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流动放缓。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1979-2000年间，最穷的2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仅提高了20％；最富的20％家庭，实际收入则提高了70％；最富的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184％；极富的0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得更大。也就是说，越富的家庭收入提高越快。在1979年，最富的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家庭的133倍；到2000年，则变成了189倍；现在更高。同时，穷家庭的孩子往上爬也越来越难。把人口一分为五。最穷的1／5的家庭的子弟，在20世纪70年代有12％能爬到次穷的1／5或最富的1／5的阶层。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跌到11％。次穷的1／5家庭的子弟待在原来的阶层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是28％，到20世纪80年代为32％，到20世纪90年代则为36％。那些生在最富的1／5的家庭的人，待在原来阶层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阶层间流动小，精英就开始世袭化。这在总统政治中反映得最为真切。2000年的大选，布什是前总统的“太子”、贵族寄宿学校毕业、耶鲁出身；戈尔是前参议员之子，同样上了贵族寄宿学校、哈佛毕业。到2004年，布什竟不得不和耶鲁前后班的同学、比自己还富有的克里对阵，乃至笑星在晚间节目上开玩笑：我们的总统政治终于多元化了。一个来自得州的耶鲁子弟，将和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耶鲁子弟竞逐白宫。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玩笑。有论者指出，虽然美国大学执行种族平权政策、讲究多元化，但精英的大学，不过是让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和来自加州的富家子弟同屋。他们之间的种族、文化、性别都可以是多元的，但阶层却出奇的一致。不平等的大学教育，正在制造不平等的美国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开始精英统治，在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趋势。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恩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最近几十年虽然一直声称要照顾弱势阶层，但这种照顾更多体现在种族上而非经济上。他们研究了19所精英大学，包括5所常青藤以及一些顶尖的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结果发现，一个穷孩子SAT如果考了1200分，他并不比一个拿了同样的成绩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具体而言，一个运动员申请大学，在录取上比一般学生有30％的优势（假设他只有20％的机会进一所大学，但被该大学的教练看中后，机会就提高到50％）；一个黑人或拉美裔，靠自己的肤色有28％的优势；一个有潜在捐款能力的校友的子弟，有20％的优势；一个贫困生的优势则是零。 SAT满分为1600分。哈佛、耶鲁学生的平均成绩大多在1400分以上。考到1200分，虽然进不了这种顶尖大学，却也在一般精英大学的门槛儿上。如果把人口一分为四，来自最富的1／4家庭的孩子达到1200分的数量，比来自最穷的1／4家庭的孩子多6倍。照分录取，穷人当然吃亏。结果，最穷的1／4的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34500美元）的孩子，只占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的9％。最富的1／4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10万美元以上）的孩子，在校比例则从1976年的39％升到50％。最近另有研究指出，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3／4来自最富的1／4的阶层。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录取一个富家子弟的可能要比录取一个穷孩子高25倍。在哈佛大学，学生家庭的中位收入为15万美元。哈佛校友的子弟被录取的机会是一般学生的3倍。在大多数常青藤盟校，校友子弟占学生总数的10％到15％。虽然各种研究提供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指向的大趋势是不错的。说精英家庭在常青藤传宗接代，恐不为过。 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是，那些穷孩子在分数线上不仅一点便宜占不上，而且实际上吃亏。比如，名校校友的子弟，一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他们申请同样的大学，比穷孩子的分数可以低一大截。再加上运动员、黑人、拉美裔都要受一些照顾，录取时分数打折扣的人就相当多。严格按正常分数入学，穷学生实际上等于受了歧视。鲍恩的研究揭示：如果把给那些校友子弟的照顾给那些家庭年收入在33000美元以下的孩子，穷孩子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就会上升17％。 这一发现，令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冤枉。这似乎违反了他们的常识和信仰。多少年来，大学录取办公室一直努力提携弱势阶层的子弟，怎么会成心刁难人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当你出身弱势阶层时，你取得的同样的成绩就反映着更大的能力。因为你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昂贵的考试准备班，你上的中学也没有为你提供有效的训练，你们来自那些无法提供教育机会的家庭。”哈佛2004年一下子就免了所有贫困学生的学费，多少也有这一层考虑。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怎么说贫困生会受挤压？ 