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崔哲兑现了他在周自恒面前的承诺，他没有"浪费"萧原这个人才。在他的主张下，萧原获得了他在《北方时报》的第一个职务--组长。虽然这个职务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萧原向崔哲的"圈子"迈进了一步。 在社会新闻部里，以前并没有"组长"这个职务，因为创刊六年以来，这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分过小组。但这难不倒崔哲，他翻翻电影画报的功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折了一顶"官帽"，并且把它发给了萧原。 为了配合这个新设立的"领导岗位"，一个小组应运而生，它叫"群工组"（意思是为群众工作的小组）。在崔哲的安排下，萧原有了三个下属--韩振东、李宏奎和刘志超。你知道，他们都是被崔哲视为"兄弟"的记者。 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本报新闻热线每天都会接到许多读者的求助电话，有些求助线索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蹊跷的事情，如果一概置之不理，不仅是对新闻线索资源的浪费，更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创办一个为读者解决实际困难的版面，不仅有利于塑造本报的亲民形象，也有利于培养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所以，"群工组"记者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和读者打来的求助电话。 与"群工组"的工作相对应，一个新的版面又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服务台"，每周出版一期。"服务台"这个名字是崔哲想出来的。他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版面。 崔哲还说，"服务台"版面承担的任务就是"收买人心"。所以，他对"群工组"记者的考核标准包括这样一条：看谁收到的感谢信或者表达感谢的锦旗多。 我不知道崔哲又在搞什么鬼，我只是不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但萧原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也许是在肖彤被劫持的事件中，崔哲受到了某种刺激，体会了一次受助者的感受，所以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些求助于本报的读者。 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我认为它又一次表现了萧原天真的一面。但我不想争辩，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说实话，在观察"服务台"这个版面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它并不算成功。在"收买人心"的宗旨和锦旗的刺激下，"群工组"的记者们开始相互攀比。有时候，他们的举手之劳也会占据较大的版面，他们还学会了在报道中进行自我表彰。 比如，韩振东曾经撰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裁缝制作了一条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裤子但拒绝为顾客修改，经过本报记者从中调解，两条裤筒变得一样长了--这件事情见报了。报道共有600多字，主要描写本报记者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那名裁缝修改裤子的过程。在这篇报道的末尾，韩振东写道："何先生（顾客）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但那块版面上几乎每条稿子的末尾都会这样写。 再比如，李宏奎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场大雨之后，住在城东平房区的一个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记者帮忙解决他家的屋顶漏雨问题。李宏奎于是联系到了当地的房管所。后者很配合，很快就派出工作人员去把屋顶修好了。那户居民自然"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报道的见报标题是《本报记者出马，修复房顶漏水》。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标题的真正意图是自我表彰。不过，我认为它有些出格了。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在炫耀以李宏奎为代表的本报记者掌握的另一门技术--除了采访和写作之外，他们还擅于修复漏雨的屋顶。我认为这样的炫耀会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果然，它很快就惹来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更多被屋顶漏雨困扰的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得到帮助。我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忙于接听这样的电话，几乎腾不出手来干别的。我告诉他们，应该直接去找房管所工作人员，因为这样的事情属于他们的职责范畴。我还努力对他们解释说记者人力有限，不可能全都用来帮助他们联系房管所。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居民听到我的解释之后，起初有些莫名其妙，然后都问我："你们不就是专门管房顶漏雨的吗？" 这下轮到我莫名其妙了。接着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曾经找过房管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爱莫能助，但告诉他们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一个专管房顶漏雨的部门，只要打通电话就会有人帮他们修好屋顶。 