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吧，TATA，该讲你的前辈了，虽然她比你小八岁，八八年的，究竟还是入门比你早，我二十岁认识她的，二十三岁不到认识你的。我们会在天亮以前被陌生的伴侣问一些问题——有多少个，有外国人吗，少数民族有吗，鄂伦春人有吗，平均年纪是多少？每过一年，她们都长一岁，我也是。我的前辈们都已经不惑了吧，TATA？ 我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插画，四色还是黑白，写几十页了刚想到这个。要是画就先画点点，前面的人我都没写长相，我不喜欢小说里的相貌描写，我一直试图把文字与影像疏离开。 我没跟你讲过点点，即使我跟你在电视看到她的时候，也没提这姑娘我以前处过。我今年看电视老看见她，是不是她越来越红了。因为没什么大转变，求求插画作者不要画太像，像那么回事就行。 个子画高点，人瘦点。她十五岁的那年就一七八，估计这两年也不该再长了。但是当时我也没现在这么高，比她矮，导致我们约会主题就是满广州找内增高鞋垫。我第一次见她是坐着吃饭，挺直了腰才能平视她的嘴。结账埋单我迟迟不愿站起来出门。聊会儿，再聊会儿。 据说鲁迅也不高，留下的照片都是搬把椅子坐着拍，跟前辈似的。萧伯纳来中国他不好坐了，请爱尔兰人入座对方也不肯，拘谨不安地在那立着，他早年哪篇小说写需仰视才见之来着？英国人有风度，看着他头顶安慰他说刚从苏联过来，他们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看你比他好看多了。 “你想说你比鲁迅好看？”点点听完问。 “我想说至少我比他高二十厘米。” 好听点说我只比点点矮一英寸，她穿上高跟鞋是另一回事。可是我们头几次的约会全都被这种事给毁了，她挺胸提臀，高傲而缓慢地走在北京路上，我像个管家在她身后保持十米的距离。每到一个店铺她停下脚步询问有内增高鞋垫吗，接着跟老板使个眼色指向我。我保持着笑容对老板远远地挥手。 第一个月我老有幻觉，我以为她是二十岁，我才十六岁。深仇大恨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雪耻。那夜我一件件解开她的衣服，右手从前面抚摩一遍，翻过来，滑过后背，再翻转，抚摩前身，再翻转。 “找什么呢？” “麻烦问一下，”我坐起来皱着眉头，“你把乳房藏哪去了？” 相貌描写到此结束，我头一次花一千字只交待两点特征，问题是没写出画面镜头的词语——小巧的鼻子，清水般的双眸，金红的长发。因为多媒体的冲击，文字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一落千丈，我一些立志写作的朋友在偶尔看过一两部不错的电影后陆续崩溃了，痛定思痛居然决心写出一部不逊于电影的好小说。我始终都告诫自己小说离电影远点，再远点，远到不可改编，远到要电影学我们。有点追求好不好，想想作家比导演的优势，我们没有资金的困挠，我们用不着在调度演员上费力气，我们可以随意修改，而不会出现想补拍重拍都没钱的窘况，文字空间那么大，从不用被画面镜头限制，只有我们利用画面的份儿，怎么能只立志写一部接近电影的书呢？对，作家是比导演活得寒酸，更默默无闻，充满羞耻，但你要高举你的尊严，再酸再痛都不要放下。我们是错过了小说最繁荣的十九世纪，但在小说即死的二十一世纪选择这一行，却令你更值得敬重。我坚信正如人类不朽，文学将永在，即使我没能等到这一天，潦倒而亡，我也会因自己努力过而含笑以盼。作为作家，这是一个最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