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数据揭示了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现实。目前美国大学竞争异常激烈。大学新生SAT的平均成绩，每年都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拿去作为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该杂志把大学新生SAT的中档成绩（排在25％到75％的分数）取出来衡量各校学生的学术能力。哈佛大学的成绩在1400到1580分之间，普林斯顿在1380到1550分之间，耶鲁在1370到1560分之间，麻省理工在1420到1560分之间。毫厘之差，就会决定谁高谁低。一些原来是二流的学校，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都靠强调SAT等“唯才是举”的手段，在排名榜上扶摇直上，目前已经抢占到了精英大学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伯克利这样的名校。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谁肯落后？一旦降低分数多录取一些贫困学生，学校的SAT平均分就掉下去，排名也跟着下降。 录取穷学生，不仅要免人家的学费，而且还要给人家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平衡这样的开支，就得涨学费，让富家子弟多付一些。换句话说，录取穷学生，等于降低学校的排名，提高了学费。这就好像一个产品品牌差了，价钱倒贵了，还怎么卖？所以，扶助穷学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同时，由于精英大学的牌子越来越值钱，学费飞涨。大学为了拔高自己的名次，到处招募学术优异的学生，在高学费之下又有高奖学金。即使是一些中高产阶级的子弟，在精英大学也接受大笔奖学金。结果，由于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财大气粗的精英大学，他们实际上比贫困学生拿的奖学金还高。 如今成为众矢之的的，是对校友子弟的照顾。2004年大选时，布什公开承认，他当年进耶鲁是因为家庭关系。他相信大学录取应该看学生本身的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他的对手克里，同样是跟着父亲进了耶鲁的贵族子弟，也要求取消对校友子弟的优惠。似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然而，校友子弟优惠的制度，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容易攻击，但实际上最不可能取消的制度。 校友子弟的优惠，简单地说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上：做买卖要靠回头客。上大学，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怎么让人家“回头”呢？那就得盯住那些祖祖辈辈都来一个学校上学的家族。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商店拿了优惠卡，再买东西总是去那里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一个家族世代上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声誉就成了这个家族声誉的一部分。这样的家族，只要成功富贵，就会大笔给学校捐钱。像常青藤这样的私立学校，大部分钱是校友捐的，即所谓“捐赠基金”。一个学校的实力，就看这个捐赠基金的大小。学费收入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给校友的子弟一点好处，就是要供一供这些财神爷。 供这些财神爷，即使纯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也并非没有道理。私立大学要自己弄钱来。没有大笔的捐赠基金，私立大学就成了一个超级市场：学生是买东西的顾客，教授是售货员。比如，笔者在一所小的私立学校教书，给学生一个“不及格”，学生马上就说：“我花900多块钱上你这门课，难道就为了个不及格？！”人家到处去告，摆出一副“老子不买你的东西”的态度。学校怕学生退学，丢了学费，如临大敌。学校靠学费活，就不敢得罪学生。学生对分数不满意，学校就得小心。许多学生，甚至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打分的心态，会说什么“我至少应该拿个B”。和这样的学生打交道，就像在超级市场讨价还价，实在斯文扫地。一旦有了捐赠基金，学校就硬了：我们这里是有学术标准的，达不到就走人！你那几个学费根本不值一提。况且你不想上有的是人要打破头来上。校友们的利益是维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们总谈哈佛、耶鲁是私立大学。那么谁拥有这些私立大学呢？说白了就是这些校友。学校的钱是人家给的，学校的董事会是人家选的，最后这个董事会决定谁来当校长。所以，要侵犯这些校友子弟的利益，听起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多少有些反客为主。这些校友的力量，从布什进耶鲁的经历就可窥一斑。 1963年布什申请大学时，SAT的语文成绩才566分，如今大部分耶鲁学生要考到700分以上。但就在他申请的那几个月，耶鲁竟然为了他悄悄地修改录取政策。因为申请人太多，学校已经无法对所有校友都一视同仁，于是决定给那些对耶鲁贡献大、社会地位重要的校友子弟更优先的考虑。布什的祖父是耶鲁所在的康州的前参议员，不久前还是耶鲁的校董；布什的父亲正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布什当然不是一般的子弟，所以他在1964年被顺利录取。 两年后，耶鲁录取部的新院长R．因斯莱·克拉克（R．Inslee Clark）上台，大力削减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在1967年录取的新生中，校友子弟的比例从布什入学那年的17％跌到12％。这本是顺应当时突破世袭贵族统治、追求学术精英主义的教育改革大潮流，但却惹恼了校友。克拉克没干几年就下台了。1974年，就在耶鲁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募捐的前夜，他的继任者竟把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提得比布什入学时还高。