你一定猜得到，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新闻热线号码。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房管所的恶作剧。 在当天晚上崔哲专门为此事进行的交涉中，房管所工作人员对他说："报纸上不是说记者出马就能搞定吗？那就让你们的记者出马好了。"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在崔哲的授意下，李宏奎到房管所采访了一整天。在那篇以表彰房管所工作人员如何敬业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发表之后，这场恶作剧也结束了。 我曾经问萧原："你对"服务台"满意吗？" "不满意。"萧原的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好像它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你认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是"群工组"组长。"我说。 "没有人在乎这个头衔，我也不在乎。"萧原说，"它只是崔哲用来感谢我的一件东西，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 "但你毕竟是组长，"服务台"也是你提议创办的。" "我希望"服务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崔哲对我要做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萧原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笑容，接着说，"你知道，"服务台"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些选题也都是崔哲直接派发出去的。" "我们没有接到过那些读者的求助电话，那些选题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我也觉得奇怪。我正准备调查那些线索的来源，不过，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萧原说。 "什么机会？" "我也不知道。"萧原说，"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机会"在2004年6月中旬到来了。那一天，"服务台"版上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市民苦寻爱犬》。 这篇报道并不长，我把它原文照抄如下： 本报讯（记者韩振东）截至昨天，陈女士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爱犬"贝贝"。她说，"贝贝"的失踪令她茶饭不思。 "贝贝"是一条1岁半的吉娃娃。它是在半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的，此后再没有回来。 陈女士说，它非常善解人意，每次她回到家时，它都会扑到她怀里，用尾巴扫过她的脖子。"贝贝"失踪后，让她感到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她虽然四处寻找过，但没能找到。 如果有人发现"贝贝"，可以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陈女士说，她将给予送还者5000元酬谢…… 这篇报道一共200多字，它被安排在版面头条的位置，并且占据了那个版面的将近四分之一地盘。在这篇报道的边上，编辑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贝贝"的照片。照片放得很大，足够看清那只吉娃娃的鼻子上有一个火柴头大小的黑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篇报道其实是一则"寻狗启事"。我曾经对此感到迷惑：报社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养宠物，有的人既喜欢逛街又喜欢养宠物。这并不奇怪，人类的某种情感有时候会投射到某种休闲方式上。我有一个朋友养了5条京巴，每天下了班都要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喂养他的那些宝贝。他认为狗有一种忠诚的品质，而他喜欢那种被一群狗忠诚地跟随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关于宠物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狗成为其中的主角。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有个小孩在小区里玩时被一条比他个头还高的狗咬伤了脖子；有时候它们又表现得很弱势，比如，有人将一些喂过毒的骨头投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导致许多宠物狗被毒死……后来，电视台曾组织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宠物扰民问题。有一名政府官员当场表达了他个人对宠物的厌恶，并且表示要对此问题"重拳出击"。接着就频繁发生城管队员强行闯入市民家中打狗的事情。在此期间，电视台还播放了一段城管队员早晨起来集体苦练"打狗棒法"的录像。这样的举动激怒了许多人。数千名宠物爱好者在一夜之间团结起来，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兵分几路坐到了市内的几条主干道上，致使那几条道路严重堵车，进而导致当天本市交通瘫痪。这场闹剧最后以那个市政府官员在压力之下责令有关部门收回"打狗令"而告终。 我充分尊重狗以及其它宠物的"生存权利"，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萧原对"服务台"版面发起的"炮轰"就是从这篇《市民苦寻爱犬》开始的。 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报社17楼的公告栏里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它的作者是萧原。