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应命，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谓“新房子”，指的是“缘缘堂”。 ... 查看全部[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 查看全部[ 六年“华屋” ]
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有了逃难的方向——去桐庐投奔马先... 查看全部[ 宁为流亡者 不当亡国奴 ]
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1938年3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 查看全部[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 查看全部[ “艺术的逃难” ]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 查看全部[ 湖畔小屋 ]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 查看全部[ 在台湾56天 ]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 查看全部[ 日月楼中日月长 ]
1962年1月18日，爸爸受照顾，以450元买到了我家第一台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电子管的，很庞大。而且不像现在这样买来就可以看，必须去电视台接受“培训”。我去了。在一个厅里坐满了人。上面的教师教我们如何开机，如何调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等等。 电视机拿到我们家后，家里的人多么兴奋啊！... 查看全部[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 查看全部[ 无穷尽的批斗 ]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日“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 查看全部[ “隔离审查” ]