哈佛和普林斯顿看到耶鲁的教训，再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大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普林斯顿的前校长鲍恩主持的大规模研究揭示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却不敢触犯校友特权的原因。他提出的方案，是让学校减少对运动员的照顾，用省下来的优惠名额来提携贫困学生。但是，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名校，对运动员优惠非常小甚至没有，对校友子弟的扶助却甚大。这一方案在一流大学起不了什么作用。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自己当年也是靠家庭背景进了哈佛。他提出议案，要求大学公布所录取的校友子弟的比例，意在把这一不公平的政策及其后果，暴露给公众，引起公愤，让各大学在讨好校友时有所收敛。这大概也是目前唯一有实际可行性的措施。 如今，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现象已经被普遍承认。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还一筹莫展。也正是如此，鲍恩提出以经济平权代替种族平权。根据他的数据模式，这一政策一旦推出，黑人和拉美裔在精英大学中的数量就会下降一倍，穷白人的孩子就会提高。这当然会触动美国的另一根政治神经，不可能轻易实施。 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高科技社会。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 《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出版了一个“世界大学概览”。这一概览，远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对于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却远比后者重要。该杂志一直大声疾呼：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型期。不顺时而动，即使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将成为历史陈迹。 世界大学的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学大众化。大学本是精英的教育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 Bologna／University 0f Bologna）建于1088年，以罗马法研究闻名。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剑桥大学建于1200年左右。在那样的年代，识字率甚低，上流社会也充斥着只会打仗的大老粗，能进这样的学府的，基本都是些怪僻的精英书虫。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工业革命汹涌澎湃，全英国也不过4所大学。如今呢？美国的各种大学，加起来有4000所左右。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成员国中，成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从1975年的22％上升到2000年的41％，而且上涨的势头还在继续。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平民化。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中国的高校，近十几年不断扩招，在20世纪末期大学生人数翻番。2000年大学生总数达到1100万。有人预计这个数字到2010年会达到1600万。印度也急起直追，试图和中国一道拥有世界最大的大学生人口数。 第二，知识产业迅速崛起。一场“软革命”正席卷全球。知识越来越多地代替了物质资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985年到1997年间，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德国从51％上升到59％，在英国则从45％上升到51％。一流的公司，几乎1／3的投资花在研究开发、市场构筑上。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知识经济的引擎，不仅生产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其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等，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硬件。 第三，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过去2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在海外大学读书的学生已经翻番，目前接近200万人。这已经占世界1亿大学生的2％。在英国，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大学生超过10万。中国学生在这个群体中占了最大份额，留英人数一度接近4万。英国一些专家甚至预测这个人数到2010年还会翻一番。美国作为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入境的外国学生每年达到6万人左右。虽然“9·11”后因为签证问题国外的申请者急剧下降，但美国已经开始注意调整政策，估计未来几年申请人数还会上来。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人数2003年增长了47％，印度学生增长了5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学校，正进军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分校。甚至有些专家预测，不久将出现全球性的超级大学联盟，形成几家类似沃尔玛、麦当劳那样的跨国连锁体系。 第四，大学教育成为一大产业，引起了激烈的竞争，企业界跃跃欲试，要在象牙塔里开店。传统的大学已经无法维持其垄断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世界大学生人数超过800万（这个数字比上面提到的1亿保守许多），有350万教职员。全球每年在大学上的花费达到300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俄罗斯的GDP。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1％。 