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北方时报》的现状有些失望。我并不掩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全部。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对它充满希望。起初是希望，结果是失望--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大学毕业之后，我经历过一段令我感到痛苦的求职过程。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像大多数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将来注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东奔西突却始终无法找到远大前程的入口。那些召聘单位门前排起的长队消磨了我的意志，而他们挑剔的眼光和有限的职位也在很长时间里封死了我就业的机会，直到《北方时报》创办。 如果我仔细想的话，我还能想起当初来《北方时报》应聘时的一些细节--笔试卷里除了一些新闻ABC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道问答题："你为什么要当记者？" 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答案是："在我上大学选择新闻专业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一名记者，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声说话并且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答案是抽象而空洞的，甚至还有些幼稚。但是，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里一个年少轻狂者的心态。或许他们欣赏这样的年少轻狂，或许他们看中了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背景，最终我被录用了。和我一样应聘成功的采编人员共有120多人。这是一个由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组成的大家庭。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我们相信，老天让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周自恒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创刊前进行的一周培训期间，他向我们显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姿态。当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周自恒出众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能力，他的讲话经常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他使我们相信，即将创办的《北方时报》将成为报业市场中的奇迹，而我们将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我听说周自恒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贫困家庭，靠发奋读书而考上大学。进入新闻界后，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干起，用了十几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个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大学新闻系里，周自恒的故事被当作现实的个体成功范例，经常被老师们提起，用以激励那些靠助学贷款维持学业的寒门子弟。 周自恒在他23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方日报》，起初他是一名普通记者，他平庸的外表和沉默的习性使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尽管他非常努力却一直没有获得好的机会，直到那一年南方发生了那场特大洪涝灾害。 那是一场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的灾难，报社需要一名记者赶赴抗洪前线采访，以使本市的人们了解那些洪水走过的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那几名平时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的记者突然有了一些必须请假的私事，不是自己恰好生病了，就是父母病倒了，或是突然发现老婆怀孕了……总之，他们都找到了听起来很合适的理由来推拒这个任务。 那确实是一项艰苦的任务，甚至还有些危险。就在报社高层人士寻找自愿者的时候，周自恒出场了。他说，他愿意去。 周自恒在抗洪前线呆了半个月，发回了近10万字的报道。我在报社档案馆里看到了那些旧报纸。在那些报道里，周自恒讲述了肆虐的洪水带来的巨大损害，也讲述了那里的人们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当我看到他描写一个年轻的女人奋力游到被洪水包围的一棵枯树上解除她年幼的孩子时，我居然有泪湿的感觉。我承认，周自恒的那些文字曾经感动过我。 有时候周自恒还会描写自己在抗洪前线所遭遇的危险。比如，有一次他在河岸边采访时，一个大浪打来几乎将他吞没。还有一次，他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路上，幸好当地群众及时发现了他并把他送到医院。 从抗洪前线归来之后，周自恒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那个时候，他胸戴大红花被市领导接见的照片还出现在了《北方日报》的头版上。他成为记者中的明星。 后来，当《北方日报》高层需要提拔一个人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周自恒成为唯一的人选。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几年时间里，他仍然表现得非常努力，经常带领年轻的记者赶赴新闻一线采访。 当报社高层决定创办一份面向大众的都市报的时候，周自恒的角色再次发生了变化，他被委以重任，成为《北方时报》社长兼总编辑。 周自恒非常在乎这份新的工作。在创刊动员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这次报告长达两个小时，其间6次被潮水般的掌声打断。 周自恒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积累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他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并被社会普遍尊重的人。