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报社里的"大字报"。在报社里，如果某个编辑或记者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某篇报道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以写出来并且把它张贴在公告栏。我们一般把那些张贴出来的文章叫做"大字报"。除非是进行人身攻击，每个编辑记者都拥有在"大字报"中对某篇报道进行批评的权利。 在创刊初期，"大字报"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业务意见的方式，但随着报社气氛的改变，它几乎已经在报社里绝迹了。这一次，拾起这种老习惯的人是萧原。他在公告栏里贴出的"大字报"标题是《先做"人"，再做"新闻"》。文章大约有2000多字，我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意图是在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我不懂，我们为什么宁可放弃那些可以帮助一个或更多人的新闻线索，却选择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一条狗走失的事情上。对于那些因为亲人走失而求助于本报却被拒之门外的人们来说，如果看到了这条帮助一个女人寻狗的报道，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们，你的心情又会怎样？ "当那些因为亲属走失而求助于本报的人们来到报社时，我们被要求告诉他们，寻人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报纸无法报道，并且告诉他们最直接的途径是去找广告部，花几百块钱在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好了。但是对于这条走失的吉娃娃，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的主人去找广告部，而是把它当成新闻来报道？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的新闻价值？如果一条狗走失有足够的新闻价值，那么一个人走失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我认为，这篇寻狗的报道会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狗的重要性>人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吗？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为人做的，说到底，我们做的是人的新闻，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会报道那些人们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境，我们报道那些妨碍人们发展的事情，并且希望通过报道它们来消除那些妨碍。 "但是，这条寻狗的报道让我糊涂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人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就应该学会怎样关心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关心人，读者又怎么会选择一张冷漠的报纸……" 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许多人都看过这张"大字报"，因为它的空白处写着许多留言。有人写"说得好"，有人写"支持"，有人写"先做"人"，再做"新闻"--顶"，还有人写"严重支持"…… 多数留言的后面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例外：在"严重支持"的后面，赫然写着"杜晓东"这个名字。你知道杜晓东是谁--就是那个曾经与崔哲争论过"牛到底会不会思考"的记者。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语言犀利的人了。跟我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但他并没有像我这样沉默寡言，而是变得牢骚满腹。在这张"大字报"的留言中，他表现出了尖酸刻薄的一面，在"严重支持"和署名之间，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老妈养的一只八哥前两天逃跑了，据目击者称，它正在向火星飞去。我老妈憔悴了，她也变得茶饭不思。请问，"群工组"的同学们能不能帮帮她？" 我从头到尾把这张"大字报"读了三遍，这花费了差不多10分钟。看完以后我又想了想，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通过对那篇报道的评论来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弄不清楚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萧原说得很有道理。 我赞同萧原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篇报道见报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来到报社要求接待的人络绎不绝。 那天我运气非常糟糕，每次都抽到了那张黑桃A。所以，我的那个上午几乎全部被用来接待那些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的人们。其中一些是"好心人"，他们为送还"陈女士"的狗而来，但我看得出来，那些嗷嗷乱叫的小狗中并没有"贝贝"，尽管有一些与它长得很像，还有一只小狗鼻子上的黑斑明显是用墨水涂抹上去的。另一些是正在寻找走失亲属的人们。他们大都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能帮忙寻狗，为什么不能帮忙寻人？"我无言以对。我知道，那个"你最好去广告部登寻人启事"的说辞这时候已经失灵。 半个小时后，我经过公告栏时突然发现萧原的"大字报"不见了。又过了10分钟，我再路过时发现它又出现了。然后它又不见了……我对它的忽隐忽现感到奇怪。 