面对这种大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趋向，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不得不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大众化的潮流是否会淹没传统大学的精英教育？这一点在大学传统最为久远的欧洲变得格外尖锐。过去，欧洲的大学都是国家投资，上大学的人少，大学再怎么破费，财政负担也不会很大。如今大学全民化，学生人数不断翻番，钱却只有那么多。结果只能用原来给少数人服务的设施和师资，为翻了几倍的学生服务。美国的大学，有几千个本科生就算大的了，甚至几百号人的袖珍型也司空见惯。上万本科生的大学，实属凤毛麟角。但意大利的罗马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竟有18万学生。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大学（Anadolu üniversitesi／Anadolu University），学生人数达53万！美国的邻居墨西哥的墨西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学生也达20多万。这还谈得上什么精英教育呢？意大利的大学面对这样的大众，依然坚持精英制度，要求每个学生和教授面对面地口试。但面对十几万学生，哪里找得出那么多教授对学生逐个口试？结果，口试的时间平均压缩到了5分钟，用于一般的寒暄都感到吃紧。精英教育纯属纸上谈兵。更不用说教授的相对工资水平越来越低，图书馆、教室、宿舍等硬件长年失修。这也怪不得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 Drucker）预言：“30年后，目前庞大的大学校园会成为历史遗迹。”他甚至连美国的大学也不放过，称美国过去40年的大学建设是一大失败。 面对这样巨大的危机，传统派和未来派提出了两种方案。传统派认为，现代大学的两大原则--民主化（对所有人开放）和实用化（即为市场提供知识产品）腐蚀了大学的基本精神。用已故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话说，让那些喜欢塞恩菲尔德（Seinield，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最流行的同名电视系列喜剧的主人公）而不是苏格拉底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愚蠢的资源浪费。把求道与谋利混为一谈，丧失了教育基本的真诚。大学要保持原来的格调，必须回到传统，维护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未来派则乐观得多。他们的基本信念非常简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但技术也发达了，技术可以解决人多的压力。这同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类似。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远远高出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最终会出现大饥荒。事实证明相反。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发展使粮食生产的增长明显高于人口增长。在高等教育上也是一样。现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面临两个瓶颈：拥挤的大学校园和有限的教授。但网上教育可以绕开两者。很少的教授，可以通过互联网给更多的大众传播知识，校园成为不必要的设施。另外，像剑桥这样的著名学府，虽然仅能教育有限的学生，但是它可以考查、检验远远超出这个有限数量的学生。这样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走全球化道路，和一些地方的教育机构合作，把教学“外包”，教育出来的学生只要合乎自己的标准，就发给学位证书。这就如同跨国公司一样，产品自己设计，质量自己把关，但生产过程全在第三世界。事实上，像芝加哥的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已经在以色列、香港和当地的教育人员合作，半数学生“外包”给别人来教，自己控制课程设计，检测学术标准，并发放证书。 可惜，这两派人都无法解决目前大学的问题。传统派理想虽高，但脱离现实。现在人人想上大学，把不懂苏格拉底的非精英拒之门外纯属异想天开。未来派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可惜是懂技术而不懂教育。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包括品德的培养、人格的完成、分析能力的发展，需要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这就像养孩子一样，父母多忙多富，也要自己花时间。家务可以请保姆，知识训练可以请老师，但情感的发育、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养，都要父母亲自操心。说远程教育、网上授课能够代替现在的大学，就好像说可以网上育子一样荒唐。如果名校只检测人才而不培养人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标，大学就成了考试公司，高等教育就会空洞化。 从我个人短短的教学经验看，现代技术确实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有其界限。大学有两部分：训练和教育。前者包括基本的知识传授，技能的磨炼，后者则包括人格的发展、分析能力的培养、价值观念的形成。在传统的大学中，这两者基本是不分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则使这两者有了分离的可能。比如2005年我给学生讲古希腊史，就有很好的影像资料可用。有专门的教育公司生产大学课程的光盘，办法是请权威的教授讲大课，全程录像，并配以丰富的图像资料。这种光盘所展示的，和大学课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美国大学的许多课程，实际都是由外行人来教。比如一个美国史教授讲中国史，我这样的中国史教授讲希腊史。隔行如隔山。跨一个领域，有时连历史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发音。这样的授课怎么能够和教育公司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筛选的专家在精心准备后的授课竞争呢？