他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推动《北方时报》的发展，使这份报纸和服务于这份报纸的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我要向你背诵一段周自恒的讲话："我有一个理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北方时报》，购买《北方时报》，信赖《北方时报》。如果一百年后，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份报纸深得人心，我希望它的名字叫《北方时报》。有一天，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有人问起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回答：曾经在《北方时报》工作过。" 在这段话之后，是一阵长达五分多钟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之后，周自恒又说，创办《北方时报》是他所遇到的最大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当然，《北方时报》想要在本市报业市场立足，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挑战目标--《都市早报》。 《都市早报》属于另一家报业集团，当时已经创刊两年，日均发行量35万份。与传统的报纸相比，它减少了关于政府部门各种会议的报道，增加了许多市民感兴趣的时事新闻和社会新闻。它创刊以来表现出的"亲民"姿态和它一直在表达的"读者至上"理念使它迅速获得了人们的认同，进而成为本市发行量最大的早报。 周自恒告诉我们，他设定的目标是：从《都市早报》手中抢夺市场份额，把它的读者变成我们的读者。 周自恒还向我们描述了他的计划：用半年时间使《北方时报》的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之后每一年增长10万份。然后，他举起手掌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姿势："直至将《都市早报》斩于马下，使本报牢牢占据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 周自恒还说，《北方时报》将采用与传统报社里论资排辈截然不同的用人机制，不论学历高下也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只要努力工作业绩突出，都能够获得晋升为管理层的机会。所以，他希望我们用汗水和智慧证明自己的能力，在"传媒江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席位。 在这篇动员报告的结尾处，周自恒用这样一段话来鼓舞士气："没有理想的人生是空洞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为了这样一个目标：以新闻为职业，持续努力，无限接近我们的职业理想和人生理想，成为这个时代的强者。" 这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发表过后，"挑战"就开始了。 根据周自恒的安排，首先进行的是"眼球攻势"。他说，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让《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家喻户晓。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个城市里突然立起了许多户外广告牌。广告画面上的主角是一名当时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电影演员，他拿着一份当时并不存在的《北方时报》说："《北方时报》，给您更多有价值的新闻。" 同样的广告还出现在许多穿行于各条街道的公共汽车上。如果你的家门口有一个报箱，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在里面发现几张小广告："订阅《北方时报》，每天都会有惊喜。" 在那段时间里，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还经常看得到许多蹬自行车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们的自行车载物架上插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北方时报》，读者至上。" 与此同时，周自恒还让发行部人员组织了几百名大学生入户调查。问卷中只有三个问题： 1、你对《都市早报》有什么意见？ 2、你是否知道《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 3．你对《北方时报》有什么期望？ 这份问卷是周自恒亲自设计的，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他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说："这样做不仅能向市民传达本报即将创刊的消息，还能搜集市民对《都市早报》的意见为我所用，另外，我们还能顺便了解一下市民对本报有什么样的期望。" 此次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市民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其中多数人还表示对这份新兴的报纸充满期待，他们希望这份报纸能够更好地表达民声，成为一份"真正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 接下来进行的是"促销攻势"。周自恒说，这一轮"攻势"目的是：让《北方时报》成为人们购买或准备购买的目标。 在"促销攻势"中，零售商是首先要拉拢的对象。方法很简单：给零售商的赚头比《都市早报》多一些，并且奉劝他们放弃与《都市早报》的零售合同。这样的策略很快收到了效果，不久后，发行部带回的消息是：至少有1000名零售商愿意"投诚"，而另有数百名零售商还在观望。 第二个方法：每卖出一份报纸，即送出一个安全套。别问我为什么是安全套而不是巧克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发行部那些家伙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这样的促销方式很快也成为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北方时报》创刊当天，"促销攻势"进入了高潮。那天一大早，本市几乎所有的路口都站着许多身披印有"北方时报"字样的绶带、手盒一叠报纸大声叫卖的人们，这群人由本报发行员、采编人员和零售商共同组成。周自恒也在其中。这就是周自恒当年的风格，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并且喜欢凡事亲历亲为的人。我听说，由他把守的那个路口当天卖出了150多份报纸，当然也送出了150多个安全套。 "促销攻势"持续了大概一周时间，它使《北方时报》的创刊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那些原本在观望的零售商也渐渐不再犹豫，纷纷投奔本报阵营。显然，周自恒对这样的局面感到满意。 紧接着，周自恒依照自己的计划发起了"线人攻势"。