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足运动到了1898年，已成为国家改革的急务之一。这一年，改革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上一份慷慨激昂的奏折，吁请他即刻下令禁止缠足，因为缠足已经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竞争力。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第５０８—５１０页。康有为从五方面谴责缠足：缠足就像是施加于无辜女子身上的一种肉体刑罚（肉刑）；缠足有违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心；缠足使女子脚骨受损，体弱多病；中国因缠足而“弱种流传”，连带使得中国男子的体格羸弱，无以为兵；此外，缠足贻笑国际，因为在外国人眼中，它乃是一种野蛮风俗。很明显的，康有为对于成为国际社会注目揶揄的对象一事，感到相当困窘不安。在这篇奏折的最后，他预言，禁止缠足之后，“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第５１０页）。有位沈女士受到这波批判浪潮的鼓舞，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女学报》的主编薛绍徽（１８５５—１９１１），以过来人的心情痛陈缠足之害。薛绍徽是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乡绅闺秀，也是上海女学堂的八位创办者之一。创办女学堂的构想，主要来自《论女学》作者梁启超以及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其他创办人还包括了郑观应以及康有为胞弟康广仁，他们同样都是反缠足运动的先声。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以及夫兄陈季同，均为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再加上陈季同的法国妻子，都是清末引进新学的先驱者。薛绍徽的丈夫为陈寿彭（１８５７—约１９２８），他与哥哥陈秀同（１８５１—１９０７）都是《求是报》此一维新时期刊物的创办人和主编。陈秀同的妻子为法国人，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赖妈懿”。倡议女学堂的会议在1897年12月6日召开，正式成立则在1898年5月间；女学堂一共办了两年，招收了70名女学生。《女学报》创刊于1898年7月24日，而在1898年10月29日发刊后，便告停刊，总计印行了12期，不过留存下来的只刻下８期而已。参见钱南秀（Nanxiu Qian）的论文“Revitalizing the Xianyuan （Worthy Ladies） Tradition,” Modern China ２９, no.４(Oct. ２００３)：３９９—４５４。并请参见她的《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收入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９３２—９５６页。承蒙钱南秀慷慨提供她的文稿和薛绍徽著作影本，特此志谢。既然薛绍徽本人积极从事女子教育改革，她的家人、同事又都有着西学的背景，因此，当沈女士写信给她的时候，极可能期待获得她的共鸣，并肩挞伐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