不过，我的谜团很快就解开了。我后来看见萧原再次把它贴在公告栏里，接着，崔哲出现了。崔哲走过去告诉萧原，两次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中揭下来的人就是他。 "为什么？"萧原问道。 "因为……"崔哲犹豫了一下，"那条稿子是有"背景"的。" "什么"背景"？"萧原追问道。 "反正是有"背景"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崔哲不耐烦了，他转身又要走开。 "是不是又担心有恶劣的国际影响？"说出这句话时，萧原轻笑了一声，笑声里有嘲弄的意味。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几天前，萧原曾经在公告栏里贴过另一张"大字报"。在他所指责的那篇报道中，李宏奎讲述了他亲自去一个老外家中帮助对方联系工人疏通厕所下水道的故事。 在那张"大字报"里，萧原问道："记者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帮助一个身体健康、体力脑力都健全的人疏通下水道的吗？" 那一次，崔哲也曾希望萧原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上揭下来。但萧原拒绝了，我凑巧听到了他们当时的对话。 "那是一个爱尔兰人，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崔哲说。 好了，你知道崔哲担心的是什么了。但萧原不以为然，他说："会有什么国际影响？就因为他是老外？我就不信爱尔兰的厕所从来不堵？" 崔哲被噎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说辞："我说过，"服务台"是"为人民服务"的版面，外国人民也是人民，当然也要为他服务。" 萧原步步进逼："把疏通公司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也是在为他服务，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得那么殷勤？" "服务就要热情，怎么能说是殷勤？" "你告诉我，如果那是一个普通市民，你会不会让记者去他家里帮忙通下水道？" 那一场对话中，我又一次看到萧原在与崔哲的口头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他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令崔哲非常尴尬。这一次也一样，崔哲迟疑了一下，接着把萧原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萧原后来告诉我，在主任办公室里，崔哲对他说出了那篇报道的"背景"--那个"茶饭不思的陈女士"是周自恒的老婆陈虹。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也许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叙述这件事情：周夫人的"贝贝"丢了，她因此魂不守舍，于是周自恒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崔哲。崔哲自然心领神会，当即安排韩振东去采访周夫人。接下来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服务台"版上安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发表它。 对于崔哲来说，处理这件事情轻而易举。但他事前没能料到的是，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会有人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表达质疑。我猜测，崔哲屡次把"大字报"撕下来，大概是担心周自恒看到之后会感到不快。对他来说，周自恒如果打个喷嚏，他就会立即患上重感冒。 我知道一些关于周夫人的情况。据说，这个43岁的女人是一个狂热的宠物爱好者。在数千人堵住主干道的那次事件中，有个赶去采访的记者曾经看见她出现在现场。当时她就站在最前列，双手高举着一个布制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字："狗狗也有生存权！" 我还听说，除了那只吉娃娃之外，她还需要照顾两只猫、四只兔子、一只蜥蜴、一只奇形怪状的蜘蛛和一条通体金黄的小蟒蛇。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但我能列举出的就这么多。有个记者叫田磊，他曾经开车帮周自恒送一台冰箱回家，所以去过周自恒家中。他告诉我，在周自恒家豪华的大客厅旁边有一间房，进去以后，你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小动物园。 现在，这个动物园里的一个成员失踪了，作为它的主人，周夫人自然会感到焦虑。只不过，这种焦虑被放得太大了。 在主任办公室里，萧原还曾问起崔哲："你是不是想把"服务台"的宗旨改成"为领导服务"？" 崔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萧原："这是老板亲自布置下来的任务，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是啊，崔哲该怎么办？我突然也替崔哲感到为难。 萧原说，如果这张报纸是周自恒自己投资办的，崔哲可能真的很难办。但是，周自恒并不是资本家，他把自己的老婆遇到的一个问题拿到报纸上来发表，就跟把报社的公共物品拿回家去使用是一样的。 我同意，但我认为即使是这样，萧原也无可奈何。 萧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他转而问我："杜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萧原之所以对杜晓东感兴趣，是因为后者写在"大字报"上的那些留言。 在我呆在《北方时报》的日子里，大概有五六个人是我曾经欣赏的，杜晓东是其中一个。在我看来，杜晓东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失意的记者。 在报社创刊初期，杜晓东与崔哲一起被称为社会新闻部的两大"支柱"。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中，杜晓东也有过突出表现。他曾经进入一个企业充当业务员。那个企业声称，它能够帮助国内民营企业联系外商以达到产品出口的目的。