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从“天足”到“放足”

对于文化——或者具体说，一种代代相传的身体取向和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惯性力量，薛绍徽展现了相当的理解，问题是，围绕在她周遭的是一股方兴未艾的革命浪潮，她的理解于是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最初十年中，帝制已进入弥留阶段，受到时代氛围感召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渴望在顷刻之间彻底翻修传统旧俗，因此，“解放”缠足在他们眼里，攸关国族的生死存续。早期由男性地方精英所从事的反缠足活动，集中在广东、江苏和湖南这三个改革气氛较为浓厚的省份。只有湖南的不缠足会（１８９７）直接受到官方（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见林秋敏，《近代中国的不缠足运动》，“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０），第５２—５８页。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人发起的反缠足团体纷纷在地方城镇出现。林维红在一篇论文中排列了各地天足会团体的成立时间，并指出1898年为天足会发展的高峰期。她还注意到，组织这些团体的，主要是地方上的极少数官绅，他们为了逢迎上意而表态放足，因此，就终结缠足的实际成效而言，这些团体其实乏善可陈。地方性的官方和准官方反缠足组织得不到地方精英的支持，社会基础薄弱，这是由于当时的地方士绅绝大多数属于立场保守的一群，倾向于维系固有传统(《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１８９４—１９１１〕》，《“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１６〔１９９１〕，第１７７—1７８页）。相对的，吕美颐和郑永福则认为，地方天足运动在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期间，遭遇挫败，到了1901—1905年间，反缠足活动才又恢复活络(《中国妇女运动〔１８４０—１９２１〕》〔开封：河南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６２—1６３页）。若说天足是一种抽象朦胧的理论言说，那么，放足便是一种务实的、落实于地方的社会议程。为达此一目标，就必须面对和消弭可能的阻力；构成阻力的，不仅有妇女的思维惯性，还有她们的身体顽强性。如同我们将看到的，诞生于此一对阵过程中的，不仅是关于女性身体的新观点和新知识，还有更重要的是新的女性主体性。 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最初十年，许多反缠足团体风涌而起。它们的活动和目标大致分为两大类。首先是一种家父长之间的约定，亦即，反缠足团体成员立约不为女儿缠足，也不娶小脚媳妇。他们认为，移风易俗，身为家长和社区领袖的他们，责无旁贷。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缠足运动把焦点扩展到他者导向的教育与宣传工作，此时，妇女无分老幼，都成为紧密宣传活动的目标群体。要将放足的讯息向公众传播，至关紧要的就是传统的文字宣传管道。因此，在华北，铁路沿线的市镇街头和城墙上，张贴着政府的告示；根据天足会的报告，截至1904年，该会在上海、成都和西安，便已发送了十万份的文宣传单；反缠足团体并赞助了许多次的征文比赛。关于1904年间流通的反缠足文宣品标题和价格，见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８７２—8７３页。关于征文比赛，见第８４０—8４１页。亦见吕美颐与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第１６３—16４页。天足会有一回在汉口举办了宣扬天足理念的演说会，在该次集会里，立德夫人向受邀参加的中国官员散发了2000份左右的宣传册子和传单，期望他们能将这些文宣品广为流传（Little,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London:　T.　Fisher　Unwin,　１９０２〕,　p.３０６)。以上这些，再加上反缠足组织的活动快讯与年度报告，有如潮水般涌入文字市场，使得有关缠足的文献迅速累积，无比丰富，而且，里面所谈论到的，许多是过去不曾见诸笔端的内容。 长久以来，儒家常将视觉表述扣连到妇女读者——图版或插图基本上是针对文盲与妇女——许多反缠足文宣品也依循着这个传统而诉诸于图示，其效果或许更胜于长篇大论的文字，而散发这些视觉图像的反缠足团体，也就成为促使认知变迁的能动者。缠足的视觉呈现，就算整整齐齐地穿着鞋子，在中国人眼里，也极具震撼性；裸露小脚更不用说，即使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春宫图里，这样的画面，尚且属于一种文化禁忌。然而，在西方的显像科技如摄影机以及稍后的X光机引进中国之后，这个视觉上的禁区，几乎在一夜之间即告土崩瓦解。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商业摄影师以付费或逼迫的方式，要求贫穷妇女卸除她们的裹脚布供他们拍摄，由此产生了第一批缠足裸足的影像。钻研中国与欧洲早期摄影的历史学者提里耶（Régine　Thiriez）指出，这类交易和相片都被认为有伤风化。尽管如此——又或许正因如此——到了1865年，观光客在上海、横滨或者巴黎等地购买的相片册子里，常常收入了至少一张有关中国“恶俗”（吸鸦片、缠足、处决）的照片。直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展示裸足的照片影像，尽管数量不多，还是以呈现某种源远流长的“中国风俗”之姿，在市面上流通。提里耶写道：“解开裹脚布供摄影师拍照的模特儿……均属贫寒妇女，她们成为摄影对象，与市场供需要求有关。实际上，这类相片的拍摄数量极为稀少，这个事实相当程度反映了此一西方好奇的不得体”（Ré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ast　Asian　History　１７／１８（１９９９）：７７—１０２；引文摘自第９７页，亦见第９３页）。