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人都明白，关键还是要孩子读书好。读书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学费越贵，奖学金就越多，需要的贷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进名校常常意味着享受免费教育，而且即使因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常常也就花几千块，很少超过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美国各大名校之间的竞争这几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大家拼得最凶的一个领域，就是看谁给贫困生提供的条件最优越。也就是说，大家通过扶贫来斗富。 美国名校的财政实力，主要看其所拥有的捐赠基金。在这方面，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耶鲁分列第一、第二位，捐赠基金各有225亿和127亿多美元。但实际上，捐赠基金不足100亿、排名第三的普林斯顿是最富的。因为普林斯顿规模小，平均每个学生拥有的捐赠基金就成了各名校中最高的，学校在每个学生人头上就更花得起钱。所以，1998年，普林斯顿宣布，凡是家庭收入46500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代。美国给学生提供的教育财政资助常常是奖学金和贷款混合。奖学金不用偿还，但贷款是需要偿还的。不过贷款从利率到偿还期都非常优厚。用部分贷款上名校，本是一个回报甚厚的投资。但人们很快发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受惯了穷，有心理问题，比起富家子弟来，他们特别怕负债。一听说贷款上学，毕业后欠一两万块的债，他们就可能在名校面前止步。毕竟，让一个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想象自己4年后在华尔街挣6位数年薪的情景是非常困难的。普林斯顿这一招，就是打消贫困生负债的顾虑，把最优秀的学生抢到手。2001年，普林斯顿索性把这一政策扩张覆盖到所有学生：只要你需要并有资格获得财政资助，你拿到的就全是奖学金。贷款上学在普林斯顿从此消失。 普林斯顿连出两张硬牌，等于逼着其竞争对手跟牌。但是，普林斯顿的钱太多，手面太大，其他学校跟不起。等到2004年哈佛大学才宣布，凡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教育费用全免。这张牌比普林斯顿的牌还是软得多。因为普林斯顿的计划等于给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其中有些学生的家庭年收入远远高出4万美元。哈佛这张牌，其他学校倒跟得起。2004年，布朗宣布以1亿美元将135名学生的贷款替换成奖学金。2005年，耶鲁宣布家庭年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学生，教育费用全免。斯坦福在2006年3月宣布了同样的政策。几天后，宾夕法尼亚宣布家庭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换。 大家拼来拼去，还是没有人能挑战普林斯顿，但是全都能和哈佛叫板。因为那几个学校已经把免费教育的基准，从哈佛的家庭年收入4万以下，提高到45万甚至5万以下。这就把世界第一名校逼到了墙角里。结果，2006年3月30日，哈佛大学宣布，其学生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教育费用全免。 这里有几点必须澄清。第一，教育费用全免，并非一切都是无偿的。学校可以给学生安排一些校内工作，其收入可以作为奖学金的一部分。不过，学生的校内工作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保证不影响学生的学习。事实上，大部分工作非常轻松。许多学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看书。第二，所谓教育经费，不仅仅指学费，而且包括住宿、伙食、学习用品等所有正当教育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一年可达四五万美元。那些家庭收入超过6万美元的学生，有许多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他们一般都根据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只不过不是免费上大学而已。 更重要的是，哈佛最近的决定，以及普林斯顿2001年给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奖学金的做法，突破了扶贫的范围。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为5万美元上下。年收入6万美元，已经属于中产阶级，很难算是贫困户。最近十几年，中产阶级一直在抱怨，百万富翁们上学花钱不在乎，穷人上学有人给埋单，唯独中产阶级需要承担相当的教育费用，养一个大学生最难。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做法，等于给中产阶级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绝不会忽视你们的利益。实际上，许多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孩子上大学照样拿奖学金。 许多美国人都明白，关键还是要孩子读书好。读书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学费越贵，奖学金就越多，需要的贷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进名校常常意味着享受免费教育，而且即使因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常常也就花几千块，很少超过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当然，哈佛最近的行为，不过是大学争夺贫困生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军备竞赛”的一个小段落。大家日后还会层层加码。名校通过扶贫来斗富的好戏，也许还在后面。 大学要培养未来的领导阶层--寄宿学院与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误解 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中国不久前掀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似乎名声不好，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对这一运动所提出的一些误导性的概念，却很少有人清算。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 人们也许还记得，这场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和评论家们，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并美其名曰“美国模式”。甚至有人说，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主要是看其博士课程的质量。说这些话的人，不少是在国外的“一流大学”受过训练的权威人士。虽然他们蒙昧于美国大学的历史及其人文传统，由于他们的“牌子”响亮，公众对他们的话往往不加怀疑、不作分析。结果大家普遍相信：中国的大学要办成一流，就要向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发展，把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故事是，2005年教育部宣布取消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禁令，引起一阵欢呼。但对于大学生住校的意义，却很少有人讨论。我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看来公众乃至教育界人士，对美国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没有足够地注意，或者完全无知。简单地说，研究性大学19世纪末在美国发轫，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研究性大学的一个反驳，代表的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只有将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所代表的传统综合考查，分析两者的冲突与交融，才能理解美国大学的精神与成就，才能为我们的大学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 19世纪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国的大学模式。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则是遵循英国的传统，特别是牛津和剑桥的传统。