做皇帝。 就这样，当年的抗清英雄，稀里糊涂地就被拉来做了袁世凯当皇帝的垫脚石。可是，这样拉来的祖先，真就没法保佑他的冒名子孙。袁皇帝声势浩大，却忽起忽灭，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然后在众叛亲离中急火攻心，一命呜呼。当年的袁家有个说法，说是任谁都活不过六十岁，称帝那年，袁世凯正好五十九岁，袁崇焕也没有保佑他多活哪怕一年。 一般人家找个阔祖先，仅仅是为了好看，吹起牛来光彩，但不见得都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了政治目的，拉来的祖先基本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种把戏大家都在玩，谁能当真呢？ 肃亲王的心思 晚清满人也有几个有志气的，肃亲王善耆要算一个。肃亲王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之后第十代肃王。肃亲王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所谓世袭罔替的八大豪门之一，别的贵族隔一代降爵一次，而这八大王不降。善耆出身豪门，自己也有点本事，因而在当时大大地有名。晚清有两个亲王级的满人亲贵最明白事理，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就是肃亲王善耆。奕劻跟善耆比起来，根子不粗，原本不过一般宗室，靠着巴结和能干，才一点点爬上去，最后也混了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帽子。而人家善耆，则压根就是天生的铁帽子王府里的嫡派子孙，根正苗黄（清人皇族尚黄）。而且论为人，善耆清廉，奕劻贪鄙。奕劻的贪满朝知名，他的王府，如果没有大笔的门包，连想进门都没戏，不进门，事当然办不成。而善耆做北京崇文门税监，整顿税务，给税务人员提高薪水，但不许潜规则受贿，自己则一介不取。明白的满人都跟汉人混得不错，这两人自不例外，都有一群汉人朋友。但一些以清廉自命的汉臣，却很讨厌奕劻，相反对善耆有好感。但是，这样两个明白人，在晚清当家太后慈禧眼里，分量却是一轻一重，重的是庆亲王奕劻，轻的是肃亲王善耆。不是西太后不明白两人的优劣，关键在于帝后隔阂的微妙格局。 自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敌。政变之后，西太后费尽了心思，也没能废了光绪，反而惹出了庚子拳乱之祸，差点把祖宗江山给丢了。但是即便如此，废不掉的光绪依然只能做西太后的囚徒。囚徒可是囚徒，一旦年迈的西太后死了，年轻的囚徒就会鱼跃翻身，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由于这样的微妙政局，清廷新政时期，满人亲贵的心理相当微妙。尽管当时的帝后都咸与维新，但守旧的满人心里还是向着太后，感觉太后更稳当，更倾向于维护满人利益。但是，对于皇帝成年后仍由女人当家这样一种明显有违祖制的做法，多少还是有些嘀咕，暗地里担心这种牝鸡司晨的状态，会给祖宗江山带来不祥。传说是恭亲王奕说的，大清早晚得亡于方家园（慈禧的娘家所在）。其实有这样想法的旗人，绝不是一两个。而趋新一点的人，则更倾向于皇帝，由于太后年事已高，这种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其实，就是守旧的人，也得盘算在西太后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奕劻和善耆都是明白人，但善耆是真正的趋新，奕劻只是懂得利害而已。相比之下，奕劻跟西太后更亲近一些，而善耆则跟皇帝有更多的感情。庚子年逃难，据善耆自己讲，颠沛流离之间，他更多地是在照顾光绪。所以，后来议和的时候，两人都被西太后派去协助李鸿章跟西方各国谈判。但是后来的新政，两个人权位份额却大不一样。奕劻被委以重任，首当大局；而善耆则只是主管民政，接袁世凯的茬儿，编练警察。即便如此，在这个领域，他也不能握有全权，袁世凯的人还是在里头起作用，而袁世凯则跟奕劻走得很近。西太后不是不知道奕劻贪，但贪而忠诚，还是得大用。 在晚清的最后几年，虽然新政红红火火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西太后跟光绪的政敌关系并没有缓解。心胸狭隘的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光绪自然接班，从囚徒变成真皇帝。换言之，她一定要弄一个自己的人继承大业。要实现这个目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就一定要死在三十多岁的光绪后面。这么一来，光绪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宫里不仅有这样一个手握大权、居心叵测的太后，也有乐于将此居心付诸实践的太监，比如亲手把光绪的爱妃珍妃推到井里的崔玉贵和他的徒儿们。 跟宫廷有天然联系的满人亲贵们当然不是瞎子，他们也看到了皇帝的这种危险。感情上更接近光绪的肃亲王甚至说，他编练京师的消防队完全按照军队形式训练，目的就是一旦皇上有不测，就以救火的名义冲进去，把皇帝救出来。但是，直到1908 年11 月14 日，西太后病危，却突然传来光绪皇帝暴毙的消息（后来证明光绪的确是被毒死的），什么救助动作都没有使出来。以奕劻为首的多数满人亲贵，还是倾向于让西太后的意志继续下去，不管这个意志是否会葬送他们的祖宗江山。而善耆这样的人又缺乏做大事的决断，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机会，再看着机会溜走，无所作为。等到革命到来，大势已去，才如梦方醒。跟守着赃款踏实过悠闲日子的奕劻不同，跟所有满人亲贵都不同，肃亲王善耆一直在奔走复辟，撇家舍业地搞复辟，全家动员投身复辟。为了复辟，他不惜跟日本人打连连，家里还因此而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川岛芳子，加倍败坏了这位清末贤王的名声。但是有什么用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大清江山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