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说一个关于炒伦敦金的故事——一个令我急速成长、有血有肉、血淋淋的真人真事。 我叫薛可正，爸爸说当年他为我取这个名字是想我将来长大以后做人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我爸是一名警察，当年侦破叶继欢月华街连抢五家金店的大案子他也有参与。当然我不知道当时他是身穿防弹衣持枪冲锋陷阵的重案组，还是负责拦住观塘（地名）那群看热闹的大姐以防她们走进案发现场的警卫员。我只知道从小到大他都将原则放在第一位，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属于自己的工作一定要亲力亲为，这两句话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我爸教会我许多东西，有时候放假会和我去看一场足球比赛，或是去彭福公园看别人放风筝。直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爸爸在行动中从四楼掉进了天井，送去医院的时候，左脚脚底还插着一根长二十厘米的铁钉。 从此以后，爸爸再也不能回到他引以为傲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坐在家里对着四堵墙，左脚不再行动自如。开头的几年有一些同事来探望他，但每一次他们走后，我都会发现爸爸在偷偷地哭。渐渐地他不肯见人，不再说话，不理妈，甚至，不理我。 爸爸工伤以后，虽然政府每个月都发放生活补助金给我们家，不过妈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选择买房子，最后肯定就变成负资产啦。就这样，我十八岁进入了一家电器贸易公司，一做就是八年，月工资由起薪7300元涨到现在的14010元。高中毕业，做了八年，工资翻了一倍，有几个下属可以指挥，这一年，是2006年。 八年来我一直谨记父亲教我的座右铭，专心工作，可以说我将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份工作里，眼看我的薪水一次又一次地涨，职位一次比一次升得快。我的爱好都是关于工作的，例如我会在放假的时候去鸭寮街看一下拍卖者在卖什么，或是去报名参加关于电器结构的进修班。 有足够的金钱，有自己的事业，还有一段不错的感情，我觉得就这样过完一辈子的话，我就算成功了。起码，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的公司位于中环街市附近的一栋商厦里，每天晚上八点多下班之后，我就会像今天一样来上环这边接我女朋友下班。 她叫张以娜，比我小五岁，是一名会计，所以很多时候会比我晚下班。我们谈恋爱三年，平时周一至周六都会很忙，我们在一起常做的事就是我去接她下班，然后去茶餐厅吃点儿东西再送她回天水围的家，星期六晚上她会来我在屯门的家睡觉。 我七点钟的时候打过电话给以娜，她说还要留在公司做收尾工作，不到九点走不了。我这个人虽然闷，但时不时制造惊喜我还是会的，我骗以娜说今晚不等她了，然后悄悄守在她公司楼下等她下班，打算和她吃完晚饭之后去看场十一点半的《如果•爱》。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见到以娜离开公司，正当我想上前去叫她的时候，一辆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保时捷出现在我们两人中间，以娜熟练地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呜呜”响了两声，就像发情的公狗在尖叫，一下子就开到对面的红灯底下，就在这个角度，我透过车后面的玻璃，看到以娜亲了开车那家伙一口。 我当时脑袋一下就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这就是爱？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我的视线，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这时天突然下雨，我走进附近一家便利店买了包口香糖，然后站在店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我跟《七龙珠》里的孙悟空储存元气弹似的，站了半个小时才储存到我需要的能量，当然，我等的时候没有举起双手。 储够了能量，我拿出用了将近六年的诺基亚8200，打给以娜。 第一次，响了一声转到留言信箱。 第二次，响了一声又转到留言信箱。 第三次，响都没响，竟然挂我电话，连转留言信箱都省略了。 我慢慢开始由迷茫变为愤怒，我打电话到以娜家里找她。接电话的是她姐，张以妮。 “以妮，我是阿正，以娜回家了没有？” “她还没回来，你怎么不打她手机？” “我找得到就不用打到家里来啦。” “怎么了？你们有事发生？” “不是我，是你的宝贝妹妹有事。就这样，她一回来你就叫她找我。” 不等以妮说再见我就挂了她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对以妮如此没有礼貌。 正当我想再打给以娜时，手机响起，是以娜。 “正，你找我？” “你在哪儿？我现在要见你。” “你为什么这么早来我公司？” “你看到我了？” “是……正，不如我们分手吧。” “我知道问你为什么是一个很低能的问题。不过，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正，你转过头来。” 听到以娜这句话，我立刻整个人向后转。而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十几米外的以娜，坐在刚刚那辆车里面，拿着手机看着我。但她旁边的驾驶座已经不见了司机。 我记得，车牌号是JC115。 我正想追问以娜，有电话打进来，来电显示是公司里高我一级的Jeffrey。我无可奈何下只能叫以娜等等，先听Jeffrey的电话。 怎知Jeffrey劈头第一句话竟然是： “薛可正你立刻回公司，上星期你负责的那批吹风机整批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