当时德国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激发了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但是，从文化源流上讲，美国与英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英国对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所以，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以剑桥特别是牛津为范本，建设本科生寄宿学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1876年，当以研究为导向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还处于雏形。但到了1880年，形势大转。哈佛大学首先给其教授半薪的学术休假。在高等教育界，要求给教授休假进行学术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做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在这一反对派中，有几位重量级选手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先是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在1902年到1910年间出任普林斯顿的校长，后来当了新泽西的州长，并于1912年当选美国总统，又于1916年连任，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总统。他提出，大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学，更在于“学的精神”。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而言，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the totality of college life），而非仅仅是课堂教学。学生和老师课外的交流，和正式的教学一样重要。教师除了要对学术作出贡献外，还要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大学应该是一个使学生能够安居的“心灵的花园”（a garden of the mind）。 不过，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校长的任上仅待了8年。1906年，他试图把普林斯顿本科生的餐饮俱乐部改革成住校制的本科生学院，引起校友的反对，未能成功，但由此赢得了改革者的名声，为将来从政挣来了政治资本。190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提出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分为8个学院（quadrangle），师生共居。但他1905年去世，壮志未酬。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哈佛的努力。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哈佛的教授就提出把本科教育重新组合成几个小的本科生学院的建议，但以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首的校方未予理睬。艾略特可以说是哈佛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校长，从1869年到1909年主政40年，正逢美国大学向研究性大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属于当时美国的统治集团（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中的权贵。不过在思想上，他是这个集团中最自由派的一翼。面对当时的移民狂潮和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他主张哈佛要向全社会开放，从各个阶层吸收有才干的青年，而不是只为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这一小统治集团服务。他声称：“最穷的学生和最富的学生同样受欢迎。”为了使穷困的优秀学生能进哈佛，他用奖学金制度，使哈佛的学生群体比起耶鲁、普林斯顿来更加多元化。他还推行了自由选课制，要求提高学校的学术品位，要把哈佛从一个富家子弟镀金的地方变成一个严肃的学府。他甚至要取消橄榄球比赛，因为这种运动太野蛮，而且橄榄球运动员一般功课都不好。在他任上，在常青藤三巨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中，哈佛成了最向平民百姓开放的学校。许多公立学校出身的孩子，特别是犹太人，靠着自己的功课好挤进这个上流社会的预备班。同时，哈佛也越来越向研究性大学转型。 不过，向社会开放的另一结果是：一些平民子弟和富家子弟在一起读书，使校内的贫富分化变得格外刺眼。当时的学生，基本住在两个地方。来自贵族寄宿学校的富家子弟，住在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上号称“金岸”（Gold Coast）的豪宅中。公立学校出身的平民学生，挤在哈佛院（Harvard Yard）中寒酸的宿舍里，有的甚至没有暖气和自来水。艾略特虽然将校门向平民百姓打开，对校内的贫富隔离却不上心。 艾略特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和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他们强调教育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即对学生品格的培养。19世纪末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美国，冲淡了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的种族优势。到了20世纪初，反移民的浪潮席卷美国。在大学中，捍卫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保守派的首要任务。面对大学的德国化，许多人开始从英国的传统中寻找源泉，来重塑美国的大学精神。 皮博迪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军人物。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几乎与艾略特不相上下。他年轻时到英国著名的寄宿学校切尔腾纳姆公学（Cheltenham College）读书，后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对英国的寄宿制教育格外心仪。回国后于1884年在波士顿郊外40多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格罗顿”（Groton）的寄宿学校，自任校长。除了格罗顿外，在1883年到1903年间，另有6所著名的精英寄宿学校成立：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1883），霍奇基斯（Hotchkiss，1892），乔特（Choate，1896），圣乔治（St．George‘s，1896），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1901），肯特（Kent，1906）。这七大寄宿学校，成为塑造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的文化品格的大本营。其中以格罗顿最为精英。其毕业生不仅是哈佛的骨干，而且进入美国社会各界的领导阶层。比如后来当了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阁僚、后来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全是格罗顿出身。罗斯福一生都把皮博迪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19世纪末，当皮博迪通过格罗顿把英国的寄宿制教育变成美国教育界的样板时，英国寄宿制的公学毕业生进入牛津、剑桥，强化了那里的寄宿学院已经有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大学住校的经验，成为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牛津、剑桥的学院制施行师生共宿，教授和学生常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学生通过体育竞赛、共同的饮食起居，培养对学院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的品格的必要手段。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德温·斯洛森（Edwin Slosson）严厉抨击德国化的研究型学者使师生之间形同路人，使美国大学失去了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他认为，每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要有至少一个教授作为他的密友。这个教授不仅了解他的学术训练和进程，而且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的能力和不足。不过，这样的呼声一直被强调大学的研究性、知识的创造性的压倒性诉求所淹没。 1906年，艾略特从哈佛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尽管他有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但最后成为哈佛校长的，是异常保守的洛厄尔。皮博迪对此异常振奋，希望艾略特的离任给哈佛带来新的精神氛围。 洛厄尔也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豪门，是优秀的法学家。