但杜晓东经过一个星期的暗访，最终证实那些所谓的"外商"其实只是外国留学生，那个企业利用这些劳务费低廉的"演员"为它赚取了一笔又一笔中介费。 与崔哲一样，杜晓东也曾经多次获得"优秀记者"称号，两人轮流盘踞读者"提及率"榜首的位置长达两年之久。后来，在周自恒发起的那场部门主任职位竞聘中，杜晓东也报名参加了，但最终他在与崔哲的竞争中落败了。这一次失败的经历并没有使他离开《北方时报》，却让他变成了一个状态低靡、絮絮叨叨爱发牢骚的人。接着，他与崔哲的友情终结了。但他只是发发牢骚，而崔哲认为他的牢骚伤了不人，所以并没有想什么办法去对付他。 萧原似乎对那段往事产生了兴趣，他继续问道："为什么是崔哲？杜晓东当时的得票比崔哲少吗？" 我告诉萧原，在普通编辑记者投出的票中，杜晓东所得的票数其实并不比崔哲少，但最具权重的周自恒把票投给了崔哲。 "为什么？"萧原问道。他仿佛有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确切地说，我并不知道周自恒为什么把票投给崔哲。但我可以猜测。我的猜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在那场竞聘之前的某一天，周自恒交给杜晓东一个任务，让他跟着一个"线人"去采访一个商场。"线人"声称他受骗了。他说，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养鱼，为此他在那个商场里买了一口价值2000余元的鱼缸，搬回家以后才发现鱼缸有一条巨大的裂痕，于是他找到商场售货员，但对方拒绝为他退换。 对于杜晓东来说，这样的采访轻而易举。但他在听这个"线人"讲故事的时候听出了蹊跷，他问对方："你花2000多块买下那个鱼缸的时候，就没有查看鱼缸是否完好无损吗？" "查看过，当时没看出毛病来。" "是商场送货上门，还是你自己运回家的？"杜晓东继续提问。 "是我自己运回家的。"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在把它弄回家的路上把它碰裂了？" "不可能。" "那就奇怪了，在商场里还没有毛病，送回家以后怎么就有毛病了？"杜晓东说。 "线人"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到商场里亮亮记者证，他们就会给我换的。他们别的不怕，就怕被记者曝光。" 杜晓东说："记者证不能乱亮的，先搞清楚怎么回事再说。" "线人"更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帮帮忙，你帮了我，就跟帮我表哥一样。" "你表哥是谁？"杜晓东问道。 "周自恒。" 杜晓东明白了，但他最终放弃了这次采访。在向周自恒汇报此事时，杜晓东说，"表弟"承认那个鱼缸是他自己弄坏的，所以没道理再去找商场要求退换。 周自恒并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这样完了。几天之后，崔哲从周自恒手中接过了这个任务，他带着"表弟"去商场找到了售货员。在崔哲亮出记者证之后，售货员仍然拒绝退换。于是崔哲写了一篇报道，他并没有证据，但这并不妨碍他向读者暗示那个商场向顾客出售次品。 那篇报道不仅给"表弟"换来了一口新鱼缸，还使那个售货员丢了工作。可怜的小姑娘当天下午就来到了本报，在她求见报社领导被拒绝后，就一言不发地在报社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我还记得，在那两个多小时里，她的手中一直举着当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在打开的那个版面上写着四个大字--"胡说八道"。 我问萧原："如果你是周自恒，你会选崔哲还是杜晓东？" "我不是周自恒，所以我不必做这道选择题。"萧原停顿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笑容，接着说，"不过，如果可以选，我不会选周自恒当社长。" 我很惊讶，但我理解和同意萧原的意思，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同意的姿态似乎鼓励了萧原，他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开口对我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道。 "利用"服务台"这个版面，报道小雨病情的发展。"萧原说，"我希望这样做能再次引起读者对小雨的注意。"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理解萧原在听到老太太的故事时感受到的震惊，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萧原告诉我，前几天他和于薇去了一趟医院，并且找到了小雨的病房，发现小雨的病情已经加重。在医院里陪护小雨的吴敏说，尽管几经周折，骨髓配型已经找到了，但她仍然没有足够的钱让小雨接受手术。 "怎么还没有钱呢？崔哲已经把那笔钱交给了她呀？"我感到惊讶。 萧原说，吴敏拿到那笔钱的第二天就遭遇了抢劫--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也就是吴敏和崔哲的合影出现在报纸上的当天傍晚，她从医院回到家之后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来人自称是查煤气的。她把门打开后，一把匕首立即抵住了她的胸部。接着，她被闯进屋内的三个男人捆了起来，用来装钱的挎包也被夺走了。事后，她打了电话报警。但警察告诉她，她只是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入室抢劫案中的一个受害者。在她之前，至少还有十几个像她一样懊恼的受害者正在等待破案。 "很简单，那几个劫匪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而报纸为他们提供了帮助。"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愤恨，"报纸不仅告诉他们吴敏拿到了9万元捐款，还在登出的照片里告诉他们她长什么样子，并且在报道里顺便透露了小雨住在哪家医院。在报纸的帮助下，劫匪所要做的只是：蹲守在医院，然后跟着吴敏回家--你可能会说报纸是无意的，但从结果来看，它成了那几个劫匪的同谋。" 我并不完全同意萧原所说的话，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沉默了。 萧原眼神里的愤恨仍然积聚着。