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的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到没治地步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１４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利亚姨妈与作家》，和《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记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思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1969年6月，两个既偶然又寻常的原因使得马里奥·赫梅内斯改换了工作。首先，他不喜欢打鱼。干这个活儿，天亮之前就得起床，而几乎每在那个时刻，他都正在做着大胆的爱情的美梦，女主角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他在圣·安东尼奥连续电影中看到的女郎一模一样。他的这副本事，外加上他一向对感冒“情有独钟”，无论是真病，还是装病，他都有了很好的藉口隔天留在家中为父亲准备船具，这样他就可以在那温暖厚实的奇洛埃毛毯里（智利南部的岛，译者注），在甜美的梦呓中觅爱寻欢，直至渔民何塞．赫梅内斯浑身湿透、肌肠辘辘地从远远的大海中归来。马里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心情，为他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新鲜面包，由西红柿、洋葱头、外加芹菜、香菜组成的五颜六色的沙拉。马里奥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用来“演戏”的阿斯匹林药片，当父亲斥责讥讽的目光几乎射入他的骨髓中时，他便狼吞虎咽般把药片塞进嘴里。 父亲用谴责的目光瞪着他，足有十分钟之久，至少从未少过五分钟，直至最后用干巴严厉的口气扔出这句话： “你找份差事干吧。” “好吧，爸爸”。马里奥回答，用外套的袖子擦擦鼻子。 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寻常的换工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那就是他有一辆可心的雷佳诺牌的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渔民们集居的小海湾，到圣·安东尼奥这个不算大的港口城市去兜风，而与他的穷家陋舍相比，他觉得这里也算极其奢华，象巴比伦的宫殿。只要看到印有张着大嘴的性感的女郎和露出雪白牙齿嚼着雪茄的膘悍的男人的电影广告，他就会心驰神往。两个小时以后才会从影院出来，怏怏不乐地蹬上车，走上熟悉的归途。有时冒雨沿着海岸赶路，引发重感冒。父亲的慷慨大方远没达到能够使他享受富足生活的地步，有时一个星期内倒有好几天囊中羞涩，马里奥·赫梅内斯只能蹿到旧杂志书店，那儿可以抚摸他所钟爱的女演员们的照片。 那是百无聊赖、东游西逛的一天，他在邮局办公室的窗户上发现了一张告示，尽管那是手写的，用的是算术本上撕下的不起眼的一页纸，（算术是他小学时，一向成绩平平的一门课程），告示还是吸引了他。 马里奥·赫梅内斯从不扎领带，可是他在走进邮局办公室之前，象是佩戴着领带似的，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又用小梳子着力梳理了两下头发，极力把这从“披头士”乐队的照片上“继承”来的发型弄得好一些。 “我是为那张告示来的。”他向办公室的职员坦言，脸上的笑容可以和伯特·兰开斯特（美国六十年代演员，译者）媲美。 “您有自行车吗？”办公室的职员不耐烦地问道。 他心里正想着，嘴上就蹦出来了： “有车。” “那好。”工作人员擦着眼镜回答他，“正需要一名邮递员到黑岛送邮件。” “太巧了。”马里奥说道“我就住在黑岛附近的小海湾上。” “那很好，可糟糕的是只有一位用户。” “只有一位用户？” “对，就一位，小海湾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连数都不识。” “那位用户是谁？” “巴勃罗·聂鲁达。” 马里奥咽下了他感觉中足有一公升之多的口水。 “那好极了。” “好极了？他每天收到好几公斤重的邮件。骑着自行车，后背上驮着个大口袋，就象在双肩上扛着一头大象。原来为他送信的那位邮递员，退休时背驮得象骆驼一样。” “可我才十七岁。” “身体健康吗？” “我？我是铁人，连感冒也没得过一次！” 办公室职员的眼镜掉到鼻中隔上，他从镜框上边看着他。 “工资可没几个子儿，别的邮递员用小费找齐，而你只有一位客户，还不够你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呢。” “我要这个差使。” “那好吧，我叫克斯梅。” “克斯梅” “你应当叫我唐·克斯梅。” “是的，唐·克斯梅。” “我是你的头儿。” “是的，头儿。” 男人举起蓝色的圆珠笔，冲着笔吹口气温暖一下笔油。他眼神没有看着年轻人便问道： “名字？” “马里奥·赫梅内斯。”马里奥·赫梅内斯严肃地回答。 一旦把这个头等重要的信息告之对方，他立即走到窗子旁，撕下告示，把它深深地塞在了裤子的后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