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摄影记者“干涉拍摄对象”、安排拍摄场景，即“组织加工”与“摆布”这样的事情呢？ 1957年1月，蒋齐生对此进行了总结归纳： 我以为，除了已经众所周知的属于摄影记者本身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这样一些原因： 1. 对方要求记者去拍的，并为了拍的方便，自动摆样子给拍，或者主动要求记者“导演”； 2. 记者的“牌子”大，“中央”的，“北京”的，“党报”的，人家尊敬中央、北京党报，把被拍摄对象当成“政治任务”或“光荣”，所以容忍了记者的干涉； 3. 误解了，或者被“摆”惯了，或者把摄影记者当成与照相馆的工人一样，认为摄影记者就是要“摆”照的，所以也容忍了； 4. 摄影记者误认为“组织加工”或“摆布”是创作方法，加上单纯任务观点，就以为不摆是完不成任务，编辑“一定要”，怎么办？而且由于不深入生活，不了解生活，以为要报道某一事件，就“只有这个场面”、“这个角度”、“这个表现法”，而不善于从侧面去表现，换个场面或角度去表现，不善于机灵地从实际出发修正自己的主观计划。 这里关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摄影记者的角色问题。角色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少从业人员认定，“摄影记者” 就是“上面”下来的、拿照相机的干部，来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宣传；二是公众对摄影记者的身份定位，就是“上面”下来干部与“照相馆工人”的混合体。当然，掌握稿件生杀大权的编辑们的意志与偏好，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角色定位形成重要影响。多方面的因素规定了形成“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土壤与气候。 时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章洛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对此问题提供了答案： 人民的摄影记者以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人民的宣传员而自豪。他的作品应该是体现人民性与党性的。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 1956—1957年间，来自新闻界内部，包括记者与编辑，及那些新闻官员们对“摄影记者”有什么样的定位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道德期许呢？在讨论“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时，葛力群、黎航的总结颇有代表性，也最能体现那一年代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摄影记者”身份的看法： 作为人民的摄影记者，我们认为不论他担负着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有责任把人民群众中所发生的各种生动事迹，用最优美、最典型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给读者。 强调这样一种“责任”，实则把摄影记者定位为“图片宣传员”。在当年，甚至包括多年以后，在新闻业业内的书面表述，或公开的表态中，没有人会以“照相的”或“照相馆的工人”来称呼摄影记者，但在私下里，仍有一部分从事文字工作的同事认为拍新闻照片的人大多没有、或也不需要什么文化、思想，只要人高马大，身体强壮，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就可以了。这也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关摄影记者摆布加工甚至造假等问题，遭到来自那些以文为生的同行们诟病的原因之一。 那么，宣传的应有之义，就包括按照特定主体的特定愿望，放大一些信息，缩小另一些信息，对我有用的多说，放大；对我没用的最好不说，让人见不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手段，“摄影记者”们“组织加工”一下，“摆布”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那么，公众是如何为摄影记者定位的呢？ 1956年8月28日，读者“化南同志”在一篇“不能滥用记者职权”的来信中，通过“与这个要求不相称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对“摄影记者”进行了描述，他的观点说明了当时一般受众对“摄影记者”角色的模糊定位： 作为一个摄影师、宣传员，摄影记者的行为应该是谦逊、公正、为人表率的，这不仅是记者本身的任务决定的，也是人民群众所要求的。 那么，“摄影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摄影师”的定位相当于蒋齐生所描述的“表面上的照相的”；“宣传员”的定位相当于“上面”派下来、“下面”必须服从的干部，也就是蒋所描述的“中央”、“北京”、“党报”下来的人，他们“下来”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的。这种模糊定位，与来年形成的“新闻记者要坚决做好党的喉舌”的鲜明主张形成对比。 对“摄影记者”作为“记者”的诉求，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诉求，恰恰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成了空白。而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的争论，在许多时候，是非莫辨的局面源头恰恰就在这里。 业内、业外如此一致的定位，到底对“摄影记者”的工作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摄影记者”们又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呢？角色错位，到底又生发出哪些让后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