目前一流教授一般不屑于把自己的课变成光盘，市场上卖的大多是二流教授或年轻教授的产品。一旦一流教授观念变过来，走市场道路，这种教育公司的产品质量就更高。很少量的教授，确实可以通过光盘，代替大部分教授在基础课程中讲大课的工作。 不过，光这么听大课、记笔记，仅仅是教育的一小半。更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我告诉学生，古希腊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代表、两大传统，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权威主义的。孰优孰劣，我让学生分成两组辩论，手把手地帮助他们分析，随时点出他们的漏洞。这是光盘替代不了的。这是教育。而这种教育，只有在小班才能进行。大课教授的人力可以省，小讨论班的教授人力不仅无法省，而且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基准。 仅靠科技的发展，解决不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危机。维持精英教育的优异，同时又满足大众化的需求，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虽然问题重重，但相对而言还是最成功的。以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而论，前20名中的学校，17所是美国大学。另外则是排在第三的剑桥大学和第八的牛津大学，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整个欧陆，竟没有一所一流大学。除了质量占优外，美国大学奖学金、贷款多样、充足，虽然学费惊人，但这些“标价”并不是学生的实际花费。各阶层的人，通过奖学金和贷款，大致都可以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研究性大学，以及威廉斯、阿默斯特、斯沃斯莫尔、韦尔斯利这些小型的本科文理学院中得以完整地维持。 师生比例达7∶1、6∶1，甚至有3∶l者。同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又可以在一些低层级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营利大学、网上大学进行。反观欧洲，大学基本全由国家经营，一方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不许或限制大学向学生收取学费，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 全球化的竞争，已经使这种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难存活。学生和教授可以在全球流动。政府想管也管不了。比如，德国的大学得不到经费，校园教室拥挤不堪。政府力图维持平均主义的大学教育，结果学生不买账，纷纷跑到英国大学中去。英国政府限制大学收费，经费不足使教授负担加重、报酬偏低，结果一流教授被美国的大学挖走。不仅政府在那里瞎指挥，而且那个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管用了。《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在当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的扩张中，中国已经处于带头羊的地位。中国大学生的增长，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由于管理过死、体制过于单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张给中国大学带来的是危机而不是机会。我在近著《谁的大学》中已经论及，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不应通过教育拨款集中在少数精英大学，而要通过教育券的手段分散到学生手里。只要学生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超过规定的高考分数线，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教育券，用来支付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从国家手中兑换现钱。这样，大学必须先在市场上争夺消费者，招来学生并提供了教育服务，才有要钱的资格。在这方面，对公立、私立大学要一视同仁。这样，民间资本看到有利可图，会大量进入高等教育。没有北大、清华这样的实力的民办大学，可以通过降低费用从而降低学费来吸引学生。这种低层级的大学，会给整个大学体系施加巨大的价格压力，抑制高等教育费用的上涨。真正的一流大学，也可以在竞争中产生。可惜在今天的制度下，大学没有提供教育服务，就先向政府要钱，打造自己的品牌。各大学都好大喜功，烧钱兴事，唯恐不够一流、要不来经费。这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寻租。结果是高等教育费用不断上涨，却没有人真正关心教育质量。近年来中国大学的费用在绝对数目上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许多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到欧洲读书。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失败者，正在丢失自己的市场份额。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一流”垄断教育资源。只有放松管制，让民间教育自由发展，中国才可能利用现在的机会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 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苏珊·霍克菲尔德，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 生命科学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和生命。科学和价值观念、道德问题会纠缠不清。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发展，甚至安乐死的争议，都涉及深刻的伦理问题，一点细节就会招致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卷入。 麻省理工不能再把学生关在实验室里，而要扩展其人文教育。这一变化，在目前的麻省理工本科教育中已经显示出来。