他对滚滚而至的移民，特别是从东欧等地而来的移民痛心疾首，认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种族、文化的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认为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学生在身体、灵魂和思想上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帝国的命运决定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大学培养的精英必须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有强烈的凝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才能在于他们高度的自治的能力。这是其优越的政治传统之精华。当时牛津、剑桥还没有授予博士学位，在知识的创造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些对洛厄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牛津和剑桥培养的学生受过广泛通才训练，社会技能纯熟，能够充当社会的领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3倍，但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0倍。1900年，美国有977所大学，不到24万学生。1920年，大学数量达到1041所，学生人数将近60万。到1940年，有140万学生在1708所大学读书。“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许多本来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退伍兵获得了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刺激了大学的扩张。到了1964年，婴儿潮的前锋到了读大学的年龄，结果有530万大学生在校就读。这也怪不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校园政治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如《经济学人》在其“世界大学概览”中指出的，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不过，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精英大学，普遍采取住校制。以耶鲁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个学院中。这样每个学院就成了几百个学生同吃、同住、同学的小世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大学本科的头两年都要在寄宿学院度过。而大部分学生，整个4年都在学院中住宿。每个学院有一个住院的院长，叫“Master”。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许多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本系，而在学院中。另外，各学院还安排“学院讨论班”，下午和晚间在学院举行，每班最多18人，写作讨论班则限制在15人。 学院甚至还专门设有英文辅导老师。学生写读书报告时对自己的英文没有把握，可以向这些辅导老师寻求帮助。各学院里，餐厅、健身房、教室、图书馆，样样设施俱全。总之，这样的学院远远超出大学宿舍的范畴，旨在为学生的知识、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环境。毕业后素不相识的耶鲁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如果碰巧是一个学院出身，就更是亲上加亲。一位在另一个小本科生学院威廉斯毕业的朋友告诉我：“我在那里碰到我后来的丈夫，度过了一生最好的时光。这是学校所希望的：学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后不管你活多久、走多远，学院永远是你的家。你对之有终生的忠诚。” 研究性大学和寄宿制学院，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着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许多批评家--包括亚当·斯密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是，捍卫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人指出，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恶行。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自治的政治传统和天赋，频频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干变成破坏性的力量。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牛津、剑桥的传统培养的优秀公民和领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话，认为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训练出来的子弟打赢的。 其实，要解释这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仅仅讨论牛津、剑桥是远远不够的。寄宿制的教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在斯巴达，所有公民都要在俭朴的共同居室中长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特别强调，为培养城邦的统治阶层，即城邦的守护人，必须让他们集体在公共居室长大，甚至不能有私有财产，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献身于公共事务的美德。实际上，皮博迪在设计格罗顿时，就特别参考斯巴达的原则。在这个美国头号贵族学校中，孩子们必须寄宿在窄小、荒秃、毫无隐私可言的小隔间中。淋浴必须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钱最多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还必须捐献给星期天的宗教活动。所有孩子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在皮博迪看来，这种斯巴达式的贫困、严酷的教育，培养孩子对集体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使他们有高度的公共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这也难怪，1940年纳粹占领了法国时，当时已经当了美国总统的格罗顿毕业生罗斯福，充满敬畏之情地给自己的老校长皮博迪写信：“40多年前，你向我们谈起如何不要在长大成人后忘记男孩子时期的理想。这些格罗顿的理想，这些被你所教导的理想，我将努力永远不忘。你的话依然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几百位‘我们这些男孩子’的心中。”其实何止是罗斯福和格罗顿子弟，面临严峻的历史挑战，许多寄宿学校训练出来的富家子弟，如肯尼迪兄弟、老布什等，二话不说就慷慨出征，有的壮烈战死，活下来的许多人成为国家的领袖。 大学的寄宿制，实际上正是遵循这样的传统。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我们片面强调研究性大学，忽视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不仅大大扭曲了美国大学的面貌和经验，而且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当我们模仿这样一个被扭曲的样板时，大学就会片面耗资投入研究，置学生的教育而不顾。或者一味培养专家，忽视了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责任，使得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应付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实际上，中国的本科教育，比起博士教育来，更需要彻底的变革。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应该把目前的宿舍改造成师生共居、教育与生活混合的寄宿学院，免费或以低收费供大一大二的学生居住。在这两年中，大学的教育应该打破以系为中心的专业制，改成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富于远见，怀抱着高尚的道德目标和勇气的人，才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条件下，领导未来的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寄宿学院制，为培养这样的品性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一个有“富不过三代”警世格言的国度，在高度的经济增长和前所未有的财富面前，我们的大学，更应该把培养未来领袖阶层的品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