这些照片聚焦在双足，通常以一脚缠、另一脚不缠的画面呈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每个商业摄影师都有一些与缠足有关的照片，搭配其他“中国风俗”主题如“人力车”、“扁担”、“三百六十行”等的照片，供顾客挑选。在上海，至少有一家照相馆有两片大型橱窗陈列商品，因此路过的中国人也有机会看到某些这类摄影作品。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有关相片册子、商业摄影师及其顾客的情形，我的掌握来自于与提里耶的私下讨论（2003年2月）。感谢提里耶博士不仅拨冗回复我的提问，还慷慨提供我她的材料和专业学识。 传救士医生们为医学期刊撰写的专业论文里，也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裸足影像。研究截肢和人体构造的开业医生和外科医生，先是透过绘图的方式，后来则借重一般照片和X光照片，来辅助说明其研究成果（见图三）J.Preston　Maxwell的论文为最早运用缠足X光照片与普通照片的医学报告之一(“On　the　Evils　of　Chinese　FootBinding,”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３０，　no.６　〔Nov.　１９１６〕:３９３—3９６)。Maxwell医生在福建南部的永春地区行医。F.M.AlAkl在其医学报告中亦附有小脚裸足X光图绘与照片(“Bound　Fee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New　Series　１８,　no.　３　〔Dec.　１９３２〕：５４５—５５０)。此外，加州大学放射学系(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mia）于1920年和1922年拍摄的缠足X光片，均重制收入Ilza　Veith,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Dolls　and　Footbingding　in　China，”　Clio　Medica　１４,　no.３／４(１９８０）:２５５—２６７。。不论是商业照片还是医学报告，它们的流通，基本上以西方读者为主。不过，影像自有其社会生命，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引起回响，不必然需要直接接触。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案头上，大概不会出现当做纪念品贩售的相册，但他们确实感到了耻辱。康有为在他的1898年劝禁缠足奏折里就提到：“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５０８页。 最讽刺的是，率先运用这些不光彩影像，使之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大众之中广为流传的，反而是那些反缠足运动斗士。许多反缠足文宣品都借助视觉揭露的技法。1904年的天足会年度报告便指出，一张以“透骨新法”绘制的海报曾遍贴于北京城内外一带（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８７２页）。关于X光模式的透视图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见我的“The　Subject　of　Pain”，收入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２００５)。另外，有一个名为“天足画报社”的团体曾在1912年刊登广告，见林秋敏，《近代中国的妇女不缠足运动》，第９６页。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观看者的目光限制已经大为放宽。过去不被观看和不宜观看的，如今成为日常景象；女性身体，像反脱的外衣一样被往外翻露。就像提里耶所察觉到的，在中国女性的肖像照片中，出现了一种展露身体的趋向：“随着19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曙光乍现之际，〔拍照的〕布景与姿势，也逐渐大胆起来。”Thiriez,“Photography　and　Portraiture,”　p.９７。一旦原来被认为带有煽惑意味的姿势变得稀松平常，就再向尺度挑战，于是出现裸露更多的影像。同样的，从20世纪伊始至20年代，反缠足团体散布的有关女性脚部的视觉新知，展现了更加露骨写实的影像内容，从而改写了“暴露”的定义和尺度。 由于反缠足运动主要靠放足大会等公开仪式来推动，这社会运动因此成为知识传播站，在传递关于缠足的生理学新知方面，成绩斐然。这些集会多选在教堂、学校、政府机关和运动场举行，其表现内容，具有高度的戏剧性。它们的运作方式，是将女性身体展示于舞台中央，有时辅以道具，有时则否。由于天然未缠的双足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也不具震撼效果，因此，为了挑起人们的行动意念，放足运动诉诸于天足的反面景观——亦即，缠足——只是如今所呈现的缠足，乃是剥除遮蔽的小脚原貌，不然就是以写实或夸张的手法，特制小脚模型，供人观看。上海天足会（1895年成立）举行的相关集会，便曾使用这类道具和视觉器材，包括木制或石膏制的小脚模型，与图四相仿，从该模型可以看到整齐排列的内折四趾，趾甲上并涂以白漆。天足会的集会虽然以演说为主，但也举行各类仪式活动以提高观众的参与感。例如，1904年在上海举行的一场集会里，在会议结束之前，主办者在讲台上摆设了若干种式样的鞋子模型，然后邀请与会女士将该会所发之红纸片投放在中意的鞋式之内，借以“票选”出最受欢迎的式样。上海中国天足会，《天足会报》一（1907年夏），第１７页。主办者仿佛认为，只要人们愈清楚原先被当成禁忌的裸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愈能想像和同情女性为此所忍受的痛楚，也就自然乐意接受更可爱的天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