过去麻省理工招生时总把加州理工学院看成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则要和普林斯顿争夺学生。同时，欧盟也有不少人酝酿在波兰建设一个欧洲的麻省理工，挑战美国的科技优势。要保住美国的科技优势，麻省理工任重道远。它目前的转型，预示着世界顶尖的理工科教育的未来。 2005年对于世界教育之都波士顿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因提出一个男女先天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女科学家过少的原因之一的假说，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风暴，招来了哈佛教授们的不信任票。然而，就在与哈佛一桥之隔的地方，前耶鲁大学的教务总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正式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第十六任校长，成为统治这个一直被视为女人禁地的世界最高工学院的第一位女性。与四面楚歌的萨默斯形成鲜明对照，当苏珊·霍克菲尔德作为未来校长第一次出现在麻省理工时，竟赢得了5分钟之久的全场起立鼓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这个工程师的摇篮第一次迎来一位来自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作为自己的领袖。 无巧不成书。哺育哈佛、麻省理工的波士顿，2005年超过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成为美国企业经营费用最高的大都市。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使当地集中了各种专家，他们工资奇高，因此波士顿劳动力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6％。人才的升值，说明这个教育之都正在取代西部的硅谷，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高科技的龙头。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评选，从事生命科学的四大公司，名列2005年波士顿100家最大的公司的榜首。作为一个产业，生命科学正在取代计算机科学而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从教育到经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开始。 先说苏珊·霍克菲尔德。2005年她54岁。如果按萨默斯男女天生不同的假说，苏珊·霍克菲尔德正好为之提供了一个反证。一般的成见认为，男女才能之不同，出生不久就能够看出来。女孩子喜欢玩娃娃、过家家，她们的游戏特别具有叙述性。这令人想起女性的文学才能。男孩子则喜欢玩枪、汽车，并且常常把玩具拆散，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被人用来解释男人为什么攻击性强、富有探求精神，为什么喜欢搞科学、当工程师等。苏珊·霍克菲尔德在上小学三年级时，人家送给她一块表。她则好奇要看看这个表是怎么运转的，于是一点一点地将之拆散。等她触动发条之时，表砰的一声散开，零件撒得满屋都是。她为此兴奋得不得了。这算是她最后跑到“男孩子的领域”中的最早迹象。 不过，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生命的运转规律。这大概要归于女人的天性吧。1973年，她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生物。6年之后，她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获得解剖与神经学的博士。从1980年开始，她在长岛的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实验室工作5年，老板是1954年发现DNA结构的科学家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85年，她到了耶鲁大学，从事特别与儿童相关的脑癌研究。1998年，她成为耶鲁大学研究院的院长，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来自医学院的教授担当此职。到了2003年，她成了耶鲁的第二号人物：教务总长。 麻省理工选择她，自然和她高超的政治技巧有关。她当耶鲁研究院院长之时，笔者还是那里的研究生。当时学生中传说，她是个典型的女强人，在读研究生时和几个女友一同发誓：不拿到终身教职不要孩子。此事真假不可考。但如今她的独女仅十几岁，是快40时才生的，显然是在拿了终身教职以后的事。不过，真见其人，全无强悍的痕迹。她走到校园里，碰到笔者这样从来不认识的研究生，也一直都春风满面地微笑、打招呼，让人感到十分温暖。她在任期间，正好赶上一些研究生要组织工会，称自己辛辛苦苦当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简称TA），被学校剥削了，于是游行示威，甚至罢教。苏珊·霍克菲尔德作为研究院院长，自然是众矢之的。但她却能以柔克刚，大幅度提高研究生的奖学金，让不满的研究生没有闹事的口实。她当教务总长时，前耶鲁毕业生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突然发表文章揭发自己当学生时曾受到耶鲁顶尖的教授、著名文豪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性骚扰，公众的目光又指向耶鲁。苏珊·霍克菲尔德身为女性代表耶鲁，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的情况下，十分难处。她避开就事论事，立即重申耶鲁一贯反对性骚扰的立场和严格的政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积极方面，使耶鲁从这个尴尬的问题上迅速脱身。 这次萨默斯在女性科学家问题上漏嘴出事，麻省理工的女教授首先发难，人们的目光自然全盯在这个即将在哈佛门口当麻省理工校长的女科学家身上。她不出面谴责不行。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多世纪前，哈佛试图吞并麻省理工，引得两校势同水火。可是自1905年哈佛放弃兼并梦后，两校相处甚为融洽，甚至达成默契，不互相挖对方的教授。这一战咯关系，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一山能容二虎之关键。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下，苏珊·霍克菲尔德迅速和斯坦福、普林斯顿的校长一起发表声明，对萨默斯的言论表示有节制的批评。