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念大学时，就已有幸认识特蕾莎修女。那时我还与在罗马（Roma）生活的斯洛伐克流亡主教帕沃尔•赫尼利察（Pavol Hnilica）是关系密切的同事。他曾创办救济组织“为了兄弟”（Pro Fratribus），用来资助当时东欧集团的地下教会。赫尼利察主教是在1964年由孟买（Mumbai）举办的国际圣体大会（Eucharistischen Kongress）上认识特蕾莎修女的。在那次大会上，他也许也感受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人格魅力。所以接下来他才会不断劝说保罗六世（Paul VI） 邀请特蕾莎修女来罗马。最后，他的劝说成为了现实。此外，赫尼利察还协助特蕾莎修女完成了她首个位于罗马郊区托菲斯卡勒（Tor Fiscale）的修女分支机构的建成。 身为主教同事，特蕾莎修女来访期间，我陪伴在赫尼利察主教身边。主教去她在罗马的下榻处圣贵格利教堂（San Gregorio）拜访时，我也是如此。但每次我都不敢吱声。那时我认为，众多的访客们应该保持肃静，尤其是此时，因为特蕾莎修女正被无数拥在赫尼利察主教身边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打扰。 那时的罗马处处都是有趣的大人物，当然我也把特蕾莎修女算入其中一位。但就在这次我们拜访她的过程中，她的行为推翻了我的一切偏见。她对待主教和其他访客们的方式不是坐在一起，让大家听她侃侃而谈，而是选择了陪同所有人一起进入祈祷室，跪下，接着在圣体面前保持祈祷的姿势。我忽然明白，她想要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她自己，更不是她的工作，而是圣体！ 1982年，在我的神甫授职仪式结束后，特蕾莎修女来到了罗马。接下来几年，我又幸运地被选中陪伴她度过无数次旅行，这一切恩惠都要归功于赫尼利察主教不会说英语。赫尼利察主教和特蕾莎修女虽然可以通过前者说斯洛伐克语后者说塞尔维亚语的方式勉强交流，但当他们要谈论一个更加复杂的事情时，他们就不得不需要一个口译人员。因此我成了他们的人选。 记得我初次担任口译时，有一次我单独陪她出去，后来又单独陪她回来，那时我只不过是赫尼利察主教身边的一位新神父。在那次单独同她一起时，我曾问她，如果一位被刚授予神职的新神父内心十分渴望去俄罗斯传教，那他应该怎么办。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应该做他的主教吩咐给他的事。” 我立即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继续问道：“要是他的主教什么也没吩咐，那么他又应该怎么做呢？” 特蕾莎修女思考片刻后，对我说：“那么他应该做他的教皇吩咐给他的事。” 没过多久，我就间接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apst Johannes Paul II）那里接到委托，陪同特蕾莎修女先去莫斯科，再到亚美尼亚（Armenia）。圣座国务卿安其罗•索达诺（Angelo Sodano）命令我全权代表教皇参加此次陪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