他说，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北方时报》的"线人"，积极而忠诚地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报纸上许多报道的线索来自那些亲历、目击或者听说了某件事情的人们，他们被称作"线人"。多数报社都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以鼓励他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这样的交易以往都是在暗中进行，但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告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周自恒把它公开了。你在报纸上看得到这样的交易记录--在社会新闻版上，许多报道的末端都会有这样一行字："奖励线索提供人X先生（或X女士）XXX元。" 有一次，那个叫何松涛的摄影记者在一个休息日陪同家人到公园里游玩的时候拍摄到了一组照片。那些照片记录了一个游客随同摩天轮的一节车厢一同坠落到地面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何松涛说，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同时，他的家人恰好在摩天轮的另一节车厢里。他正在给他们拍照，不料无意中捕捉到了这一组镜头。 这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报纸上，我相信，读者看到它们的时候一定也会像我那样震惊。不过，它们的作者不再是何松涛，而是另一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照片旁边还配发了一篇标题为《眼疾手快按快门 轻松获奖两千元》的拍摄手记。摄影爱好者在这篇文章里自述的拍摄过程与何松涛跟我们讲的故事毫无区别。 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奇怪？其实事情很简单，这组照片的确是何松涛拍摄的，只不过他把署名权让给了他的舅舅，也就是那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周自恒的主意，尽管何松涛并不十分情愿却也只能遵照周自恒的安排去做。周自恒认为，一个记者拍摄到了这一组照片只能使读者感到他们很敬业，而如果把奖金发给一个读者，却有可能煽动更多读者的热情。 如周自恒所料，在这宗"大额交易"的刺激下，更多读者自愿加入到了"线人"的行列。从此以后，本报新闻热线每天的通话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人次一举突破了三百人次，而接线员也从最初时的两人增加到了四人。周自恒宣布，"线人攻势"收效显著。 与"线人攻势"同时进行的是"揭丑攻势"。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迅速建立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让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信赖《北方时报》。 周自恒说，这是一项"民意工程"。他认为，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总是会遭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应该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的阵地。因此，他要求社会新闻部提供一些有影响力的揭丑报道，将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培养本报"锐利而公正"的公共形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安排了几次"暗访"，让几名记者潜入那些被怀疑有欺骗公众企图的企业中"卧底"。崔哲就是其中一个，他颇似小商人的气质和说谎时的镇定心态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几次"卧底"任务。 在我前面讲的故事里，你可能已经发现我对崔哲非常厌烦却又敢怒不敢言。但是，在我刚到报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哲的印象还不错：他非常懂得怎样照顾身边人。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了兄长般的关怀。 我来自外地，在这个城市里，我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而报社也不会给我们这种聘用制记者安排住房，所以，进入这个报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租房子而烦恼。最后，是在崔哲的努力下，我和他共同租到了一套既便宜又让我满意的房子。此后的相处中，崔哲经常问起我生活中是否有困难，并且总是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 那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崔哲可能会成为我在报社里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 当然，那个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崔哲表现出了一个记者应该表现的品质，比如正直、敏感、善辩和极强的应变能力。 我听说崔哲出身于农村，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父母搭乘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为了避让一头失控的驴翻进了山沟里，他们最终没能活着走出那条山沟。他是在大他6岁的姐姐的照顾下渐渐长大，直到考上了本市的新闻学院。他靠勤工俭学上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北方时报》。 当上记者之后，崔哲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强烈的同情，他曾经帮助过许多向报社求助的人们，在读者中颇有口碑。 当然，崔哲最为抢眼的表现，还是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之中。他曾经在一个"传销集团"里卧底一周时间，最终揭穿了那个后来被证实圈钱近亿元、数万人受骗的骗局。 在那篇报道刊发之前，那个传销集团的负责人曾经企图收买崔哲，但崔哲拒绝了。那个负责人随后来到本报，他找到了周自恒，希望周自恒"抬抬手"。他还交给周自恒一张空白的支票，并明示周自恒如果"抬手"，支票上将会填写一个不少于6位的数目。周自恒也拒绝了。我听说，周自恒当时给那个以为用6位数就能搞定一切的负责人的答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干脆把报社买下来，到时候你想登什么或者不想登什么都由你说了算。" 那个负责人自然买不起报社，即使他买得起，报业集团也并不一定会同意，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见报了。