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并在这样的口号下派出一位特约编辑AlvinJosephy做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级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而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地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夫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做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丰裕社会》（TheAffluent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要比20年代的美国要强烈得多，也要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期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GreatCom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飘渺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智慧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的一条主要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做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国家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Newsday）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WilliamLevitt）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的生活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1929年未毕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比较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房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做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林登•约翰逊总统确定 “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从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年代与50年代之间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人群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同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多于60多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治疗开销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的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就连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了。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能解释人的境况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准。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La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住宅拥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府邸里 ——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传统上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 “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车与Chevy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么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位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体上是由他创立了现代经济统计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 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无形之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今人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