他说，在小雨的奶奶坠楼的那件事里，报社其实已经欠下了一笔"债"，他希望报社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偿还它。他认为，"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之所以拒绝向老太太交出那笔钱，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怀疑崔哲挪用了那笔钱。为了证实这种怀疑，他想了一个办法：主动邀请韩振东喝酒，并且尽可能使对方多喝了一点。 对于组长发出的邀请，韩振东自然不会拒绝。在那次喝酒时的谈话中，萧原使用了一些小小的手段，他用了一大段时间来闲扯，主题是对崔哲和韩振东的恭维。 当萧原发现韩振东已经微熏时，便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崔主任为什么要挪用那笔钱？" 这个问题很突兀，韩振东愣了一下，又打了一个酒嗝："什么钱？" "那9万元捐款。"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韩振东的脸上现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就足够了，萧原说，他已经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他并没有解开所有的谜团，所以他继续追问："崔主任为什么挪用那笔钱？" "你先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韩振东也没有绕开他自己的问题。 萧原笑了笑："兄弟之间怎么会有秘密？" 韩振东想了想，又点点头："崔主任其实并没有想过要挪用那笔钱。他跟我们说，他也是迫不得已。" "为什么？"萧原追问道。 "不知道，崔主任没跟我们说，他只是说事发突然，他需要用那笔钱。他本来想过几天再凑一笔钱交给老太太，但他没想到那个老太太会那么着急，当天下午就来了。"韩振东说。 我想起来，崔哲在事发当天下午曾把徐浩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并且大发雷霆。他当时怒气一定很盛，因为我在与他办公室两墙之隔的值班室里都能听到他骂人的声音。 我记得崔哲当时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而徐浩一言不发。当时我认为徐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并不清楚那个错误究竟是什么。我现在明白了，在那件事里，徐浩所犯的"错误"其实只是把报社已经收到读者捐款的消息告诉了老太太。 在萧原告诉我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我甚至有些自责，为什么要把老太太讲的那个故事写进新闻日记并交给崔哲，否则就不会有那篇报道，不会有那些读者的捐款，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但是，我很快又反过来想，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做，我也许仍然会为自己的冷漠而自责。 我相信我内心的复杂情绪一定在脸上表现出来了，萧原很担心地看着我，他告诫我，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讲给别人听。 我答应了，又问萧原："崔哲挪用那笔钱干了什么？" "不知道。我怀疑他把那笔钱交给了银行，为他们新买的那套大房子交首付款。"萧原说。 "不可能。我记得，他拿到新房钥匙在前，而小雨的故事在后。" "也许你记错了。"萧原怀疑地看着我。 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所以我对萧原说："我不会记错的。他拿到钥匙之后，还请了几个同事去喝酒。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老太太才打来了电话。" "不管怎样，崔哲挪用了那笔钱。暂时挪用那笔钱并不算是一个大错，但他为了掩盖这个错，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不该把那个老太太说成一个敲诈者。"萧原叹了一口气，"一个老人，一生清白，死了却被人扣上这样一顶帽子，所以，崔哲欠了她一笔债，他应该还。" 我同意。看到那张"大字报"时，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表达更多的东西，我想我现在明白那些东西是什么了。但我对他的想法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我告诉萧原，想要再次报道小雨的故事，先要过崔哲这一关。在某些事情上，崔哲可是个狠角色，我担心萧原提出的是一个"希望"，换来的却是"严惩不怠"。 萧原苦笑："试试看吧。"他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开了。 后来，萧原像他所说的一样去找了崔哲。当我再次遇到他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脸上的沮丧。我知道，他被拒绝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 萧原告诉我，与我想像的不同，在他向崔哲提起此事的时候，崔哲起初感到奇怪，但他没有表现出暴躁。接着，崔哲向萧原讲述了自己在那件事发生之后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并且表现出了忏悔，他还一度想去医院看看小雨，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自己无法面对那个女孩。 当萧原告诉他吴敏拿到钱的当天就遭遇了抢劫的时候，崔哲甚至表现出了自己的同情心，他说他将考虑萧原的提议。但是，在给周自恒打电话请示之后，崔哲带给萧原的是一个"坏消息"："周总说，那件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任何人都不得再提起。" 萧原正待争辩，崔哲又说："周总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说一不二。所以，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省得自讨没趣。" 看着萧原沮丧的神情，我正想安慰几句，萧原先开口了，他说："你信不信，那笔债迟早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