它使更多正待陷入"传销圈"的人们免受损失，同时使一名参与该集团运营的政府官员受到了制裁。据说，那一期报纸刚刚摆上报摊就被人们抢售一空，加印了几万份之后仍然很快售磬。崔哲因为那篇报道而声名雀起。当然，他还因此在一个深夜回家的时候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并且受了伤。 崔哲伤愈出院回到报社的时候，一个颁奖大会正在等候着他。周自恒在会上宣布，为了表彰崔哲在促进发行量增长和获取读者信任方面的双重贡献，经报社编委会决定，奖励他5000元奖金，并且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把户口迁入本市的机会。 周自恒还说，崔哲的故事充分说明，记者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并且受人尊重的职业。他还要求大家以崔哲为榜样--"以持续的努力换取持续的职业光荣。" 那时候的人际关系是简单而平等的。尽管人们有时候也发生争执，但这样的争执大多发生在新闻业务范畴，并且有利于促进业务进步，而并不伤及私人感情。 有一次，崔哲采访了这样一件事：一辆装载着氰化钾的小货车翻入河中，导致下游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在报道里，崔哲描写了一头牛喝过河水之后倒地死亡的过程。为了表现他的文学功底，他是这样写的："那头牛在轰然倒下之前，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思考它为什么这样不幸……" 在当天的报社内部评报会上，杜晓东对这篇报道的写作手法大加批驳，他大喝一声："崔哲，不要以为只有你见过牛长什么样子，我老爹也是农民，我小时候也放过牛，你能不能牵一头会思考的牛来让我见识见识？" 崔哲辩称，这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并不意味着那头牛真的会像人一样思考。 杜晓东又大喝一声："修什么辞？记者--记录事实的使者，你记录的只能是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而不是你联想到的，否则读者怎么分得清哪些是你看到的，哪些是你猜想到的。" 崔哲生气了，他反击道："你又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不会思考？" 杜晓东愣了一下，继续发起攻击："你也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会思考？" 崔哲又说……杜晓东又说……这样说来说去，这场辩论的议题就从新闻写作手法的分歧变成了"牛到底会不会思考"，接着又变成了"牛到底有没有大脑"，幸亏周自恒在它演变成更加深奥的生物学问题之前及时叫停，否则崔哲和杜晓东就要立即去牵一头牛回来继续讨论。 但是，崔哲和杜晓东只是在评报会上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私底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善的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探讨新闻业务。 总之，那是一段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闪亮日子。这个报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充满了电，齐心协力地努力往前冲。那时候，周自恒还专门请了一个音乐学院老师为他写的一首社歌谱曲。他在歌词里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进取风格。那首歌在报社里传唱过一阵子，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曾经听见过有人蹲在马桶上哼唱："为了更大的光荣，冲！冲！冲……" 据说，对于《北方时报》的创办，《都市早报》的高层人士起初并没有感到紧张。他们认为，在他们的优势压制之下，一份新兴报纸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0个月。当《北方时报》破除了这个预言并且表现出了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时，他们正在《都市早报》内部重新排列权力的次序，这样的排序引发了一场内部人事斗争，使他们抽不出多少精力和时间来应对《北方时报》的"挑战"。直到他们发现情势不妙而准备同仇敌忾时，《北方时报》的发展看上去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几年时间里，《北方时报》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周自恒的计划之中。它的发行量从零到10万份，又到20万份、30万份……与此相对应，它的广告收入步步登高，从第一年的1.2亿元到第二年的2亿元，再到第三年的3.5亿元。这时候，原本一无所有的编辑记者们也渐渐收到了回报，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买房购车。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渐渐由"选题"、"新闻价值"转向了"股票"和"楼市"…… 到了第四年，也就是在《北方时报》发行量突破45万份、广告收入达到4亿元之后，这个发展势头停滞了。当然，到这个时候，报业集团的高层已经很满意了。 周自恒当然也已经满意了。早在《北方时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就已经公开宣称，在本报的持续"攻势"之下，《都市早报》开始呈现出颓势。根据周自恒公布的数字，那个时候，《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原有的35万份迅速减少到了22万份。一年之后，周自恒又告诉我们，《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再次萎缩到了14万份。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9万份。 在《北方时报》创刊四周年庆祝大会上，周自恒用一种成功者的矜持语态对我们说："它（《都市早报》）已经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北方时报》发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变化。 首先是报社人口的变化。在创刊后的前三年里，报社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它突然进入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时期，各种"裙带关系"蜂拥而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采编人员就从160人发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报社时，我突然发现记者办公席里多了七八张新面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新来者大都待人谦恭，但这几个新人神态骄横，仿佛有些"来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果然大有"来头"，他们都是"条子记者"--这是报社里的一种特别称谓，专指那种凭着某个报社高层签下的字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而当上记者的人。 