不过，声明迅速从具体事情上移开，提出了如何鼓励妇女从事科学事业的实际计划，避免激化冲突。 可见，苏珊·霍克菲尔德在处理这一系列危机时，手腕极其圆熟。她总是避免过多卷入具体的争执，善于把大家的目光引向未来，而且行动迅速，不给媒体留下炒作的时间。这种高姿态、有效率的作风，常常在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之前就化解了麻烦，几面都不得罪人，同时又给各方提供了发展的远景和希望。作为一个处于各种利益冲突之中心的校长，这当然是一项理想的素质。 不过，更为重要的还不是政治，而是麻省理工在学科上的转型需要她这样的人才。麻省理工是个传统的工学院，修路造桥似乎才是正业。但如今，这些行当早已经够不上高科技。甚至计算机科学，也很难代表高科技的最先锋。20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学科，是生命科学。2004年总统大选时，干细胞研究成了一个中心主题，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冷战期间，五角大楼一直是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源。麻省理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军事工业展开的。如今，生物工程在麻省理工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五角大楼的项目，成为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政依靠。2000年，麻省理工接受了35亿的捐款建设大脑研究的机构。这是麻省理工历史上得到的最大捐助。2003年，麻省理工和哈佛共享1亿美元的研究拨款，进行基因资料的实用处理。2004年，麻省理工从国家健康协会拿到的拨款超过了五角大楼。 这一系列发展，要求麻省理工改变传统的工学院的面孔，把关注点从硬邦邦、冷冰冰的机械，转向生命。为此，1990年麻省理工聘任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为校长。这也是麻省理工首次要生物学家来充当领袖。菲利普·夏普公开接受了聘任，但在24小时之内，鬼使神差地又变了主意，使麻省理工受挫。如今，能把自己对一块表的兴趣转化为对人脑的研究的苏珊·霍克菲尔德，当然是把麻省理工从对机械的研究带入对生命的研究的最理想的人选了。 这样的转型，并非象牙之塔里的小波澜，而是体现了美国经济的深层变化。这个变化，你看一看《波士顿环球报》在1990年和2005年排出的本地百强企业就明白了。1990年，百强中有9家计算机公司，如今只剩2家；1990年有4家技术服务公司，现在仅2家；1990年有18家高科技制造公司，如今仅13家。再看生命科学领域：1990年百强中没有生物技术公司，如今有4家；1990年医疗设备公司也是零，如今已经增长到了14家。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和医药被称为领导生命科技的“超级团队”。比如波士顿科技公司，是一个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其最著名的产品，叫Taxus stent。这一超微型设备用来植入人体的血管中，保证血液能够从栓塞的动脉中流过；同时，这个小机器被一层药衣裹住，此药物能够预防血管中的伤痕形成新的栓塞。此项技术的发明，使一些心脏病患者避免了危险的开胸手术。结果，2004年，该公司的销售额从2003年的不到35亿美元上升到56亿多，利润从不足5亿上升到10亿多。 除了这些企业外，还有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跨国公司，因为总部不设在波士顿，没有被算在百强之内。如瑞士的Novafitis AG在2003年把自己的研究中心移到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的剑桥地区，雇用上千个科学家和服务人员。这些大公司看中的，就是波士顿的人才。麻省理工实际上已经被生命科学的产业所包围，不改变也不行。 在90年代IT泡沫破灭后，生命科学产业正迅速崛起，取代计算机产业成为经济的带头羊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健康开支，又占GDP的将近14％，遥遥领先于任何发达国家，平均1000个人1个医生，1000个人1张病床。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防经费虽然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国防经费的总和还多，但不过占其GDP的3％多一点；美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一流大学，其教育经费也仅花掉GDP的56％。可见，医疗是美国的最大产业。如今美国面临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进入老年的时代，这代“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力军的健康需求，更加刺激了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 回应这样的挑战，自然需要新的领袖、专业学科的重组，同时理工教育也必须改革。生命科学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和生命。科学和价值观念、道德问题会纠缠不清。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发展，甚至安乐死的争议，都涉及深刻的伦理问题，一点细节就会招致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卷入。树大招风。过去麻省理工和五角大楼合作最多，如今还面临本校著名教授特德·波斯托尔（Ted Postol）对学校在导弹防御计划的研究中涉嫌弄虚作假的腐败指控。日后生命科学迅速成长，生命伦理方面的官司肯定不少。苏珊·霍克菲尔德的政治技巧，为麻省理工未来应付这样的政治、宗教争议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同时，这些问题，在实验室中是解决不了的。麻省理工不能再把学生关在实验室里，而要扩展其人文教育。这一变化，在目前的麻省理工本科教育中已经显示出来。过去麻省理工招生时总把加州理工学院看成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则要和普林斯顿争夺学生。同时，欧盟也有不少人酝酿在波兰建设一个欧洲的麻省理工，挑战美国的科技优势。要保住美国的科技优势，麻省理工任重道远。它目前的转型，预示着世界顶尖的理工科教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