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个事实对于地方上执行放足实务的官僚们，并无任何意义。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新国家虽然尚处于割据局面，却已经企图改造其公民的身体，并且赋予终结缠足更强大的动力。孙中山早在1912年便公告了一道禁止缠足的命令，但他的共和政府实在过于短命，因此这道命令始终未曾落实。这份文告可见于《采菲录续编》，第３９页。关于动员和训练人民的身体以应共和，见Andrew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２００４)。尽管如此，在一些濒于自治的省份里，以文明开化为己任的政权曾经致力于革新风俗，并视此为现代化政体的根基。于是，反缠足运动不仅与地方政治相互纠结，而且还反过来成为一种载体，使人民得以借此质疑国家权力对他们的侵犯，并在此过程中阐明了他们的个人隐私界限。 在山西省我们便率先看到了这样的发展。阎锡山（１８８３—１９６０)这位军阀长期掌控山西，他在1917年发动了全省性的消除缠足行动，并持续至1922年。在清室覆亡之前的十年里，四川省政府当局也曾鼓吹放足，但其取向以劝说为主，并未动用或威胁动用国家权力进行检查和惩罚。参见杨兴梅与罗志田，《近代中国人对女性小脚美的否定》,第３、１４、２１页。对阎锡山来说，光是倚靠教育和劝导的手段，并不济事，因此，他挥动国家权力，不但明令禁止缠足，强化警察的执法能力，而且还派遣查脚员挨家挨户执行这项禁令。虽然阎锡山对于缠足的看法，与沿海地区的天足会等团体相去不远，不过，由于他拥有动用国家权力的能力，就算这权力有其限制，也仍足以使整个反缠足运动的样貌产生变化。这一点，再加上政绩意识强烈的阎锡山遗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命令、告示和文告汇编，使得山西此一个案的检视，尤具揭示性。 1912—1914年间，阎锡山在他的家乡五台县组织了一个名为“保安社”的民兵团体，后来他便以此为原型，在省内各县成立类似组织。“保安社”具有两个多少互相抵触的任务：维持公共秩序和带动社会改革。村长和地方领袖被赋予家户检查的权力；家中妇女如果拒绝放足，该户人家将受到罚款的处分。他们在查验缠足时，都带着一位女性随行，以便缠足妇女脱袜受检。滹沱河北面的村庄并没有生事，但是南面的村庄不但反对，甚至还以武力抗拒，直到遭受“保安社”镇压才放弃抵抗。林秋敏，《阎锡山与山西天足运动》，《国史馆馆刊》复刊十八（１９９５／６），第１３０页。 阎锡山并未因此而灰心。1917年，阎氏以山西督军兼任省长，正式掌握该省行政权。在其推行的“六政”运动（１９１７—19２２）里，消灭缠足成为全省性的目标。他以正面表述的方式指出这六项当急之政务：水利、养蚕、种树、禁烟、天足和剪发。到了1918年，又加上了种棉、造林和畜牧等“民生三事”。阎锡山在宣言里，延续了1898年维新时期以来便已盛行的国家改革方略，认为妇女缠足造成了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约居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反对缠足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后来缠足更与吸鸦片（“吃烟”）和赌博一同被列为“民生三害”。阎锡山编，《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大原：山西村政处，１９２９），《宣言》，第１a、２a—b页。关于“三害”的内容，见第３.３b页。“女子约占人口半数”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法。阎锡山在1919年的一场演讲里，引述一份人口调查资料，提到山西男女人口比例约为7∶5。他将女性人口短少的现象部分归咎于缠足（《治晋政务全书初编》〔台北：阎伯川先生遗稿整理委员会，１９６０〕，第７２１页）。 相对的，强制要求男人剪发，则是因为男子发辫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性。虽然清朝政权于1645年颁布“剃发令”要求汉族所有男性遵循满人发式时，曾遭到汉人激烈的武力抵抗，不过，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之后，蓄辫早已习惯成自然，即使清室覆亡了，许多男子仍旧保留着他们的辫子。阎锡山就曾在1919年间怒斥某县一名蓄辫的小学教师“辫绳下垂，尤为骇异!”他不只下令男子剪辫，而且还要求理极短的平头，或是光头；在他眼里，即使蓄留“二三寸短发”，也启人疑窦，因为辫子与旧秩序之间的连接性实在深入人心，一头乱发就仿佛是准备蓄起辫子、运动复辟似的。这项命令首先施行于官界、学界和商界，1918年5月时宣告成功，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普通人民”。“骇异”一语，引自阎锡山，《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３．４a页。“普通人民”一词出自第１.４b页。 缠足的象征意义跟辫子一样明显。虽然妇女缠足并不构成政治威胁，但却标志着国族的耻辱。毕业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的阎锡山，早已内化了晚清以来产生天足范畴的全球知识域。