在报社人口疯长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起初，部门主任们承担的角色是"业务带头人"，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们同在一个大的办公区域里办公，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和电脑。后来，一张老板桌把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区分开来，再后来，经过一次内部装修，他们又有了单独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他们渐渐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这样的等级形成之后，编辑记者们也逐渐分化成了若干个界限模糊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机会。当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从最初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了"竞争对象"，看上去每个人都越来越客气，内心里却越来越计较。渐渐的，创刊初始时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信任和宽容越来越少，猜疑和抱怨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里散播。 在这样的气氛中，几乎所有人都显露出了"电力"不足的状态。评报会上再也听不到争执的声音，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如果被周自恒点名而必须发言，发出的也大都是赞美之声，仿佛新闻业务已经精进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当我再上厕所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哼唱"冲！冲！冲！"了。 此外，我能感觉到的另一种变化是：来报社打"招呼"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经常看见在社长办公室门前等待周自恒接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我说过，此时的《北方时报》己经如周自恒所愿，占据了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在"揭丑攻势"之后，它结交了许多"不打不相识"的朋友。那些曾经被视作批评对象的不良企业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本报的广告客户。当朋友和广告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招呼"声也开始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与"招呼"相对应的一个词叫"毙稿"。这个词很形象地表明了一种权力和这种权力之下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毙稿"的事情在报社里经常发生。当"招呼"声响起的时候，那些管理者就会这样干一次。有时候他们会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不会。我记得有个记者追问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自己的稿子为什么被毙掉时，他的回答是："哪里那么多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问，不能问的时候别打听。" 在"招呼"和"毙稿"的密切配合之下，一个记者几天甚至更久的努力付之东流，一些事情被掩盖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犯下的过错也被掩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时报》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新闻版上再难看到那些文风凌厉的揭丑报道，上面的文章大都变得一团和气。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来抱怨这份报纸上的报道不痛不痒无精打采。 我曾经以为周自恒会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来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我最终失望了，他对此无所作为。我听说，当时周自恒正忙于另一件事：争取获得一个在《北方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中的席位。 周自恒曾经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他说，在报业集团里，《北方时报》员工与《北方日报》员工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在报业集团内部，人们称《北方日报》为"大报"，却将《北方时报》称作"小报"。即使"小报"在社会上影响力广泛，但"小报"员工在"大报"员工面前却好像低人一等。因为"大报"员工始终瞧不起"小报"员工，他们认为，这是一群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人们，一群"乌合之众"。 周自恒还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群"大报"员工在谈论《北方时报》时说，"这是由一群像农民工一样的人办的一张给农民工看的报纸。"这使他很受刺激，他下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要在报业集团编委会中获得"话语权"，进而为大家争取更多利益，直至将大家送入"体制之内"。 对于周自恒的这番解释，报社内部的议论颇多。支持他的人们认为，周自恒此举确实是在为"兄弟们"着想，也许能够最终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长期受到"体制之内"的人们歧视，对"体制"产生了敌视情绪，因此对周自恒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把周自恒比作"宋江"，认为他正准备带着"兄弟们"向"朝廷"靠拢。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周自恒坚持那样去做了。当然，他自信自己能够获得那个席位。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所领导的《北方时报》每年向报业集团贡献数千万元利润。但是，最终他失望了。 据说，破坏周自恒计划的是一封信。那是一封通过邮局投递给报业集团高层的举报信。