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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照相馆——《红旗照相馆》 如何摆平

    这一年的6月25日,一位叫张文硕的同事却并没有觉得陆轲昆独仑河大桥照片的拍摄过程有什么“难堪”与“滑稽”。他对这张照片做了颇有诗意的解读,在他看来,这张照片完全达到了艾丁声言的“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    陆轲同志拍摄的“包兰铁路北段昆独仑河大桥架梁完毕”,是一张吸引人的好照片。它完美地反映了昆独仑河大桥桥梁架设中的真实面貌。人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在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天空是白云片片,地上是无数的羊群,巨大的起重机正在安装钢筋混凝土桥梁。这张照片构图比较完整,层次比较多,色调比较明朗,表现了草原上的景色,有牧区特点,也显示了我国铁路建设的规模。    作为内蒙古分社的记者,艾丁在总社的业务研讨中把分社同事的“丑事”捅出去,在自己身边会有什么反响呢?分社的领导是如何应对这一自己单位内部“抖搂”出来的问题呢?显然,对总社,分社的领导要规避自己的责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自己管辖区域内出的问题成为外界议论的焦点;对内,面对下属,又面临着把事情“摆平”的局面,他们站在哪一方呢?    这年年底,分社的工作总结中出现了一段有趣的话:    记者的思想情绪是稳定的,工作也是刻苦努力的。特别是陆轲同志到东部的乌启罗夫报道了鄂温克人,跟森林调查队到人烟稀少的森林里去进行调查,生活比较艰苦,并且圆满完成了任务。    对陆轲的“特别”表彰,是否意味着对艾丁“揭短”行为的否定呢?如果艾丁的行为得到了总社某些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分社对其行为进行否定显然是不明智的。况且,这股风到底会刮几时,刮向何方呢?此时,分社领导没有把自己吊在一棵树上,他们为自己的进退都留了路。在这篇总结提到的“工作中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之第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提出了“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问题:    记者过多地强调了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使人们对内蒙古地区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不真实的感觉。譬如,报道的赛漠塔拉车站附近的羊群和河套浇地的一些场面,都是让羊来衬托画面的。    整个总结中,没有提到艾丁的名字,但涉及到了陆轲,从字面上看,对陆是表扬的。不过,了解背景的同事们必然知道陆也有“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问题。分社在总社面前保护了可能受到艾丁那篇文章“伤害”的下级,又不动声色地指出了陆轲的问题。没有提及艾丁显然是出于淡化问题的考虑。这篇总结显示了这家分社新闻官员的应对智慧。    可内蒙古分社另一位同事袁汝逊,却在1957年到来后的第11天,以个人的名义对“艾丁同志所揭露的事实”,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这些不同的见解和认识,无意间透露了当年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文字”与“摄影”在“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或者,推而广之,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这两个同一战壕不同群体的“门户之见”:    艾丁同志对摄影是有兴趣的,但是毕竟不是专业,因此选择这样两个人的事例来推论摄影记者的情况,显然是不够确切的,是带有主观成分和片面性的。    言下之意,你艾丁只是一个文字记者,凭着对摄影的一点兴趣,就对新闻摄影专业内的作为以偏概全,说什么在新闻报道中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情况,似乎摄影记者要比文字记者严重些,因此造成的事实错误也比较多些。这就犯了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错误。    针对具体问题,袁汝逊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陆轲拍摄的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梁图片,报道的重点是“正在架桥”,而不是报道昆独仑河桥下在放牧羊群。作者为了突出草原上架桥的主题,让这群羊陪衬是可以的。袁认为,这种做法“不叫干涉生活,也不叫组织新闻”。至于铁路边禁止放牧牲畜,是政府为了人民财产安全问题明文规定的,也是牧区报道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昆独仑河架桥这张照片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昆独仑河一带还在架桥,火车当时还不能通行,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禁止放牧了。    至于《人民日报》记者林沫在摄影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则是由于其初学摄影,“对摄影采访可能存在误解”所致。但,林沫的做法“和组织加工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混淆起来”。    袁汝逊进一步阐述了采访过程中“文字”与“摄影”的关系:    文字和摄影都是新闻工作中的一部分,它只是用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它需要表达的内容,文字和摄影各有其独特性。    摄影比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的限制更多更困难,它是用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是真实的记载。    袁推断出这样的“事实”:摄影产生了文字所没有的“组织加工”问题。    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不一定都适合拍照。为了突出表现主题,组织加工在不违背生活真实的原则下是允许的。正像文字搞创作一样,不加工就不会产生富有生活气息的、或有生命力的作品。纯自然主义是不真实的。    袁呼吁道:“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应该大胆些,该组织加工的就适当地组织加工。”但他同时又提醒,要做好组织加工,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做基础。    袁的这番表述,很快就遭到了艾丁的反驳。艾指责袁把新闻报道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艺术创作的真实性,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加区别。袁虽然在文字上否认这一点,但他允许的组织加工,事实上就是允许记者干预事实。    两位争论者所涉及的问题都与内蒙古分社自身有关,并且这些言论已越出了分社范围,在整个新华社内传播,这一年的一段时间内,内蒙古分社的新闻摄影工作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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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照相馆》 自序
• 《红旗照相馆》 北海公园事件
• 《红旗照相馆》 如何摆平 [当前]
• 《红旗照相馆》 为什么会这样
• 《红旗照相馆》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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