“妇女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不但世界万国无此恶习，即前清旗人皇室，亦皆天足；且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这是他在1918年颁布的《禁止缠足告示》的开场白。在这份告示里，他警告人民，为了禁止缠足，他即将实施一项新的罚锾措施。省政府印制了超过十万份告示，分送各县张贴。《禁止缠足告示》，收入阎锡山，《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１５２３页。此处所引的文字，仿佛是阎锡山反复吟诵的咒语，在他的许多命令和告示里，他都会加上这么一段。例如，见他下达省城（太原）警务处的命令（《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3.７８b页)。这篇告示并未注明日期，不过参照其他命令的日期加以研判的话，我认为其公告日期应该在１９１８年４月以前。“十万份”这个数字引自《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初版，第１.４b页。 次年，在一次对中学生讲话的场合里，阎锡山描述了世界、中国，以及山西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时间差：“天下国家数十与中国同，皆无缠足之风，以致中国贻世界之讥诮，为莫大之耻。中国占世界之一部分，而山西又占中国之一小部分，各省缠足之风早已退除殆尽，而山西不思所以自拔，尚何以立于大地之上?”阎锡山，《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７２１页。阎锡山认为山西是仅存的落后省份，尽管他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这正传达出他想要急起直追的决心。他将“文明”和“进步”这类国族叙事套用在山西，当他强调中国已区分为进步的、“天足的”沿海城市，以及落后的、“缠足的”内陆地区时，他所使用的，是典型的国族主义式修辞。 阎锡山采取由上而下的社会变迁途径。行政上，他从省城太原派发告示和派遣督导人员；在地方层级，他仰赖业已启蒙的官员、学生和教师，或以身作则，或执行禁令。由于山西识字率偏低，因此，在阎锡山心目中，演讲才是教育和动员民众的最佳途径。他指派宣讲员定期从省城至各地解说省政府的政策与规定。此外，在1919年冬，省城“高等小学以上各学校”约计三万名学生准备趁寒假回乡过年之际，阎锡山“委任”他们向人民宣讲劝导实行天足等《人民须知》所要求的各项事务。他劝谕回乡学生们联合家乡的知识阶层，包括过去的毕业生和“前清之举贡廪附”，共组巡回演讲团，他也会命令地方官员协助安排演讲事宜。同前注，第７１７—７２４页。《人民须知》是一本以教育平民百姓为宗旨的基本读物，并由识字者向不识字者宣讲。该书以口语文体写成，内容包含了人民应“戒”事项（戒缠足、戒溺女、戒早婚），以及有关世界地理、世界人种、不平等条约的讲解文字。其修订版可见于山西村政处编，《山西村政汇编》（太原：山西村政处，１９２８），附录。在第二印的序文（日期署为１９１９年１月）里，阎锡山提到，这个读本总共印刷了２７０万册(《人民须知》，《序》，无页码）。 阎锡山的草根动员，等于是将地球知识域传播到这个西北内陆省份最偏远的村落里。经过这种种动员活动，天足与男子剪发成为最急迫的公共事务。个人外观的政治含义建立在一种现代的身体概念上，一方面将身体区隔为外显形式和内在精神，同时又强调个人身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连。就像阎锡山在一次演说中，对“参众两院初选当选人”所说的：“至于剪发之事，虽属个人身体上之形式，无关轻重，然人民之观念，未尝不借此为转移。”阎锡山劝谕这些议员们，回到本乡之后，即“促进文明与进化”。“吾晋人士，其忍视中华民族为印度波兰之续，而不思为之提拔乎?”（《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１５２１—１５２３页）。阎锡山在告示和演说里，经常出现身体外观导引内心信念的说法：“诚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趋向”（《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宣言》，第２b页）。 直至１９１８年５月，也就是阎锡山颁布《各县设立天足会简章》之后八个月，全省１０５个县均已成立天足会，会员数目总计超过２万人。这个惊人的会员人数和成长速度，与各县公务员和村干部均有充当会员之义务有关，他们若违反规定，将遭受停职处分。至于平民，男子年满２０岁均可加入天足会。会员的主要责任包括捐助会务经费和劝导人民改变缠足观念。他们也应以身作则，要求家属厉行放足，奉行天足会理念。《各县设立天足会简章》，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５日，收入《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２．５６b—５７b页；参见《山西村政汇编》，第１.３９b—４０b页。这里的会员数目引自阎锡山向总统的汇报，见《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１.４b页。遍设天足会可能只意味着一件事：缠足这习惯仍然在全省各县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