里面列举了周自恒的几宗"罪"，比如利用职务之便乱搞两性关系，拉"山头"排除异己以及贪污公款等等。人们私下里纷纷猜测这是对总编辑这个位置觊觎已久的副总编李承宗干的，但没有人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尽管报业集团高层后来并没有查实那些"罪名"，但周自恒仍然失去了他想要的那个席位。 我相信，这次失败的经历对于周自恒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打击的后果是，周自恒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个世界都在跟他对着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工作，他脸上的谦和渐渐变成了骄横，他变得唯我独尊。如果周自恒走进了电梯，只要当时还有别人在场，他就决不自己去按电钮，而只是报出他要去的楼层，接着就会有人抢着去按那个电钮。 另外，周自恒待人的方式也渐渐变得粗暴起来，他彻底抛弃了以往与下属们对话时的商量口吻，而改成了命令式的语气。"我"这个字仿佛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在下属面前，他每次都称呼自已为"周总"。当他要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时，他会说："周总认为……"当他要一个下属去执行自己的命令时，他会说："不要让周总失望"。 如果周自恒提出了一个想法，有人表达了另一个不同的想法，他就会认为那个人是在怀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会认为那个人是在反对他。 周自恒还变得在乎权力，他希望他在《北方时报》里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所以他开始利用一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久后，在创刊初期曾经与周自恒有过密切合作，后来却经常提出"不同看法"的副总编李承宗被调离本报，去了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杂志担任副总编。接任他的是周自恒的大学同学何守道。 这场"人事调动"的背后传言四起，而传言大都与"权力斗争"有关。 接着，周自恒又以改革的名义在全报社内部搞了一次竞聘，通过这样的竞聘，他把一部分权力像礼品一样发给了那些对报社发展立下过功劳并且对他表达过忠诚的人，他们占据了这个报社里各个部门管理者的位置。 当然，周自恒认为，《北方时报》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发展，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他个人，所以他把最大的权力发给了自己。他希望那些从他手里获得权力的人们能够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对方做不到这样，他就会想办法把已经发出去的权力又收回来。 几年时间来，周自恒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北方时报》的核心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无论周自恒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忽视他在报社里的影响力。所以，为了适应他的变化，一些人渐渐掌握了阿谀奉承的本领，他们总是能够想出办法来让"周总"高兴。当周自恒听到的阿谀奉承的话多了起来之后，他渐渐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他经常找那些人聚会，听取他们对他的"评价"。 就这样，周自恒在报社里培养了一个自己的"圈子"。除了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谁都不相信。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崔哲开始向这个"圈子"靠拢。 在我和崔哲的友情走到尽头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崔哲突然变得郁郁寡欢，于是我约他一起去酒吧喝酒，希望能够帮助他排解心里的忧愁。 我问起了崔哲阴郁的来由，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认为，作为记者，崔哲当时已经成名了。总是会有一些读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找他帮忙。在我看来，这说明他们欣赏并且信任崔哲。 但崔哲似乎并不满足我所说的。他告诉我，除了名气和读者的信任之外，这份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财富。 "多少才是足够？"我问道。 崔哲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和肖彤恋爱三年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 我同意。但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问题。 "但是，"崔哲摇了摇头，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肖彤的母亲一直不同意我们结婚。" "为什么？"我很好奇。 "她对我说，没有房子就不能结婚。"崔哲说，"她还说，一个男人连房子都买不起，就没有资格娶她的女儿。" "这么市侩，那么……肖彤怎么说？" "她说，她爱我，但她听她妈的话。" "那就买房。" "买房？"崔哲看了看我，他的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沮丧："说起来简单。一套房子几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可以办贷款，分期还。"我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但崔哲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她妈妈不同意，她说，必须一次性付清房款。" "为什么？"我更好奇了。 "她说，还贷款压力太大。她不希望自已的女儿刚结婚就和我一起背上债务。"崔哲说。 我想我理解崔哲的沮丧了。我想了想，对他说："夫妻共甘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这样想，你也这样想。"崔哲叹了一口气，"但肖彤的妈妈并不这样想，她希望肖彤一结婚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沉默了。也许是我同情的眼神刺激了崔哲的倾诉欲，他开始向我表达他的抱怨。 崔哲告诉我，除了来自肖彤母亲的压力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个致富的愿望。他说，致富是一个崇高的愿望，但他此前固守的新闻理想和价值观压制了这个愿望，现在想起来那是可笑的，因为他获得的那些荣誉并没能使他的生活改善多少。 崔哲还抱怨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公平的，他拥有的机会太少，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能为他带来他本该拥有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毫无道理地轻易获得了他所渴望的机会。他举例说，在经济新闻部里有个写文章连语句都不通顺的记者，每个月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红包"比他的工资还要高。 听起来，崔哲似乎很后悔当初拒绝那些企业塞给他的"红包"。他说，收"红包"在记者这个圈子里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他一直没能学会那样干。他曾经以此为荣，但当他告诉一些同行自己从来没有收过"红包"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还发现，在采访同一件事情的一群记者中，如果只有他拒收"红包"，他就会被同行们孤立。 崔哲还说，在那个月里，他连续操作了几篇"揭丑"报道，最终都被"上面"以各种理由拦截而无法与读者见面，他事后才知道，"上面"在拦截那些报道的同时得到了一些好处，而他除了郁闷之外一无所获。 一通抱怨之后，有些微醺的崔哲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他希望利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换取一些现实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他还说，与其用自己的努力给"上面"创造牟利的机会，不如自己直接牟利。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为此感到担心，我说："你跟我说过，你痛恨腐败。" 崔哲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对我说："其实我并不痛恨腐败，我痛恨的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我想，这世上的确有一种人，他们敌视某种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那种人却没有机会。但我希望崔哲并不是这种人，所以我继续劝解他。 我说，就像他一样，我也喜欢钱，我也需要钱，我也有生活压力，但我不希望用冒险的方式来完成致富的愿望。对我来说，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 崔哲说，不，比别人过得更好才是重要的。他还说，胆小鬼永远不会获得成功的机会。 最终，我没能说服崔哲，崔哲也没能说服我。他后来选择了冒险，而我什么都没干。当我们共同采访过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生了一场争吵，那场争吵最终使我们变成了两种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崔哲眼里的温暖渐渐消失了，并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变成了他原本讨厌的那种人。 当周自恒把一部分权力发给崔哲之后（他取代了李赫，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的变化更迅速了。他学会了在社会新闻部里培养自己的"圈子"，还学会了阿谀奉承和享受阿谀奉承--一方面从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他又用阿谀奉承去满足周自恒。 那一年周自恒过生日的时候，崔哲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在此之前，他找到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以5000元为代价，让对方帮他临摹一幅油画。在要求社会新闻部的编辑记者们为此凑钱的时候，崔哲说，这将是一份"神秘的生日礼物"。 周自恒生日当天，这份"神秘礼物"的面纱揭开了--在那幅1.5米宽、1.8米高的油画中，站在高处向群众挥手的原本是一个伟人，现在变成了周自恒。 我以为周自恒会拒绝接受这份生日礼物，但他接受了，并且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相信，周自恒欣赏崔哲的"才华"，因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了这种欣赏。 此后，崔哲与周自恒走得越来越近，却和我越来越远。 当我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我也变了。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小心谨慎，我希望独善其身。我并没有计划成为一名接线员，但最终也没能躲过去。崔哲的这个安排使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尊严，还有我当初的热情和理想，但我并没有因此拂袖而去。现实教育了我，使我学会了妥协，并且越来越消极。 我想，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我和崔哲共有的，那就是怯懦。只不过我们掩盖自己怯懦的方式不同--我选择了沉默，崔哲选择的是表达，而不计较表达的是什么。 我还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失去周自恒的信任，紧接着又失去权力，失去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和唯命是从，崔哲最可依赖的会是什么？ 我承认，崔哲过得的确比我要好一些，至少他的官职和收入都比我高。一年多之前，他一次性付款买下了一套房，搬出了和我共同租住的那套房子。随后，他和肖彤结婚了。不久前，他又开始办理银行贷款，买下了另一套更大的房子。而我仍然租住在不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屋里。 这样想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自己--为什么不冒险？ 当然，思考这个问题只会使我平生烦恼。你知道，在成为接线员之后，我连冒险的机会都失去了。 我想，这大概偏离了我要说的主题。不管怎样，我并不想讲关于我的故事，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叫萧原的男人和《北方时报》的故事。 经过短短几天的接触之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看上去与众不同的家伙，但我并不知道他在这个报社里的命运将会怎样。 我曾经问萧原："你为什么要来当记者？" 萧原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对我说："我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萧原停顿了一下，这时候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我还来不及分辨那种东西是什么，他已经接着说："当记者。" 我认为这是个玩笑，于是我看着他笑了。 萧原也笑了。他的笑容很特别--他的脸上有笑意，眼里的忧郁却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